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受挫

    自燕京大学毕业后，王世襄一心扑在《中国画论研究》的编撰上。初稿完成一抬头，却发现头顶上飘扬着刺目的太阳旗，华北之大，竟不能安放一张书桌。

    王世襄想继续完善自己的书稿，但北平却已经成为沦陷区，他可以查阅资料的故宫博物院，为避战祸早已南迁。偌大个北平城，霎时笼罩在亡国灭种的阴影下。

    王世襄在父亲的支持下，决定南下重庆。西南地区，属于抗战后方，北平沦陷之前，故宫内的文物都已经南迁至重庆。他的心里依然惦念着亲眼看看那些画作，以完善自己的书稿。

    1943年11月，时年二十九岁的王世襄从北平出发，这还是他第一次离家。穿过皖北界首的日军封锁线，绕道河南、陕西，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辗转到达了四川成都。在成都稍事休息之际，王世襄去拜访了当时燕京大学成都分校的校长梅贻琦。

    对于王世襄这个京城顽主，梅贻琦也是早有耳闻，而他更感兴趣的，则是“浪子回头”的经典转变。时局动荡，专心求学之人也是屈指可数，特别是在艺术领域，而王世襄却在大家忙于躲避战乱之时，跋山涉水追寻自己的梦想。梅贻琦知道王世襄是个人才，于是他盛情邀请王世襄留在成都分校做中国文学助教，希望能够借此加强燕京大学成都分校的实力。在乱世里做个大学讲师，躲进校园里面享清净，这个多少人都梦寐以求的差事，王世襄却婉言拒绝了。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理想去实现。在辞别梅贻琦之后，王世襄到达了既定的目的地重庆。他首先去看了马衡先生。马衡，号叔平，自20世纪30年代起直到1952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和马衡曾是南洋公学的中学同学，交谊较深。当时父亲让王世襄远赴重庆，也正是考虑到这里有马衡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照看儿子。

    当时南迁的故宫博物院办公地点在重庆南岸海棠溪。王世襄兴冲冲地投奔马衡先生，一心想着能够在故宫博物院谋到个职位，既能够解决生计问题，又能够见到那些他渴望的文物，继续自己的美术史研究，他觉得自己的新生活马上就要展开新的篇章。

    马衡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他，王世襄真诚地向马衡先生表示了自己对于文物和博物馆事业的热爱。“我愿意终身为文物事业工作！”年轻的王世襄对马衡先生信誓旦旦。对于王世襄的这番慷慨陈词，马衡先生很是高兴。他心里明白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年轻人，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乱世。但他心里也有顾虑，王世襄还很年轻，虽然出身世家，但毕竟是刚出学校的学生，

    毫无工作经验，要真正让他担当大任，似乎还应历练。经过一番思考，马衡委任王世襄秘书一职。

    年轻的王世襄踌躇满志，摩拳擦掌，准备在重庆开始文物研究工作，而从没有过从业经验的他，对于秘书这个职位却是一头雾水。他心想，秘书，大概是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吧，应该不止能看到自己预期的画作，还可能有更多的文物方面的事务可以做。他暗自欣喜，但当问起具体的工作内容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工作内容并不是他所想要从事的。

    由于是抗战期间，故宫博物院已经停止了大部分日常工作，以文物的安全保管为主，而南迁的重要目的也正在于此。马衡先生委派给王世襄的秘书职位，正是围绕这个主题来安排工作内容，以日常杂事处理为主。

    徘徊在冬日重庆的街头，王世襄忽然感觉到南方的冬天是如此凄冷。他问自己，难道历尽千难万险来到重庆，就是为了抄抄写写做保管员吗？不！他一定要找到和文物研究相关的工作。故宫博物院的这条路算是中断了，王世襄决定再想他法。于是他去拜见了时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先生，希望能有机会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

    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办公地在长江上游离宜宾不远的李庄，许多学术机构如中央博物院、同济大学、营造学社、社会科学研究所等都在那里，很多著名学者都集中在这川南小镇，王世襄觉得到那里可以有更多请教学习的机会。

    王世襄在这之前并没有跟傅斯年先生打过交道，这让他很苦恼。就在他发愁拜见无门时，他意外地遇到了梁思成先生。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是王世襄叔祖王仁堪的门生，两家算是世交，因此王世襄虽然只与梁思成见过几面，但在偏远的重庆相遇时，却有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说起来，梁思成和王世襄可以算得上是忘年交，年长王世襄十几岁的梁思成，既是王世襄的益友，更是他的良师。

    王世襄向梁思成讲述了自己谋职重庆的目的以及在故宫博物院遇到的阻碍。梁思成知道了王世襄的想法后，便很快安排王世襄去与傅斯年见面。有了梁思成的亲自引荐，王世襄再一次鼓起了生活的希望，他想这次总应该能够谋到个职位，却没想到迎接他的依然是一盆冷水。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

    “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①

    费尽周折得到的会面机会，就在三句话间结束了。傅斯年先生只开口说了两句话，而王世襄也只来得及回答傅斯年的第一句提问，他想在史语所工作的愿望就这样宣告结束了。燕京大学没有请到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国学大师，在傅先生的眼里，这样的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是没有资格来做国学研究的。对于傅斯年冷漠的态度，多年来王世襄一直耿耿于怀，他把这段蔑视的经历化作了前进的动力，激励自己在学术上不断前进。晚年后，王世襄对这段经历渐渐释怀，他在《傅斯年先生的四句话》一文中对此事作了详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