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小议

在我们这个工业还很不发达的国家里，牛棚的作用也许是尽人皆知的。那么，牛棚的作用是圈牛，这个道理也不必细说。

然而，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有出人意外之处。据说在四人帮横行时，这牛棚的作用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突然从关牛变为关人。由于要“改造”、“专政”的人太多，四人帮及其党羽不光占用了农村的牛棚，还在党、政、军机关、科研单位、工厂、学校等地盖起了牛棚，专供关老干部、科学家、知识分子等革命者使用。此种牛棚，不仅规格统一，名称一致，就连在此培养出来的人物关系及其感情状态也十分接近。由此可见，四人帮之流虽然犯有滔天罪行，可在我国牛棚事业的发展方面，还是颇有功绩的。

怎么见得呢？说实话，对于这个问题，当初我也无法回答，我生长在一个偏僻的小乡村，别的不敢说，牛应该说还是见过不少，至于牛棚吗，说见过多少，那可就难说了。恕我孤陋寡闻，就连牛棚一词，我听起来都很生疏。我们那个地方管关牛的地方叫牛圈。难怪有一次，妹妹拿着一篇小说问我，什么叫牛棚，那个教授在牛棚怎么住啊？我涨红着脸回答不出。当时本想写封信向作者请教一下，又觉得如此区区小事不足挂齿，生怕耽误了人家的时间，于是脸红之后也就此罢休了。近年我在北京上大学，听的见的都多了一些。对各地文学、戏剧刊物及各种文艺演出也看得多了。看到不少小说和戏剧中都谈到四人帮及其爪牙把某个老干部或某个知识分子关进了牛棚，写的千篇一律，如出一辙。就连语言和动作都及其相象，不禁想起了那桩心事，请教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同学。谁知道，他们也比我强不了多少。他们的说法各不相同，有的地方管牛圈叫牛棚，有的地方叫牛舍，也有的地方叫牛栏……但据他们讲，这些地方和我的家乡大致一样，耕牛大都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归集体饲养，因而，那关牛的场所大都比较宽敞，许多地方的牛棚是砖木或石木结构，青砖白瓦，美观大方。据说那样的房屋如果略加修整，住起来，不知要比我们现在的普通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或城市居民的住房要好多少倍呢！那么，四人帮之流把“专政对象”“黑帮”，关进这样的地方算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惩罚呢？如果干脆同牛关在一起（也许我孤陋寡闻），那怎么能住下去呢？据说有的科学家还在牛棚里写出了论文；有的作曲家偷偷地在此写出震撼人心的乐章。……牛，有时也不很老实，喜欢乱撕乱拽。且不说别的，即使那些受害者写了稿件，又藏在什么地方呢？问了半天，我反而糊涂了。这样，四人帮之流在中国大地乱盖牛棚。以折磨革命者的事情到底怎么样，革命者受难时的惨状如何，也只好到现在的一些文学或戏剧中去查考了。

读到这里，或许有些文学家要拍案而起：“反动！你这是为四人帮鸣冤叫屈！”或许有更吓人的：“四人帮的孝子贤孙”，“简直是春天里的冷风”。天哪！如果此文发表，真遇到了这种命运，我确实害怕。自己的前程且不论，若为此而招罪，谁知我的三亲六故，至朋好友是否因此再受株连呢？多少年来，中国仿佛有这样的规矩：少数人的说法同多数的人不一致，那就应当戴发动的帽子。要是真有这样的前景，我愿事先声明：上述文字全属昏话，之所以敢这样说，根本的是由于我年幼无知，万勿气恼，诸君高抬贵手。

但是，在此之前，我还是愿意谈谈自己对“牛棚”这个专政工具的看法，以求教爱好文学的师友们。在我想来，那“四人帮”之流将老干部、科技工作者、知识分子关进牛棚的事肯定是有过，那第一个以文艺作品控诉“四人帮”此种罪行的作者，或许是有生活依据的。可以断定，当这种生活现象第一次在文学作品或舞台上得到反映时，那艺术效果肯定是很好的，许多人都会因此而加深对“四人帮”的仇恨。第二个人这样写的时候，读者和观众也还会感到不错。但如果第三个文艺家又是以前那样照葫芦画瓢，表现一番；鹦鹉学舌般地叙说一遍，那就要令人反感。此时，如果第四个也来随帮唱曲，第五个人也来随声附和……天南海北所有的作者都来争夺这个“热门儿货”，使牛棚先后被“抢购”一空，近而泛滥成灾，这岂不是要使观众和读者大倒胃口吗？这样的作品被登在报刊或搬上舞台，岂不是要影响文艺的声誉吗？问题不是能否写“牛棚”。而是谁去写，怎样写。我认为，即使在今后的文艺作品中，“牛棚”一词，某革命者被“关牛棚”一事，也不妨出现千次万次。但不管是谁运用“关牛棚”这个历史材料，都应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出发，使那描写能给人以真实、具体、鲜明、生动的形象。而不能信口一说，某人被关进牛棚。也不能不分时间地点的就去写某人被关进牛棚。前面说过，那样不负责任的描写是要引起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读者及观众们的许多疑问的。不要小看这一细节描写的作用。请想想看，一个作者的作品都不能令人相信了，那么此作品对读者的教育和感化作用还从何谈起呢？换而言之，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同“四人帮”的斗争也并非尽是关进“牛棚”与放出“牛棚”的斗争。林彪、四人帮如果只会把他们的对立面关进牛棚，那还远远算不上罪大恶极。因为生活本身提供的事实就说明，他们残害革命人民的手段是多种多样无比残酷的。这迫害，有的是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摧残，经济上的压迫等等。请想一想，我们的周总理、我们的陈毅同志、贺龙同志、彭德怀同志以及张志新、人民艺术家老舍……如此等等许多人他（她）们都是怎样的受迫害啊！在这里难道只有共同之处就没有不同之处吗？就是我们那些文艺家本身，他们所受的迫害也不会全是蹲牛棚。生活本身如此千差万别，我们的文艺家们为什么在反映生活的时候非得死死抱住“牛棚”不放呢？

以上所说，虽有冷嘲热讽之言语，絮絮叨叨之弊病，绝无为“四人帮”歌功颂德、开脱罪责之意。作为一个业余作者和读者，我无非是希望文艺界的师友们在进行创作时，一定要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出发，要怀着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不要再搞那种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东西。那样，在创作中信笔一挥，可能要省力一些，但是，若长此下去，被关进牛棚的将不再是作品中的人物，而是文艺家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桂冠。

    草于1979年10月16日 凌晨1时35分中央戏剧学院77班教室中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