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典”时期的快乐爸爸

2003年 4月，“非典”疫情明朗化之始，我们急急地将孩子送到了天津的奶奶家。

没几天，我读书的大学自行封闭了，我被封在校外。妻子的报社也轮休了。我们去了天津，和母亲、孩子过一段时间。当时没有想到，半个月的天津生活，竟然使我体味到另一种人生的价值与境界。

母亲刚刚在天津近郊的一个新建小区买下一套复式公寓，装修好了尚未搬入，我们一家三口便先行住了进去。我带去厚厚一堆书，计划每天至少啃 80页艰涩的理论。

但住进后才感到问题严重，左邻右舍都在装修，吵得根本看不了书。我被噪音逼到屋外躲避，却意外发现在小区里散步是种享受。这是一个有着四千多平方米人工湖面的小区，可以荡舟其中；小区四处绿荫环绕，目光投到任何一个角落所见都是景观；网球场、健身房、儿童乐园、游泳馆、咖啡屋、壁球馆、花房等等，一应俱全。

就这样，我开始了一种陌生的生活，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

我太习惯于紧张的生活了，总是给自己订出一堆阅读或写作的计划，然后逼迫着自己提前完成它们，从而为自己的勤奋、进取、敬业、惜时等诸多美好品德自我陶醉一番。紧接着，我又会订出新的计划，又逼迫着自己更早地完成它们……生活便在这样的周而复始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我确实因自己的努力而取得了许多收获，我一直因此而自豪。

但是，我在那半个月被彻底改变了。

母亲每天打电话给我们，有一天她问我的儿子：“你们天天都做什么呀？”

儿子大声回答：“睡觉、吃饭、看电视、散步。”母亲又问：“还有呢？”儿子再答：“还是睡觉、吃饭、看电视、散步！”

确实，这就是我们一家那些天的全部生活。而最令我难以想象的是，我竟然乐在其中！

每天早餐后，携妻带子在小区里漫步，坐在湖边给儿子讲故事，和儿子一起在儿童乐园里玩沙子；午饭后午睡，起床后再到小区里漫步，或教儿子滑轱辘鞋，或滑船；晚饭后则躺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吃水果，一看就是三四个小时。

我从来没有这样看过电视，我们家的电视机使用率极低。

儿童乐园里有一个跷跷板，妻子和儿子坐一头，我坐另一头，竟然可以起落得很好；我给儿子用纸折了一条小船，放到湖中，沿着岸边追跑着看风将它刮到湖的对岸；儿子玩沙子的小勺，每天用后都藏在沙池的一个角落，根据周围事物设定一个记号，于是，每天儿子都可以玩一遍“找财宝”的游戏，一天竟然找不到了，儿子很伤心，我则借口回家取水喝，悄悄地从厨房里拿了一个勺，“变”出来给了儿子一个惊喜；小区门口是一大片空地，有许多人专门来这里放风筝，我们也买了一个放高了，交由儿子“掌舵”，但牵力太大，他几次握不住

连轴刮跑了，我们一家三口便在后面大呼小叫地追……

儿子对小区里的路标发生了兴趣，我开始教他去认那上面的汉字。虽然早就为儿子买过一套识字卡片，但由于生活的忙碌只教过他很少几个。此后的一些天里，我每天分三次，每次半小时，坐在阳光下给孩子上“语文课”。短短十天，他竟然记住了将近 200个汉字，连我也颇有成就感，觉得将来可以当名好老师。

和儿子玩，便是我那些天的生活轴心，几乎忘记了计划中那一堆要读的理论书。意外地，我得以连续几天全身心放松地和孩子玩，将我的社会角色彻底抛到了脑后。这种原本是意外事件强加给我的生活，却使我陶醉其间。

世界为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我原本知道这扇窗外是有风景的，但我一直对自己说，那风景不属于我，因为早在少年我便定下“要干一番大事业”的目标，因此必须放弃许多。但此时，我却分明被这平凡的快乐所包裹、所浸泡、所感染和感动。

因为我常年住在北京，所以一年间见老母亲的次数极有限，在这个特殊时期，我却可以随时打一辆车，去找老母亲聊天。同母亲坐在一起，我仿佛又回到了幼年时光，回到了依附在母亲膝下的日子里。看着苍老的母亲，好几次我的眼里突然涌上泪水，因为我想到，“非典”过后我与她将再也难有这样悠闲的相聚。我只能暗暗祈祷，让我的母亲长寿。对于孩子来讲，即使见不到母亲，只要知道母亲“在那里”，也是一种安慰。

妻子不止一次对我说：“虽然你这段时间看书少了，但我觉得很幸福……”

有一则流传很广的故事，讲一个渔民在捉到足够当天吃的鱼后便躺在海边晒太阳，一个城里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捕更多的鱼以便存更多的钱以便有一天可以富裕到不必捕鱼而是躺在海边晒太阳，那位渔民反问道：“我不是已经躺在这里晒太阳了吗？”我也开始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不断地求“进取”又是为了什么？什么才是生活中最本真、最纯净的快乐？书是要读的，事情也是要做的，但是，我们是否真的应该将自己锁在上面，以至于连亲子之情都不能很好地享受？

5月中旬我们一家都回到了北京。暂时我仍没有获准返校上课，儿子也没有送幼儿园，妻子上班了，我成了一个居家带孩子的男人。我会将儿子看电视、午睡，以及晚上睡后的时间用来读书和写论文，而在他需要我的时候，认真地陪他玩。他已经认识近 300个汉字了，可以读简短的小故事。而且，我们还一起学会了在电脑上画画，我买回这台电脑 3年多了第一次用它画画。

我在一旁提示着，儿子画了“爸爸妈妈和我”，那是一家三口在一个湖边拉着手玩耍的画面……

儿子还画了一幅“我和奶奶”，我将这些画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天津的老母亲，我相信她也正同我们一起感念着那段“非典”时期的幸福生活……

现代社会被指责为将人异化了，我们总是以结果，甚至数字来评价自己生命的价值，对“事业成功”的强调与追求成为重要的时代症。

交换理论家霍曼斯提出“成功命题”：个人的某种行动越是经常地得到相应报酬，他就越可能重复这一行动。而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社会，总是会对追求“成功”的人给以更高的报酬，而对那些在平凡生活上投入时间与精力的人，视为一种支付过多、回收过少的非理性行为。这样的价值观内化于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几乎无法不按霍曼斯“价值命题”来行事：某种行为的后果对一个人越有价值，他就越可能采取该行为。

我们所尊崇的，是韦伯定义的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但是，科恩又告诉我们，理性不能解决一切烦恼，所以人有时需要周期性地退回到强调亲属、宗教信仰等“象征”的生活中，成为一个“双向度的人”。

在“非典”这个特殊时期，某种意义上我从固有的社会生活中部分分离出来，得以幸运地体味到另一种“价值”，一种更令我体味到生命本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