贤人第十八范旭东

企业家的现代含义

范旭东（1883~1945），中国实业家。原名源让，字明俊，又名锐，湖南湘阴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14 年起先后开办久大盐业公司、永利制碱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曾任中国化学会会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范旭东的企业是成功的。据说，在永利碱厂工作过的老人，回忆起过去的岁月，仍充满着对他的怀念。老人们说：“永利碱厂工人们最得意的有两件事，一是凭着永利碱厂的厂徽可以在南京的商店里赊账，因为商家知道永利碱厂的工人有钱，不会赖账。厂徽的背后有编号，也不怕找不到人。二是厂里发给每家一台华生牌电扇。”

无论是当时人感受、观察，还是后来人分析、认知，我国现代史都是一部动荡不宁的历史。在这种动荡的时代要想做企业，几乎千难万难。当代企业家动辄说，他们的生存离不开好的政策环境，离不开党的领导。那么在清末民初、军阀混乱、抗战时期等乱世中活动的企业家们又能如何呢？如果还原当时企业家们的生存环境，可以说那是如今矫情或幸福着的当代企业家们的神经心智不堪承受的。但我国现代最初的企业精英们不仅经受了最险恶的新生之旅，而且给历史提交了一份后人至今无法企及的答卷。

当范旭东留学日本回国的时候，贫穷的身世和较好的人脉资源似乎注定他要及时兑现人生成功，就像今人在形格势禁的市场体制生存中勇攀成功生活之路一样。范旭东出生于湖南湘阴东乡的一个书香门第。六岁时其父去世，家境贫寒，全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九岁时，其长兄源濂任私塾教师，他得以继续求学。后来考取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在大学期间跟兄长的老师梁启超接触，回国后恰逢辛亥革命后的政局动荡。梁启超和范源濂等人都在民国政府里担任要职，范旭东由梁启超推荐到天津制币厂任总稽核，1912年 7月，范旭东在北京政府农商部任职，1913年，由于兄长的帮助，三十岁的范旭东被北京政府派往欧洲考察盐务。

这几乎是事务官、政务官的必然道路。这样的官宦生涯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在欧洲近一年间，他参观了欧洲大陆各国矿盐产地和沿海盐场，次年，回国后向当局提出了改革盐政的建议，主张取消专商、废除引岸、改良盐产、统一税率。但他的建议被束之高阁，对官场黑暗厌恶不已的范旭东很快做出了选择，辞去公职，放弃优裕的生活，离开政治中心北京，从头开始创业。

当时的西方发达国家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 85％的盐不许用来喂养牲畜；可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 50％的盐供人食用，中国人因此被称为“食土民族”！中国人的民间传说、乡野童话中也称某种黑泥巴是能治病的又咸又香的仙丹妙药。1914年冬天，范旭东一个人来到天津塘沽。这个曾受到八国联军洗劫的海边地带仍是一片凄凉，不过，盐碱遍地，无边无际，如冰似雪，一片晶莹。范旭东后来曾对陈调甫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不能树立发展祖国化学工业的雄心，那就太没有志气了！”他在附近荒凉的渔村中，开始了研制精盐的试验，终于将粗黑的海盐变成了雪白的精盐，氯化钠的含量达到了90％以上。1915年 6月，范旭东集资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从厂房设计、资金预算、设备选择直到机械安装，他事事到场。8月正式投产，产品商标定为“海王”。1916年，第一批国产精盐运往天津销售，揭开了中国盐业史和重化工业史上新的一页。

从 1914年到 1945年，范旭东在我国近现代重化工业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第一个用几口铁锅建造了精盐厂，第一个办起制碱厂、烧碱厂，第一个创建了硫酸铵厂，第一个建立全国精盐协会，第一个在川西南开辟出新的战时化工基地。毛泽东曾说中国近代工业，有四个人不能被忘记，范旭东正是其中之一。称范是中国工业的先驱者之一，实非过誉。有学者谈论范旭东的筚路蓝缕创业历程：“诸如筹资融资之艰难、技术基础之薄弱、专业人才之匮乏，以及股东目光之短浅、外商挤压之蛮横、市场发育之病态，等等，实令后人难以想象。其间，范旭东曾因盐场建设进度延迟而被董事唾骂，因有了‘名气’而遭军阀绑架勒索，因产品畅销而面对卜内门公司（曾为英国最大化工企业、世界最大的化学公司之一）的不正当竞争，直至逝世前呕心沥血搞出的宏伟计划，在宋子文、孔祥熙的钩心斗角中不了了之 ……”

范旭东是在传统中国盐业的势力范围内争取一个人创业的自由，那里面有盐警、盐商、盐官等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以及官府的盐业管制体制，比如引岸制，即官府把食盐的运销特权转让给大盐商，盐商们便以包买包销的手段控制了盐业生产和销售市场。盐商们持有官府发给的引票，在指定地区卖盐。范旭东能从中为新生的现代盐业搏击出一条道路，从没有政策环境中顽强地生长出来，几乎有“凿空”之功。

这个从传统体制中挤出来的企业家，在一穷二白的现代国民生活面前，几乎是一个战略家。他生产出了现代国民可食之精盐，但面对外人所说的“中国人只知道盐是吃的，不知道盐还能干别的用”，范旭东又向其他盐制品进军，如酱油业，最重要的，范自承：“我去欧洲考察以后，越发感到一个国家若无制碱工业，便谈不到化学工业的发展。我之所以先创办久大精盐厂，正是为下一步变盐为碱，然后再发展中国的制酸工业，孕育强壮的中国化学工业之母。”

1918年 11月，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召开成立大会，招募银元四十万。范旭东被董事会推选为总经理。但制碱比制盐更为艰难。外国人封锁关键技术，改进生产设备又缺乏资金，股东纷纷退出，永利几乎面临破产。1921年，为了摆脱困境，范旭东派陈调甫赴美考察，并委托他在美国物色人才，以高薪先后聘请了留美化工专家侯德榜和美国工程师李佐华，在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技术难题后，永利于 1924年 8月开工生产。但六年的设计安装耗资 160万元，出产的碱完全不合格，碱厂被迫停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垄断中国碱业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见永利公司受挫，趁机要求收购。1925年，各路军阀先后多次勒索已经“成名”的范旭东，在一次被绑票事件中，军阀讹诈久大十三万元之多。范旭东被救出后失声痛哭，感叹在中国办工业之艰难。

由于侯德榜等人的努力，制碱失败的原因被找出，1926年 6月，永利厂重新开工，每日生产优质纯碱达三十吨以上。8月，“红三角”牌纯碱参加在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一举获得金质奖。卜内门公司不甘心它在中国被永利取代，又使出了降价抛售的手法，范旭东利用中日两国市场的轻重缓急得失，成功击败了卜内门公司独霸中国市场的企图。后来人把范旭东这种“调虎离山”或“围魏救赵”之策，当做商战成功的典范。

永利办起来之后，范旭东又开始着手创办制酸工业。1929年1月，范旭东向国民政府的实业部提交报告，计划发展纯碱、硫酸、合成氨、硝酸等工业。1933年 11月，范旭东正式呈文政府备案承办硫酸铔厂。1937年 2月，一座远东第一流的大型硫酸厂，在南京大厂镇顺利落成。日产硫酸铔二百五十吨，硝酸四十吨。范旭东把酸碱称作化工的两大翅膀，他为此说：“中国基本化工的另一只翅膀生长出来，从此海阔天空，听凭中国化工翱翔！”

但国际国内环境并不容许范旭东的民族工业发展战略。“七•七”事变后，当时在整个亚洲都首屈一指的“盐碱大王”范旭东和他的化工厂，因能生产化工产品和军需物资，让日本人心生觊觎。塘沽沦陷后，日军把“久大”、“永利”两厂包围，派出代表，要求合作，遭到严词拒绝，结果被强行接管。范说：“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为了不重蹈覆辙，范旭东决定南京硫酸厂搬迁，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都抢运西移，笨重无法移动的设备，则将仪表拆走，其余拆下投入长江。在西迁的路上，他鼓励员工说：“这不是逃难，是创业。”

从 1914年到 1937年，范旭东以个人的努力，打造出中国的现代基本化工业。在国难家仇面前，他重新创业，决心为中国再创一个化工中心。从头再来虽然“豪迈”，却是辛酸的。当时国民政府虽然答应给予贷款两千万元，但直到 1939年底才定下合同。范旭东从美国购买的机器设备，由于日军的封锁，运往四川异常困难。1940年，驻越南的法军投降，范旭东途经越南的机器五百吨被日军拦截。其他器材不得不改由路程更长、路线更崎岖的滇缅线内运。为此，范旭东亲赴美国，购置载重汽车二百辆，又转赴仰光进行运输准备。虽然历经千辛万苦，范旭东购买的设备还是未能运抵四川。

范旭东选定的碱厂厂址设在四川省犍为县岷江畔五通桥的老龙坝，为纪念塘沽的事业，他将老龙坝改名为“新塘沽”。五通桥的盐源比不上塘沽，井盐跟海盐差别很大，塘沽的制碱方法必须改进。为了提高食盐的利用率和减少污染，1938年 8月，范旭东派侯德榜等人到欧美考察，侯德榜不负厚望，经过五百次试验，新法制碱终于宣告成功。1941年 3月，范旭东集会宣布将新的制碱方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侯德榜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侯宝林在相声里就说过侯德榜，“他做的碱疙瘩好吃。”

事业也给范旭东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声望。1938年起，范旭东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连任四届，得以再次接近政府高层。其间政府高官企图控制永利，以谋私利，都被范旭东拒绝。范旭东坚持了企业的独立性，却深受官僚资本的重压，因此他的企业一直惨淡经营。受设备、资金短缺的影响，在大后方的“永利”一直处在惨淡经营的状况，特别是在抗战形势最艰难的 1941—1943年，永利厂几乎被压垮，每人每月只发给白米三斗，每三口人才发一块银元的零花钱。但范旭东毫不气馁，而是眼光长远，拟定了战后的事业发展。1944年 11月，范旭东赴美出席在东美太平洋城举行的战后工商国际开发会议，第二年初，范旭东与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商约借款，美方破例以优惠的条件借款一千六百万美元，只要中国政府担保，即可履行放款手续。但由于政府官员和部门的相互推诿，范旭东的借款建设计划“未予批准”。同年，范旭东以参政员的身份向政府建议设置经济参谋部，制定战后建设计划纲领，同样无人问津。

这个雄才大略的社会企业家不幸于 1945年 10月 4日辞世。据说，他的事业伙伴侯德榜当时的反应是“悲恸三日，足不出户”。当时国共两党领袖及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蒋介石称其“力行致用”；毛泽东送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业内同仁更是赞其“私德可与事业媲美”。才子文豪郭沫若则写下了精当的挽联：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世不能语。”

这个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了实实在在贡献的中国人很少想到个人私利。他曾经说过自己不愿涉足冲突，而只愿开新局，他说过自己不是一个商人，“新旧冲突，在我个人极不愿意有，情肯为打开新局面拼命，懒得和腐旧的撕缠。久大当日兴办，大家都没有什么深意，说起惹人发笑。在我看，‘书生之见’比‘发财之念’浓厚得多，就是现在也不两样，要有冲突，应当从思想方面惹出来，决不料会在买卖上纠缠不已。”他自律甚严，即使在生意顺利的天津时期，家中生活还是比较拘谨。日常食用的大米都是从老家湖南乡下运来，因为这样比在北京、天津购粮要便宜多了。两个女儿出生以后，范旭东的收入不够养家，就靠妻子的一些陪嫁首饰帮补家计。他全部的心思都投入到公司的经营上，所得的酬劳几乎绝大部分用于事业了；至于家庭，则完全由妻子一手打理。范旭东去世后，家中生计更为艰难，直到 1948年，永利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永利公司的所有资产平均分作十一份，其中一份的五分之一赠送给范氏遗孀作为抚恤金，这些股息才保障了范氏后人生活无忧。

范旭东的企业是成功的。据说，在永利碱厂工作过的老人，回忆起过去的岁月，仍充满着对他的怀念。老人们说：“永利碱厂工人们最得意的有两件事，一是凭着永利碱厂的厂徽可以在南京的商店里赊账，因为商家知道永利碱厂的工人有钱，不会赖账。厂徽的背后有编号，也不怕找不到人。二是厂里发给每家一台华生牌电扇。”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能用上电扇，比中国普及电扇的时间整整早了三十年。1949年后，公司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演变成国营，工人们有了新旧对比，不少人私下抱怨，在国营企业还比不上在范老板手下做事所得到的待遇。

跟商人参照，他是社会企业家；跟社会企业家参照，他是社会战略家。他提倡科学救国，对科研工作极其重视。1922年 8月，他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这是中国“私人企业中设立的第一个化工研究机关”。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中国第一个民营化工研究机构。建在久大精盐厂附近，耗资十万余银元，是一座能够供给一百位化学师研究之用的新型化工研究室。研究社包括有定量分析室、定性分析室、化学实验室、动力室等，并附有图书馆，购到各国有关化工等方面的书籍五千余种，专门杂志十余种。“要维持‘黄海’，又多一份开支，人皆笑范有些傻气。”由于当时资金困难，范旭东拿出董事会给他的久大和永利创办人酬劳金，用来创办黄海。他不仅用高薪聘请技术专家，还培养自己的人才团队。据说，凡是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毕业生前三名的，他都想办法聘用，以至于在黄海研究社成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范旭东聚集和培养了三百多名化工技术人才，这些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建设化学工业的技术骨干。研究社后来并入了中国科学院。1949年，周恩来看望侯德榜时，称赞范旭东培养人才的业绩，说“永利”集团是“人才篓子”。

这个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的爱国者还有着当时中国人罕有的人类情怀。在他进军制碱工业时，当时最新的“苏尔维法”制碱方法虽然问世已经有五十年，却一直被西方少数几个国家所垄断，严格保密。范旭东从家中实验起，历尽艰辛，到侯德榜制碱成功后，他鼓励侯德榜写一本制碱的学术著作，以揭开制碱工业的神秘面纱。1933年，侯德榜用英文写成的《纯碱制造》一书，在美国纽约正式出版。七十多年后，我们仍可以从书的朴素前言中感受中国人的胸怀：“本著作可说是对存心严加保密长达世纪之久的氨碱工艺的一个突破。在以英文撰写的此类专著中或许是第一部。书中叙述了氨碱制造工艺方法，对其细节尽可能叙述详尽，并以做到切实可行为本书的特点。书中内容是作者在厂十多年从直接参加操作中所获的经验、记录以及观察、心得等自然发展而形成的。作者认为这一生产工艺的许多方面还需要做研究改进的工作；还认为在物理化学的这一领域中处理大量气体与液体的经验及数据应当公之于世界为其他化学工业所利用。这是出版此书的基本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