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注解者（自序）

     ——怀念文博大家王世襄先生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走完了他95年漫长而又充实的人生路，作别了这个曾经给过他许多痛苦，也给过他无限欢乐的大千世界，并于次日火化。这定是先生早就做好的安排，因为他一生淡泊名利，不事张扬，死后也不愿给别人添更多的麻烦。

  王世襄，号畅庵，堂号俪松居，是当代注明的学者，当代的著名学者、收藏大家、文物鉴定家福州闽侯人，1914年出生于北京，受家庭影响，自幼挚爱祖国传统文化。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早年毕业于南阳公学，曾任晚  清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民国后任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后又担任过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1914年王继曾在北京东城芳嘉园置下一座四合院，同年王世襄就出生  在这个四合院里。王世襄的母亲金章(号陶陶女史)是民国著名的鱼藻画家，有画  鱼专著《濠梁知乐集》行世。王世襄的大舅金北楼是民国时期北方画坛的领袖人物，1920年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其人时至今日在画坛上都有影响。二舅金东溪和四舅金西 也都是影响一时的竹刻大家。20世纪80年代，王世襄曾整理出版了四舅金西 的《刻竹小言》，在竹刻界引起不小的反响。殷实的家庭背景以及良好的艺术氛围，使王世襄自幼就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后来喜好文物、古玩的基因也就此在他的血脉里生根发芽。

离芳嘉园不远就是东堂子胡同，我国著名的学者、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幼年时期就在这里居住和生活。同样对传统文化和文物收藏的爱好，使他们自幼就结为好友，两人还曾在20世纪的1950年以捡漏的方式，共同为故宫捐赠了一个宣德青花大盘而被文博界传为美谈。我是史树青先生的学生，最初了解和认识王先生就是通过恩师史树青先生的介绍和引荐。但2004年我偶然收藏到一批有关王世襄先生在“文革”中抄家的资料，后来决定创作《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一书，曾对这批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通读，使我对王先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批清单约有一百多页，除了查抄清单外就是王世襄写给有关部门的信函，索要“文革”时被抄没的图书文物资料,以方便研究及著书之用。记得2004年，因为拙作《世纪恩怨——徐悲鸿与刘海粟》一书创作的一些问题，我正好去拜访黄苗子先生,知道黄老与王先生是多年的挚友，就带上了这批资料,顺便向黄苗子先生了解情况。黄老看完后感慨颇多。“文革”被抄家时黄苗子先生就住在王世襄家，当年王世襄看着他的收藏品被一车车地拉走，心痛不  已，但个人的命运只能依附于他所处的时代，那时除了服从命运还能做出什么选择呢？王世襄因为出身官僚家庭，又曾在国民党政府做过事，所以自1949年后历次的运动都没有躲过去。“三反”“五反”时被原工作单位文物局除名，1958年后又被错打成右派。可是王世襄却并没有因此沉沦，在有限的条件下，他依然在做着有关文物方面的研究，悄悄整理完了《髹饰录解说》《清代匠作则例》《高松竹谱》等多部著作，并自费油印出版分赠朋友。“文革”的那次查抄，王世襄是作为自交户将家藏文物图书上交文管所的，据我所藏国家文物局文管所和北京市东城区查抄办于1966年9月2日的清单记录，共有文物2567件、字画1242件、图书8156本又24捆被抄没。资料缺失，使王世襄被迫中止了有关文物的研究和写作。

   1969年10月，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背井离乡和艰苦的环境也没有使他对生活失去希望和信心。一次在田头，他看到一束倒伏于地依然开花的油菜而深有感触，赋诗曰：

          风雨催园蔬，根出茎半死。

          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诗言心声，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坚信一定有还他清白的那一天，此可谓身处九渊而不废凌云之志。那束“昂首犹作花”的油菜，也正是诗人彼时彼地对待生活的真实心态的写照。         

   王世襄于1973年回到北京，根据中央落实政策，他便开始了漫长的索要被查抄文物、图书之路。1976年他写信给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信中说道：“三十多年来我积累了一些图书和实物资料，当时的收集目的，主要是为研究之需……至于图书及实物资料，只要一旦使用完毕，自当捐献国家……”为此他又多次写信给相关部门，但所写之信大多泥牛入海，没有任何消息。后来他想出了一种办法，用复写纸将一封信复写若干份，向有关部门数次三番地邮寄，并锲而不舍地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执著精神和不厌其烦的诉求，截止到1986年，那些被查抄的文物和图书绝大部分都回到了王世襄手中，也正是这些资料的顺利回归才使得王世襄的各种研究得以继续。从“文革”结束时起，他的各种著作以井喷之势陆续出版，所研究内容涵括了书画、古玩、家具、漆器、音乐、民俗、匠作则例等几乎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关的所有内容。其中如《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二书早已成为中国家具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的杰作。记得2005年，为红学家周汝昌《诗画红楼》题词一事曾去拜访王世襄先生。当时王先生正在写有关中国传统观赏鸽的生将题词交付后说：“我没有时间陪你们，我正在研究观赏鸽，还要校订《锦灰堆》。我九十多岁了，时间不够用啊，来日无多，来日无多。”说完就伏案继续工作了。那次见面时间很短，只有二十几分钟，但先生潜心著述、远离浮躁的执著的眼神至今难以忘怀。

王世襄先生就这样悄悄地走了，当然这也使关心他的友人和敬爱他的后学没能见他最后一面，从而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和遗憾！但值得告慰后人的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几十本、近千万言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在评王世襄《说葫芦》一文中写道:

他向古今典籍、前辈耆献、民间

艺师取得的和自己几十年辛苦实践相

 印证，写出了已出版、未出版、将出

版的书。可以断言，这一本本、一页页、

 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晚的注脚

  正如启功先生所说，那么这些书的作者—王世襄先生，无疑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解者。 

听到王世襄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曾写下挽联，今录如下以示对王先生的怀念：

芳嘉园外提笼架鸟 鹰逐兔挈狗

捉獾秋斗蟋蟀冬鸣虫虽为玩物不丧志

俪松居内北京鸽哨清代匠作明式 

家具刻竹小言说葫芦成巨著堆锦灰

畅庵先生一路走好！

荣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