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见过或进过监狱，心想现已全国解放，旧社会习俗想已被改革掉。唯牢房尽端尿桶，仍属旧制。入狱后，每人发号，我为38号。初到者铺盖只能放在尿桶旁地面上。再来新号，始得上移一位。一月有余，渐渐离开刺鼻的骚味。进门后我手铐未除又被戴上脚镣……①

    多年后，监狱的痛苦生活王世襄依然历历在目。

    对于王世襄被审查一事，社会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有人说故宫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清理库房，有许多破旧的家具构件都被当做废品扔了，王世襄曾从垃圾箱里捡过一些废旧木料，拿回家中修理自己的家具。当时有人曾看到过，因为是故宫扔的垃圾，所有人也都没当回事。没想到到了“三反”“五反”时期，却有人拿这件事来说事，写信告发王世襄偷盗故宫的木料。还有人说在院长马衡的日记里有记载，我并没有看到过马衡日记，所以对此事不敢妄加猜测，但本着王世襄先生的“求真务实”的做学问的态度，权记于此，以求教于知情者。

    一同入狱的还有王世襄的老友，故宫博物院的老同事朱家溍（1914-2003）。朱家溍是中国文物鉴定大家，与王世襄同龄，且都属于世家弟子，二人自幼相识，后来又从事相同的职业，因此两人引为至交。朱家溍是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二十五世孙，他的高祖朱凤标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太保体仁阁大学士。他的父亲朱文均，是近代著名碑帖收藏家、书画鉴定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时，负责鉴定故宫院藏古代书画碑帖。经过朱家前辈数代收藏，

    到朱文均时已经是民国硬木家具四大收藏家之一。朱家溍在这样富殷的家庭中出生长大，耳濡目染，自然在金石书画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功底。12岁时父亲被聘为专门委员时就开始接触故宫，后来，抗战战乱，故宫博物院曾将大批文物迁至西南。1943年，故宫博物院在重庆市区的中央图书馆内举办了一次短期展览。参展的83箱文物，均为1934年参加伦敦艺术展的中国古代名画。当时，朱家溍被借调去当临时工。当翻看着一卷卷、一宗宗古代名人字画时，他感受到了莫名的兴奋与满足，也在此时，立志要为故宫博物院奉献终身。1946年，33岁的朱家溍正式进院担任故宫古物馆编纂，精研书画碑帖、古籍图书、工艺美术、宫廷文物、明清档案等门类，成绩斐然。

    与那个时代的诸多文化名人一样，朱家溍同样未能免遭“三反”的迫害。当王世襄在东岳庙遭受着“打虎英雄”们的毒打虐待之时，朱家溍被关押在白云观，也过着非人的生活。

    由于朱家溍与王世襄家境相仿，都出身于官宦世家，都是从洋办学校大学毕业，都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有着很深的渊源，因此，朱家溍也遭遇了与王世襄一样的严格审查与折磨。朱家溍也同样因为没有贪污偷盗罪行可以交代，而被关进了监狱。在前门公安局的监狱内，王世襄与朱家溍“比邻而居”，却是只能闻其声，而不能见其人。当年京城内的两位翩翩佳公

    子，如今沦为牢狱内卑微的罪犯，命运有时是如此的无常。

    十个月的牢狱生活，无数次提审，还有北京城内各个文物店的盘查，甚至王世襄家中父亲早年间收购的古瓷都被一再询问，实在没有问出所以然来，也未能获取王世襄贪污盗窃的证据。公安局没有办法，只得一纸“取保释放”的通知单下发，将王世襄释放回家。

    在“三反”运动中，有的同事坦白了自己在工作中的渎职情况，也有的实在忍受不了严刑拷打而屈打成招。王世襄却自始至终坚守着自己的清白，不论遭受多少非人的折磨，他都没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或许，这就是传统文人的风骨所在。他曾经手上千件价值连城的文物而心不为所动，只想着如何用这些文物为中国文化研究作出贡献，在遭受威胁毒打时，坚定地

    守护着自己的刚正不阿。身受十个月牢狱之灾的王世襄，回来后发现不仅手脚都有溃烂，而且还被传染了结核性肋膜炎。他期望有关方面能给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遭遇一场牢狱关押，故宫博物院的工作还能不能继续？

    正当他茫然无措时，文物局下发了一份通知，通知书上明确告之，王世襄已被开除故宫公职，可去劳动局登记，自谋生路。历时一年多的“三反”运动结束了，王世襄被逼供，被关押，没有审查出他一点问题，最后却落得个被故宫开除的结局。自王世襄从燕京大学毕业南下后，就一直将去故宫博物院工作视为自己的理想选择，历经辗转，终于在1946年走入故宫博物院的大门。他想要将自己的毕生所学都奉献给故宫，奉献给他从小就一直心仪的故宫大院，却不料，短短几年后，他竟然被诬为贪污盗窃重大嫌疑人，莫名遭遇一场牢狱之灾，最终落得个被清扫除名的结局。而且，因何开除，为何开除，连个理由都没有。这令王世襄无法释怀。多年后，王世襄与好友朱家溍坐在一起闲聊时，慢慢悟到了他为何会遭遇如此不公的

    待遇。王世襄显赫的出身是一个原因，与院长马衡交好也是一个原因，而这些都是与当时的大方针相悖的。故宫博物院由皇宫转为博物院，也就是由当权者所有转向劳苦大众。因此，新中国成立后需要正本溯源，要想被劳动人民彻底接管，就要赶走与上一个时代有任何关联的人。而王世襄与朱家溍的家谱中均有在清朝为官的要人，显然，他们也是被清逐的对象。

    王世襄曾经满怀着愤懑不公的心情找到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想要问明缘由，却见郑先生也是满脸茫然。因此，王世襄判定这是故宫党委会的集体决定。多年后，王世襄依然对此愤慨有加，认为做决策之人只知道阶级斗争，却没有文化与修养。王世襄就这样黯然了结了与故宫博物院的因缘，他曾经想为它奉献终身，曾经想徜徉在故宫博物院那恢弘博大的文化汪洋中，肆意挥洒自己的才情，却在刚刚想要大显身手的时候被强行撵走，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

    离开了曾经要一辈子为之献身的故宫博物院，是王世襄一生的遗憾，更是故宫的损失。王世襄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曾经在“清损会”工作，在为争取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且，王世襄在美国博物馆考察多时，对西方美术、博物馆的管理、庋藏、陈列等方式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这一切的一切，都随着他离开故宫而烟消云散了。

    当时的故宫博物院，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有谁关心文物的保护与故宫的建设呢？没有人认识到王世襄的价值，更不会对王世襄的离去感到惋惜。直到1954年，吴仲超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开始将人才队伍的建设提上日程。

    吴仲超先生（1902-1984）,上海南汇人，青年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党务工作中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吴仲超既是一位久经锻炼的革命家，又是一位热爱文博工作的事业家，1954年6月，被政务院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同时兼任文化部部长助理。上任伊始，他注意到故宫博物院人才匮乏，就选择了一些在文物鉴定方面有经验的人进入故宫，还大胆启用在“三反”“五反”中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他特别关照唐兰、单士元、徐邦

    达等一批老专家，让他们大胆地在自己的领域内做深入研究。

    朱家溍就是在吴仲超当院长之后又被请回去的。当时，求贤若渴的吴仲超曾经想通过文化部把王世襄调回故宫博物院工作。但当时王世襄对于在故宫博物院受到的不公待遇仍然心有余悸，而惜才的音乐研究所也流露出舍不得王世襄离开的意愿，王世襄与故宫结合的机会就这样令人遗憾地错失了。王世襄后来被吴仲超院长聘为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专门委员和文物修复委员会委员，并在故宫设有专门的休息室。但是这种蜻蜓点水式的方式，又怎能弥补得了王世襄心中对故宫博物院的怨愤与眷恋？

    此事令王世襄久久不能释怀，直到王世襄93岁高龄时依旧撰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者真也》，在文中写道：“故宫曾是我终身相许、全心全意、愿意奉献一生的单位……‘反右’鸣放中我提的意见是：‘三反’集中学习不该采用中央早有明令禁止的‘逼供信’；没有确凿证据不该关押我达十四个月之久；清理追回文物没有盗窃问题，释放时就该有清白无辜的结论；我无罪而又收回大量国宝的功劳，文物局、故宫不该把我开除。”①已届九旬的王世襄自知来日无多，这时他多么希望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对自己的不公正遭遇有一个明白的交代。可是没有人能对那段历史负责，正如王世襄所希望的那样，只有待后人替他讨个说法了。

    在整理此书的过程中，2009年11月初，我曾采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说到王世襄与故宫的关系，郑欣淼院长也是一番感慨：

    王先生对故宫可谓感情很深，那个特殊的年代做出的错误决定让王老一直耿耿于怀，但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谁又能站出来说什么呢？我曾答应王老给他写一篇文章，可一直没有时间，听说王老生病住院了，但愿一切平安！

    这是我与郑欣淼院长的简短谈话，郑欣淼院长曾答应之后再做详谈，可惜随后几次联系，皆因太忙而作罢，直至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