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家的四合院经过主人多年的经营，院子里早已是花木锦簇、枝繁叶茂，在王世襄的夫人袁荃猷先生的笔下曾这样描写他们的小院：“芳嘉园南墙下一溜玉簪花，绿油油的叶片，雪白的花苞，净洁无瑕。西南角有四五丛芍药，单瓣重蕊，都是名种。西窗外有一株太平花，一串串小白花，散发出阵阵幽香，更因其名而倍加钟爱。北屋门前阶下，有两棵老海棠，左

    右相峙，已逾百年。春日赏花，秋冬看果。不论是大雪纷飞，还是阳光灿烂，满树红果，鲜艳异常。西侧树下小丛矮竹，移自城北，是一位老叟热情赠送的，世襄曾有诗致谢。东侧树旁一喷壶花，种的是1948年世襄从美国寄回的种籽，极易生长。花一开，就会迸发出许多花须，四面喷射。我们不知其名，就管它叫喷壶花。东北墙角，植竿牵绳，牵牛花缘绕而上，灿若朝霞，摇曳多姿。台阶上，大花盆里种茑萝，用细竹竿扎架，绿叶中的小红花，像一枝枝小红蜡烛，煞是好看。小花盆里还有各色的‘死不了’，不用种，年年会自己长出来。东厢房外，一大架藤萝，含苞欲放时，总要摘几次烙饼尝鲜。盛开时，蝶闹蜂喧；开谢时，缤纷满地。架外竹篱上爬满了粉色蔷薇。过道门外，有一棵凌霄，攀缘到影壁上，抬头仰望，蓝天白云，托着黄得发红的花朵，绚丽夺目。”②这是一座美丽的小院，却也极难逃脱被破坏的厄运。其实红卫兵早就盯上了王世襄这个摘帽右派，“破四旧”的第一天，他们就不请而至，用最野蛮的手段破坏整个院落。一架葫芦长势正好，红卫兵就拆散架子，葫芦秧连根拔起，结的一架的嫩葫芦扔得到处都是。院子里的盆栽花卉以及养在墙角的长势葳蕤的兰草统统被扔进了垃圾桶。砸烂了整个院子以后他们还意犹未尽，几个红卫兵还在王世襄家的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红卫兵们绝尘而去后，王世襄站在被破坏得一片狼藉的院子当中，欲哭无泪，这也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这次运动是否还像之前的“三反”“五反”和“反右”，过一段时日就结束了呢？他决定等一等、看一看情况再说。紧接下来不断有熟人被“炒家”的消息传入他的耳朵，他的好友陈梦家、启功、史树青等都相继被“抄家”。向来对政治运动迟钝的王世襄，突然变得敏感起来，因为在“三反”“五反”期间他就被抄过一次家。他明白作为刚刚摘帽的右派分子，又有出身官僚的家庭背景，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过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成为漏网之鱼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他认为与其被动被抄家，不如主动上交自家的物品，也就是“自我革命”，这样也许会有一个好一点的结果。下定决心后，王世襄就向自己的单位文物局文博所请求“抄家”。

    王世襄当时所在的单位文博所全称为“文化部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王世襄是1962年右派摘帽后调到该所的。文博所初创于1935年，原名叫“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由朱启钤和梁思成等主要负责。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成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为适应时代和文物保护工作的进展，1955年又更名为“古代建筑修整所与文物博物馆研究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博所的工作几乎停顿，除个别工作人员留守北京外，其余皆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集体“劳动改造”。1974年又更名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

    所与古文献研究室”，直至1990年合并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中国文物研究所）至今。

    正是王世襄冥冥之中的“自我革命”，无意中挽救了自己的收藏，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留下了一粒过冬的种子。文博所很快答应了王世襄的“请求”，1966年9月2日，文博所负责人、办公室主任张思信等人来到芳嘉园王家老宅“抄走”了图书、字画、古玩、家具书稿等大批财物。（见本书第97-149页图表）

    1967年，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扩大化，王世襄所在的东城区派出所又组织了一次红卫兵抄家，由于文博所已将绝大多数的文物抄走，所以这次抄家主要以金银玉器、日用家具、生活物品为主。（见本书第150-158页图表）

    1971年，中央大概已经意识到“破四旧”运动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于是决定制止这个行动。由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文，对在京的部分统战对象被抄被查财物提出处理意见，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至省、军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