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与明式家具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家具就像房屋、衣服一样与人的自身密不可分。所谓人之衣食住行，这其中的“食”与“住”都和家具紧密相连。吃饭需椅、凳，居住需床、榻，可以肯定地说，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开始，家具就相伴而生了。那么中国的家具最早产生于何时呢？据专家推测，早在我国商周时期就有适合那个时代起居的家具存在了。只是因为没有图文资料流传，再加上家具皆为木质，极易糜烂，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很难见到实物的出土，所以目前学界关于家具的起源问题还没有统一的口径。不过据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考证，家具的产生与人类的建筑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梁思成先生考证，中国家具是我们的祖先根据房屋的建筑形制将其缩小而制作的实用器具，从今天丰富多彩、形制不一的家具样式，我们依然能辨别出早期人类建筑模样的痕迹。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家具图样则是通过唐宋遗留下的卷轴画画面来呈现的。我们比较熟悉的一幅宋画——宋徽宗所绘的《听琴图》，就能看到宋代的琴几模样；通过五代顾闳中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面，则可以看到五代时期的床榻、衣架等器具模型。这些卷轴画给后世留下了中国早期家具形制的珍贵参照资料。

    唐代大诗人李白有一首流传千古的名作《静夜思》，诗之第一句：床前明月光，对于“床”字的解释向来存在分歧，后经专家考证证实，此“床”其实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床，而是指胡床。胡床是东汉末期从游牧民族地区传到中原的一种坐具——马扎，这种稀有的胡人坐具因简洁、舒适而又携带方便很快得到贵族和普通百姓的喜爱，魏晋时期还因胡床轻便而在军中广泛使用。据《三国志》载，魏武帝曹操于公元211年西征，行军至陕西潼关，曹操即稳坐胡床之上指挥三军北渡大河。古代中国人的起居习惯一直到唐还是席地而坐，从马扎的传入历史来看，至少到唐，现代意义上的古典家具还未完全形成。中华名族自古就是一个心胸广阔、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民族，并能根据自身的特点将外来文化不留痕迹地转化为本民族的语言形式，进而改造发展为己所用。如前文提到的顾闳中的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一画

    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已经比较成熟的交椅、罗汉床、插屏等日常用品，已与今天的实用家具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历史的车轮从不停息，中华民族不断上演着繁荣、衰败、改朝换代的历史剧目，中华文明也在朝代兴替间不断丰富饱满。家具的发展到了明代，由于几百年来能工巧匠们的智慧总结和技艺提炼，使得家具工艺的制作手段达到了巅峰状态，再加上像文震亨①等一流的文人士大夫也参与到家具的制作设计中来，于是到了明代中后期，一种独步古今、

    集民族审美和精美工艺于一身的明式家具的完美样式诞生了。

    那么王世襄是如何喜欢上明清家具并进而著书立说呢？这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德国人，他就是古斯塔夫•艾克。王世襄后来接受《艺术世界》的采访时也曾这样介绍艾克：“艾克对明式家具也有功劳，他早年是辅仁大学的教授，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了。我对家具感兴趣也跟艾克有关系。”②艾克1896年出生于德国，1971年因心脏病病逝于美国的檀香山，中文号锷风，青年时期曾求学于德国、法国，专攻美术史。192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艾克

    受聘到中国的厦门大学任教，后又北赴任教于清华大学，之后又被聘请到北平的一所法国私立教会大学——辅仁大学，教授西洋文学史。艾克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到了中国后他遍游华夏古迹，为中华文明的博大与精深所深深折服，遂下决心从事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中国明清家具就是他所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他积数年之功，于1944年出版了《中国花梨家具图考》，这是他研究中国文化的第一本专著，开了研究中国古典家具的先河，是中国硬木家具研究史上的开山之作，也是第一本向世界介绍中国黄花梨家具的著作。因此艾克也成为了将中国人以往所认为的匠人之作的家具，提升到艺术的课题做研究的第一人。

    王世襄在北大读书期间偶然结识了艾克。那时艾克一边在辅仁大学教书，一边在忙于《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一书的测绘编写工作。当时工程师杨耀受聘于艾克，协助他测绘花梨家具，因为王世襄和杨耀也相识，有时就到艾克家里看他们如何给硬木家具拍照、测量。王世襄之前从未意识到，平时就在身边、俯拾可见的普普通通的家具，竟然还蕴藏着这么大的学问，

    让一个外国人如此的痴迷，而且还要为这些貌不惊人的家什著书立说。敏而好学的王世襄在那些日子深深地陷入了沉思……逐渐的，中国明式家具的简约、含蓄之美开始吸引爱好广泛的王世襄的目光。也就是从那时起，萌芽了王世襄对硬木家具喜爱平生的种子，后来他将自己的兴趣逐渐转移到中国古典家具的收藏和鉴赏上来。但真正让王世襄对中国明清硬木家具的研究走上学术之路，并将这种研究变成一门学科，则不能不提到抗战时期他在重庆李庄的一段经历。

    前文已提到，受梁思成先生的邀请，王世襄来到营造学社担任助理研究员一职，主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与营造学社同仁常常一起进行野外调查，从实地考察和文献考证两方面来研究分析古代建筑；一是对《营造法式》中的小木作和清代工程则例中有关室内装修的条款做研究。尤其是对“小木作”的研究，忽然让王世襄想到德国人艾克著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并使他深受触动，认为中国家具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做研究，并立志一定要在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上有所作为。后来他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对明式家具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坚实基础。

    关于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这段经历，王世襄曾说：“我在学校读书时即对传统家具感兴趣。抗战期间，离京入川，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接触到《营造法式》中的小木作和清代匠作《则例》中的装修作，启发我去研究古代细木工和家具。

    1945年回到北京，开始从家具实物、匠师技法及图书文献等方面搜集材料。”①比如，黄花梨琴桌就是在1945年从重庆返回北京时购买的。当时王世襄夫人袁荃猷正与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习琴，王世襄在金石学家杨啸谷先生家购得此案后，在管平湖先生指导下改制成琴桌，供夫人袁荃猷习琴专用。这也是王世襄收藏的第一个黄花梨家具。（见本书第329页图）

    从重庆的李庄回到北平之后，王世襄在故宫博物院废寝忘食地工作，但这时候的他，主要精力集中于文物的收集，将之视为毕生奋斗的工作，而一件小事的发生，则加快了王世襄对古典家具的收藏步伐。

    因为在故宫是负责文物和建筑研究方面的工作，王世襄随时都会留意相关信息。有一次，当他经过一个小店时，无意中看到店里卖的算盘珠非常精美，仔细查看，发现不起眼的算盘珠子居然是珍贵的紫檀木，这让他非常惊讶。

    王世襄喜欢刨根问底，他很奇怪是怎样的缘由，才会把紫檀木做成算盘珠子的。在跟卖家仔细攀谈之后，王世襄才明白，原来新中国成立后，因政治文化氛围的变化，古旧的硬木家具已经不时兴了，很多古旧家具都卖不出去。于是算盘厂就用很便宜的价钱，把那些紫檀、黄花梨等制作成的家具都买回去，然后当成做算盘架子和算盘珠子的原材料。

    对于店家的这个说法，王世襄吃了一惊，他不相信古旧家具居然都沦落到如此境地，于是他探访了北京的古旧家具店和相关的店家，发现市场果然是这样——那些雕工精美的古旧家具，散落在店家的角落里无人问津。

    194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人们都开始逐渐走出战时的阴霾，更倾向于接受西方的流行文化，而对于祖国传统器物，则觉得压抑而陈旧，这也是当时的古旧家具失宠的原因。

    正在努力挽救文物的王世襄看到这样的现状，心里的难过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很快就撰写了《呼吁抢救古代家具》一文，发表在1957年第6期的《文物》上，向社会大声呼吁保护和抢救古代家具珍品，但这时整个社会都处在高烧的状态，又有谁注意到这位身微职卑的小人物的呐喊呢？无奈的王世襄只好身体力行，尽自己所能搜集保护古家具，抢救和保护了许多珍贵的家具资料，也为他后来创作《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两部巨著准备了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