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青春岁月

                             1、搬家的失落

   1980年初春的一天清晨，天刚刚亮，为了不惊动周围四邻，我们全家六口人，坐在一辆马车上，静悄悄地，一路上摇摇晃晃，风尘仆仆，来到当时的益都火车站，坐上了去辽宁抚顺的火车，从此告别了这座小村庄。

  在火车上，因为晕车，弟弟吐了旁边一个乘客一身脏，母亲一再向那人道歉，那人还是很生气。坐火车的人实在太多，连走廊和车座底下也挤满了人，真的是水泄不通，幸亏父亲来接我们，简直寸步难行。父亲已经在辽宁抚顺工作了很多年，临回来前，他已经办好了我们一家入住抚顺的一切手续。

  以前，只听说东北天气有多么冷，来到这里才懂得什么叫吐口吐沫能冻成冰，这里的天气的确冷得名不虚传，腊月寒冬里经常-30°c以上，记得那一年冬天最冷的一天-38°c。

  我们全家六口人，暂住在父亲朋友借给的平房里。因为父亲单位盖得住宅楼还没有竣工。这是两间平房，烧火炕，睡炕头。另外还有一张床，我和姐姐睡床上。姐姐来抚顺不久，正赶上父亲单位内部招工，便很顺利地参加了工作。

从落后偏僻的农村，来到这个大城市生活，一切变得极不习惯，尤其是语言。这里的人们都说东北腔，东北腔是普通话的基础；中国地方大，方言多，我们从小长在山东，说惯了山东方言，不会讲这东北腔。和邻居家小伙伴们一起玩的时候，我和弟弟只要一张口说话，他们就跟着学我们的山东方言，很讨厌，也使我很伤自尊。后来我干脆不跟他们一起玩。

  在上学的时候，因为老师已经和同学们提前打过招呼，“不准欺负外地新转来的同学……..”，所以，同学们并没有取笑我的山东方言，但我心里在想，尽量少跟他们说话，说得越少越好，这样他们就不能跟着学。从那时起，我生来活泼、狂野的天性，被异地风俗抹杀了，小小年纪内心却充满了压抑，每天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接触他人，只想把自己封闭起来。每当跟人说话时，总担心自己的山东方言流露出来，只要一开口说话就先脸红，直到成年以后还时常如此。我总喜欢独来独往，我行我素，喜欢一个人体会那份美好的孤独滋味。

  我们家距离学校很近，只隔着一道墙。父亲在办理转学手续的时候，考虑到我来城里上学后，课本进度不同，担心我学习跟不上，特意让我降了一年级，又重新读了一年四年级。这样，我在班级里比其他同学年龄大出了一岁，为此，我总觉得心里不舒服。以后，每当有人问我多大年龄的时候，我总喜欢保留一岁，这样心里会感觉比较舒服。

  这里的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比我们山东老家严厉多了，尤其是那个体育老师，有时甚至动手打不听他话的坏学生。那个时期，老师的素质都不高，经常有学生被老师打骂的情况。

  有一天中午，我回家吃完午饭后，返回学校。刚走到学校大门口，看到我们班的同学王丹正站在那里啃干凉的硬面包。教室的门却紧锁着。那么寒冷的冬天，凛冽的北风呼啸着，把王丹的头发刮得散乱在脸上，眼睛费力地睁开。手已经冻得又红又肿。东北的天气冷得冻死人不偿命。

   “王丹！走，去我们家喝热水去！”说着，我拉着王丹红肿的手往我们家走去。来到我们家后，母亲了解了情况，把一碗热乎乎的大米粥端来让王丹喝。王丹说，她家在农村住，离学校很远，中午只好在学校里吃面包……。

  也许是刚来东北，不适应这冰天雪地的气候，也许是因为东北那几年的天气格外的寒冷，我的手经常在课间跑完步，回到教室后拿不住笔，写不成字。连说话有时候冻得也说不利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母亲和邻居王婶一起，为我裁制了一件漂亮的棉大衣，厚厚的，很保暖。我每天上学都穿着它，但还是感到同样的寒冷。

  寒假到了，老师除了安排寒假作业外，另外还布置了一项特殊作业，要求同学们每人捡二十公斤大粪献给学校做贡献。为了响应学校号召。我又是班上学习委员，当然要起带头作用。于是，拿着铁锹，在马路两侧臭水沟里捡那些冻成冰块的大粪，然后送到一墙之隔的学校院内。经过几天的辛劳，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现在回想起来真恶心，学校怎么会给学生留这种寒假作业呢？那时，我每学期都被班级评为“三好学生”和“红花少年”。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父亲年轻时长得很帅，梳着四六式小分头，嘴里常叼着烟卷，嘴里的牙齿被烟熏的变了颜色。小时候，因为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的缘故，对父亲时常有距离感，加之我从小性格孤僻，从不会主动去讨父亲的喜欢。父亲是个刚正不阿，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共产党员。父亲朋友很多，每当父亲回家乡探亲的时候，我们家屋子里总挤满了人，他们经常边喝着父亲沏的尚好的茶叶，边守着屋子中间温暖的火炉取暖，边热烈的聊着。有时候，母亲也为他们准备些酒菜。父亲没有酒量，喝不下太多的酒，但很少有喝醉的时候。他常对一起来喝酒的朋友们说：“随意喝，适可而止，喝好就行！”父亲讲究文明喝酒。

  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夕，父亲回家探亲。那天，父亲身上穿着一件白衬衫，外面套一件毛坎肩，毛坎肩被一条黑色的宽皮带系在腰间，看起来有点像焦裕禄两手掐腰的一张相片似的。院子里有一大堆木头，只见父亲挽起袖子，拿来斧头，把木头摆正后，双手将斧头高高举起，稳稳地落到木头正中间，木头一劈两半，不长时间就把那一大堆木头劈成了劈柴，准备点炉子烧火用。当时，姐姐的一个朋友正在我们家院子里一起玩儿。看到父亲干活时很帅的样子，他说：“你爸真像个当大官的！”我听后特自豪，小伙伴们总羡慕我有个在城里当官的父亲。没想到几年后，我们全家一起搬到了城里来。

  来到这里，不仅住的条件不好，吃的也不好，对比之下，没有我们山东乡下条件好。这里的人，家家都有一个小粮本，每月按规定，凭此粮本到指定粮站买粮吃。粮站供应的粮食大部分是粗粮，高粱米、玉米茬子、玉米面等，是当地百姓们每天常吃的主食。像大米、白面之类的细粮很少，每人每月只供给几斤。现在到处可见的花生、葵花籽那时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在粮站买到，平时连影儿都看不见。那个时候，去商店买肉必须用肉票，买豆腐时用豆腐票，买布做衣服要用布票，一切供给都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用各种“票”才能买到。

  在平房住那两年，因为没有暖气，冬天需要点炉子。每年冬天到来之前，我们全家都要一起动手打煤坯。父亲和母亲负责和煤泥，我和姐姐蹲在地上用模子打煤坯，我觉得有点像小时候玩过的泥巴，挺好玩的。父亲用铁锹把煤泥戳进模子里后，我用手在煤坯上拍几下，一块煤坯就完成了，打出来的煤坯一块一块像砖头似的，等三、五天之后晒干的时候，再把他们一块块摞进煤棚里，准备冬天到来时取暖用。这时，俩个弟弟也跑过来一起搬煤坯。

  那个时候，我们家饭桌上经常吃的，是用玉米面和白面掺在一起蒸的大馒头，再有就是用土大米蒸的米饭。所谓土大米，是因为大米里掺进了细碎土块，而且米粒不整齐，所以称之为土大米，吃的时候需要用水多冲洗几遍。这些土大米是父亲靠在粮站“走后门”才买到的。正是有了这些土大米，我们家的生活比邻居们日子好过多了，邻居们总羡慕我们家天天都能吃上土大米。

  后来，与我们家关系比较好的邻居，来求父母亲帮忙买土大米吃。父母亲都是热心肠的人，看到邻居家的日子过得确实很艰难，也就答应帮忙。那些土大米就像雪中送炭一样，邻居们对父母亲感激不尽。王婶常说，是父母亲救了他们一家人的命。不管我们家搬家后离得多远，也常常来我家串门，看望父母亲。

  尽管如此，在母亲眼里，这里的生活远不如老家山东好。除了父亲和我们姐弟几个外，她在这里没有其他的亲人。她心里时常感觉郁闷，经常因为一点儿小事就找借口和父亲吵架。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母亲好像从来没有年轻过，我小时候她就留这种发型，穿这种款式的衣服，现在仍然是同样的发型同样的衣服。脸上的皱纹从来没有消失过，而且随着岁月的飞逝，脸上的皱纹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母亲每天步行一个小时，去离家很远的“衬衣厂”做手工活儿，一个月下来也挣不了多少钱。后来，母亲把“衬衣厂”里的服装抱回家里做，我和姐姐、弟弟们也跟着母亲一起给裤子扦裤边儿，缝纽扣，锁扣眼儿，这些技术学会后，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实用。

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单位上班。星期日休息的时候，父亲都要亲自下厨房，炒几个香喷喷的青菜炒肉，为全家人改善生活。还经常顿一锅我们姐弟们都爱吃的，著名的东北特色菜——猪肉炖酸菜粉条子。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当我和弟弟们考试成绩好时，父亲给我们的奖励是，一支精致的钢笔或一个笔记本，来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学习。上小学时，大弟弟经常被父亲批评的原因是，马虎大意，丢三落四，学习不认真。小弟弟总耍小聪明，平常不学习，只在考试前匆匆忙忙地学习，当然考试没考好，试卷不敢带回家让父亲签字，老师找家长后才知道，免不了父亲的严厉惩罚，站墙角反省。

  很快，我小学就毕业了，被分到中学最好的班级——初一.二班。听同学们私下里议论说，初一、二班的班主任，是全年部最好的老师。全年部共有11个班级，前四个班是快班，是按小学毕业成绩分的班。

  在初中学校学习的那段时间，班主任李书波老师，传授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以及学习方法，还有许多无形的做人道理，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每个同学成长中的青春。李老师留着“大背头”，经常穿一身洗的褪了色的蓝色中山装，手里拎着黑色皮包，年龄虽然只有四十几岁，看上去却像个六十岁的“老学究”，他每天乘坐14路公共汽车来学校上班。同学们都喜欢听李老师讲课，他讲课的时候，课堂上鸦雀无声，让人听起来总感觉不过瘾，仿佛是在演讲。我喜欢写文章与李老师的影响密不可分，可以说，李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在学生时代，我写的作文在班级里每次都是写的最棒的，老师们常常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在班级里宣讲。

  记得上中学以来，才开学不久的一天，李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作文，题目是《你上中学啦！》这个题目特别怪，作文不好写，有一定难度。我只好跟着感觉随意编造故事情节，但是，出乎我意料，李老师竟把我那篇随便编造出来的作文打印成了铅字，在我们班的公开课上，在那么多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面前讲给大家听。李老师还让我在众人面前读我写的《你上中学啦！》这篇作文，别提我心里有多紧张，我带着一半山东方言，一半东北口音，磕磕绊绊地读着，我觉得那篇作文编造的水平真的一般。

  我除了喜欢学文科，特别是语文，还喜欢学《物理》和《化学》，《物理》每次考试都在九十五分以上，对各种有趣的《物理、化学》实验特别感兴趣。最不喜欢的是《数学》和《英语》，因为《数学》枯燥无味没意思，《英语》总发音不准，还要死记硬背英语单词，也不爱学。最讨厌的是《立体几何》，总感觉自己缺乏立体思维能力，对于各种“原理、定理”及公式、推理之类的，别提有多厌倦。

  初中二年级下学期，父亲单位建的住宅楼终于盖好了，局里分给父亲一套两居室。那时，单位给职工分房都是免费，是共产党对老百姓的恩德。我们家的新房子离学校很远，坐公共汽车需要花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不得不转学，我对学校熟悉的一切恋恋不舍。李老师是我学生时代遇到过的最有教学经验，对学生最负责任，不偏、不向任何一个同学，又富有正义感，令人敬佩的好老师。这样的老师多了，人们的社会道德水平也自然会变得高尚，那些低级的世俗和偏见，自然会渐渐消失，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空气也会随之得到净化。

  在我心里，每一次搬家都会留下一次深深的遗憾，每一次转学，心里都会受到一次不可避免的伤害，我不得不重新面对新老师、新同学、新环境。我总是把自己深深的隐藏起来，不使自己的山东方言流露出来，不喜欢与同学们接近，常常喜欢把自己孤立起来。

  上课的时候，每当老师让我发言时，我的双颊火辣辣的，心情高度紧张，仿佛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自己，既尴尬又迫不得已。我没有能力改变自己这种胆怯的状态，性格越发变得内向和自卑。

  转学后的学校离新家很近，在北站附近。这里的学校风气不正，在下午自习课的时候，经常有校外的坏学生到我们班级里，以找人为借口，吓唬我们。从外表看他们就不像好人，说话污言秽语，流里流气，同学们都很害怕他们，也有个别女同学被他们盯上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遭到堵截，要求和他们谈恋爱。

  那个时期是中国的改革初期，社会秩序很乱，经常听说某某的钱包在乘坐公共汽车时，被小偷掏包了；某某穿得裘皮大衣在晚上走夜路时被坏人抢走了；某某戴的金项链或钱包在光天化日下被坏人抢跑了，等等这类的事情发生。那时的年轻人没有正确的生活目标，对前途茫然若失，整天游手好闲，到处惹事生非。胆儿小的人，晚上不敢上街走路，经常有坏人在后面跟踪。

  当走在大街上，戴军帽，穿军装的年轻人已经看不到了，大街上已经没有打群架的现象，红卫兵年代已经过去，成为了历史。这时期，街上的年轻人，流行穿“喇叭裤”，头发烫成飞翔当年的“爆炸式”，手里拎着录音机，边走边听港台流行歌曲。街头巷尾经常看到一帮一伙的社会小青年在跳迪士克、登山舞等，成为当时街头流行时尚。

  改革了，开放了，尤其是年轻人终于解放了，衣服可以随便穿，再不是过去那“老三色”——蓝、灰、绿。年轻姑娘们可以随心所欲烫长发，戴耳环、项链；小伙子们可以留帅气的八字胡，想怎么打扮自己就怎么打扮。年轻人的穿着，常常跟着港、台影视里演员们穿着的流行趋势走，成为港、台明星的“跟风族”。

  记得在平房居住的那年夏天，姐姐买了件长袖衬衣，纱质，水粉色，小碎花纹，只是没有衣领儿，穿在身上后，脖子部位露的稍微多了点儿。父亲看到后，严厉地批评了姐姐，让姐姐把衣服退掉，不允许她穿。在父亲看来，只有不三不四、不求上进的社会青年才穿这种衣服，很不体面。在单位里，像父亲这个年纪的人看不惯的事太多，如果有人穿件样式独特点的衣服，有人头型有点异样，有人脸上妆化的太浓等等这类现象，都被党员、干部们看成是不听管教，爱出风头的后进青年。

  在学校里，我们班不爱学习的人很多，几乎占了全班人数的一半。课堂纪律混乱，老师无论怎样批评教育，他们就不听，坚决不听课也不学习，严重影响课堂纪律，他们的逆反心理挺严重。因为转学的原因，在同一座城市的两个学校，讲课进度各不相同，尤其是数学落下很多课，那时没有课外补习班，无法补课，许多内容没有学到。但由于别的科目成绩好，高中升学考试还是顺利通过了。

  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首先鼓励我要好好上高中，将来考大学；只要我们姐弟几个愿意学习，母亲不管多苦多累，也愿意供；她小时候没念过几年书，因为是女孩子的原因，家里不让她念书，让她在家里帮着照顾年迈的奶奶。母亲长大参加工作以后，非常理解没有文化的苦闷，总想让我们姐弟几个多上学念书。

  自从乡下搬家来抚顺定居后，因为母亲年龄超过政府规定标准，父亲单位没有给安排工作。我们姐弟几个在上学，家里开销很大，怎么办？母亲自己想出了个主意，让父亲帮忙，用他们单位的废钢铁焊接成个简易房，用来售货，经销各种烟酒糖茶，还可以在里面居住生活。

  我记得母亲的售货亭里，销量最好的是当年有名的“傻子瓜子”，2角钱一袋。口味好，全国人民都喜欢磕着吃，我的门牙竟然磕出了个小豁口。那时，大弟弟也能帮上母亲的忙，因为他上学的学校就在母亲的售货亭附近。小弟弟从小身体弱，经常得感冒、发烧，后来得了肺炎，每年秋天，只要天气变凉，他都要住院扎点滴。我们姐弟四人中，最聪明的是小弟弟，最能吃苦的是大弟弟，最孝顺懂事的是姐姐，最能偷懒的是我。因为他们比我勤快，又很听父母亲的话，所以父母亲喜欢他们多一些。

  那些年，我除了上学之外，几乎帮不上家里什么忙，只是做个饭什么的。姐姐每天除了上班工作，还利用倒班休息时间去母亲的售货亭帮忙卖货。姐姐工作两班倒，很辛苦，回家后，常常连睡觉的时间也没有，为此，经常听到她的抱怨声。姐姐几乎包揽了全家的毛织活儿，我们家人穿的毛衣、毛裤，都是姐姐用手工一针一线钩织成的，因为那时的工业水平落后，商店里买不到类似的毛织衣裤穿。

  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的课堂纪律挺好，同学们都是自己平成绩考来的，都是比较爱学习的学生。我们不再是男女同坐，而是男生和男生同桌，女生和女生同桌。这样同坐间私下说话就更方便了，尽管我那时还是不爱和同学多说话，但是和同桌无话不谈。

  我的同桌在全班学习成绩最好，尤其是字写的非常漂亮，只是性格很孤傲。我们俩经常在下午自习课的时候，私下里小声唠一些海阔天空的话题。她家也是在前几年才搬家来抚顺生活的，以前也在偏远的农村生活，她父亲属劳动下方人员，后来落实政策后回城，她和我有着类似的生活经历，我们俩总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讨论，似乎有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共鸣，或者说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一种青春期所特有的多愁善感的情绪时常围绕着我们。她说话很偏激，分析问题也很透彻。有一次，她对我说：“马彦，你看，咱们班主任老师走路姿势一窜一窜地，数学老师走路姿势一蹦一蹦地……”我经过认真观察后总结说：“你说的对极了！……”

  刚上高中的时候，学校里要求每个班级都要做桌套，我们班买的桌套布颜色是浅绿色的，颜色柔和，不刺激眼睛。我和同桌把课桌的长、宽尺寸量好后，经商量决定，桌套由我来做，因为我会蹬缝纫机。正好赶上周末在家休息，桌套很快就做好了。我灵机一动，突然想起，在桌套左右两边各绣上两朵小红花该多好看，并且由两片绿叶相衬托。我的刺绣技术是跟姐姐学的，绣的水平还不错。星期一背着书包来到学校，将做好的桌套套在课桌上一试，真够专业，桌布紧绷在桌面上，平平整整，我和同桌面前正好每人一朵小红花。我的别出心裁获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赞赏，大家都跑过来看我绣在桌套上那两朵漂亮的小红花。大家越是羡慕，我的心里越觉得有点不务正业。我在上学期间，虽然是听老师话的好学生，但不是努力刻苦学习的好学生；虽然不是聪明学生，也不是笨学生。老师不论留多少家庭作业，我都能认真完成。心里明明知道要想功课好，必须做到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道理，却总是做不到。为此，每当考试结束后，看到考试成绩不理想时，常常自责，于是，便下决心，一定要做到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可是，坚持不了多久就忘记了，这就叫做无知者常立志，有志者立常志，我属于前者，时常下决心努力学习。那时，心里总在想，如果有一天取消考试制度该多好！

  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英语，不到40岁年纪，中等个儿，五官端正清秀，像个白面书生，身上常穿一身藏青色，因为衣服里子缩水造成的皱褶，让人感觉不太舒服的中山装。英语老师的家就在我们学校后操场的一角，那排低矮的小平房里住，听说他是当年的下乡知青，是通过自学成才的。我英语学的一点儿不好，我总觉得是自己的错，是自己不用心学习造成的，心里总感觉无颜面对老师，总离他远远的。刘老师讲课的形式很活跃，每节课堂上所有的学生几乎都能够参与发言。课余时间里，我们的班主任经常和男同学们一块儿打篮球，他经常提醒我们锻炼身体的重要性，他像个大哥哥似的，对我们很亲切，还经常跟同学们开玩笑，讲“老小孩”的故事给大家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涨，在全校的体育运动上，我们班的成绩在全年部排第一名。

  我们的数学老师，是个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当时，他正和我们学校里一名女教师谈恋爱，这个情况同学们都了解，同学们都认为，他们俩在一起挺般配。数学老师课讲的很棒，可我对数学不感兴趣。

  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是校教导处王主任，因为缺老师，她属于代课老师。她课讲得棒极了，我最爱听。通过她的课，初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各种哲学观点尤其感兴趣，同时，也在慢慢改变着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树立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

  我认为，书上写的一种哲学观点不严密，“人不能双脚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我越想越不理解，我认为可以的，只要你站在河边，双脚向前一跳，不就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了嘛！高中生活愉快而令人难忘！

  新年快到了，同学们都各自准备了礼物，送给自己要好的同学。当时，电视里正在热播香港剧《上海滩、霍元甲》等连续剧。剧中的主要演员周润发、赵雅芝、米雪等成为同学们心目中的偶像，还有很多港台歌星、影星，他们的各种黑白艺术照片，成为我们赠送同学的“贺年卡”，在贺卡的背面写上要祝福和鼓励的话。明星们的艺术照片，成为最早出现的明信片。

  同学之间建立起来的那份纯真、美好的友谊，值得让人珍惜怀念一辈子。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儿子也到了高中毕业的年龄，整整经过了一代人。当再回忆那段似水年华的岁月，心情依旧那么温馨，常伴有一种蠢蠢欲动的美妙感觉。人的一生如此短暂，每天看到日出日落，朝朝暮暮，周而复始，不禁感叹岁月悠悠，人生如梦！

那段时期，学校里流行读台湾作家三毛、琼瑶的小说，及诗人汪国真、席慕容等的诗集，在同学之间相互传阅。

  香港著名歌星邓丽君小姐的歌流传最广，人人都喜欢听，在以前是禁播禁听的。改革开放的今天，邓丽君的歌不再是以前所谓的“靡靡之音”和“黄色歌曲”，曾听到一位男士这样评价邓丽君：“是男人，都喜欢听邓丽君唱歌…..。.”

的确，世上只有一个邓丽君，至今为止，无人取代她的成功和她留给人们的永恒魅力。多少年过去了，她的歌仍然经久不衰，成为永远的经典。当年，她的突然离世，牵动了无数歌迷的心，无论海内海外，千千万万邓丽君的歌迷，为自己心中的偶像默默祈祷，祝她安息。

   当年邓丽君演唱的“小城故事、小村之恋、又见炊烟”等一大批抒情歌曲，今天我仍然输入mp3带在身边随时收听，里面的歌词，即怀旧，又温馨浪漫，充满诗情画意，还带点儿淡淡的哀愁，正适合远离祖国人们的思乡之情。

                     “又见炊烟升起，

                       暮色照大地，

                       想问阵阵炊烟，

                       你要去哪里？

                       夕阳有诗情，

                       黄昏有画意，

                       诗情画意虽然美丽，

                       我心中只有你 ！

                        ……”

我还喜欢听“台湾校园歌曲”，《童年、牵手、再回首》等等，港、台歌曲的歌词更接近生活，贴近人们的心里，表达情感情真意切，通俗易懂，嚷嚷上口，受到一大批年轻人红极一时的热烈追捧。每当听到那些熟悉的经典老歌，马上就能回想起当年的此情此景，仿佛《昨日重现》一样。我喜欢听所有好听的世界名曲，音乐是无国界的，属于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无论是日本的《北国之春》，还是美国的《回家》；无论是克莱德曼的《秋日思雨》，还是盛中国的《梁山泊与祝英台》，谁听归谁拥有，沉浸其中，自我陶醉，自享其乐。 

   八十年代的中国，是文艺界繁荣昌盛的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许多经典歌曲都出自那个叫人难忘的年代；好的歌曲永远百听不厌，回味无穷，一大批歌星、影星都诞生于那个年代，那首响遍全国的明星大联唱——《明天会更好》，不论作词、作曲还是演唱，什么时候听到那娓娓动听的旋律，总叫人精神焕发；它让我们觉得，歌星们离我们很近，他们伴随着我们一同成长，同样走过艰辛和泥泞的路。那个时期，真的是个百花齐放，人才辈出的非常年代。

那时候收听到的音乐，都是从小小的收音机里传出的，我当时非常希望拥有一台录音机，每天都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直到后来参加工作，上班挣钱后才终于如愿，买了一台日本产“三羊”牌录音机，给我的寂寞生活增添了无穷乐趣。

懂生活的人，才会爱音乐，音乐会使你的生活增添一份高雅气氛。音乐，好比你的一个好朋友，它会伴你度过每一个岁岁年年，陪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假如你生命中没有知心朋友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缺少音乐。有了音乐的生活，你的人生将变得更快乐开心，更美丽，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