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人类群星闪耀时》

痩竹

几十年前，茨威格写了一本《人类群星闪耀时》，十几个人物（事件），几乎每一人物或者事件都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茨威格的传记像他的小说一样，总是充满了激情，因而被人们称为最好的传记作家。余世存或许有其豪志，截取了中国近现代史特立独行的四十一位男人侧影，为他们树碑立传，尽管是走马观花式的。

但让人抑郁的是，这四十一位中国豪男，无论如何的杰出，无论如何的特立独行，仿佛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中国，这艘古代的大船仿佛永远是在原地打转，差不多一百年前，中国几乎与真正的共和擦肩而过，基于中国近百年来走过的坎坷，基于中国与近一百年前相比几乎并未改变的政治进程，余世存的《中国男》，又可以理解为他的忧愤之作，借“近”讽今，其心可知，所以他的“如履薄冰”之感，可以想象。不然比《中国男》里有些大众几乎无从知晓的人物更有资格入选“中国男”的老舍、傅雷、郭沫若为什么会赫然缺席？

尽管如此，在中国特殊的语境里，在当今大多数所谓的知识分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草谋”之际，余世存能在近代史的故纸堆里，透析“中国男”们与众不同的灵魂，于黑屋之中，偶尔拨亮星星点点的火星，其勇气可嘉，但又念及他的努力会像他的前辈那样几乎白废，其志又可叹也。

《中国男》里的人物，有些在我们的历史或者语文教科书里出现过，有些或许教科书的编篡者认为他们根本不值一提而有意忽略，无论教科书的编篡者好恶的人物，余世存都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文本或者视角。

在余世存眼里，龚自珍不再只是一个会写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样诗句的豪情万丈的诗人，他“有经学的渊博，小学的严谨，杂学的恣意，释道的瑰丽神奇”；徐继畲，作为清末众多“睁眼看世界”中的一员，所编撰的《瀛环志略》中不仅介绍了西方的风土人情、科学技术，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候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曾国藩也不再只是一个镇压太平天国的杀人魔头，他达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但他又深藏不露，“他是认真的，又不虚无的，他是严格的，又是赏玩的，这真是落日满山，是温情，更是阴冷，是圣之老者，是素王，更是雷霆雨露的翻覆游戏”；吴佩孚，这个我们从教科书上知道镇压工人运动的屠夫，还是一员儒将，书画水平都非同寻常，同时还是一个有骨气的爱国军人，其他的还有杜月笙，他除了是黑社会老大，还抗过日，也支持过共产党的部队，戴笠既杀共产党，也杀汉奸等等。

当然，余世存的《中国男》绝非板着面孔的正史，也非戏说式的野史，倒象是“声声是泪，句句是血”的《史记》，尽管余世存在忧国忧民，我们还是有很大机会看到这些出色的“中国男”们老顽童的真性情来，比如闻一多，高兴时可以称他的学生为弟，他的学生信以为真称他为兄时，他勃然大怒；熊十力因为学问与梁漱溟发生争论，不惜拳脚相加；国学大师刘文典与他的学生突遇空袭警报，他如是笑话沈从文：“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是替谁跑啊？”

在余世存的这四十一位中国男里，除了杀人魔头戴笠、公子哥张学良，几乎人人都称得上中国的脊梁，他们就是鲁迅所说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让这些被历史的尘埃和谎言暗淡的身影恢复应有的光亮，也许是余世存撰写《中国男》的本意之一吧。

但也许是余世存忧愤积郁太久，也许是不能在忧国忧民之际控制自己的激情，《中国男》不同的篇幅里，不是透出相互矛盾与冲突之处，我希望这是他内心的困惑和冲突，而不是他内心本身的价值观的混乱。

同样是暗杀，革命的暗杀者王亚樵，余世存就誉美有加，而反革命的暗杀者戴笠余世存就斥为“无人性”。余世存在赞美王亚樵的暗杀行为时如事说：“正义、公道，在即时实现中不得不采取某种极端的形式。在那样的乱世里，王亚樵的道路不失为一种选择，他的选择对今天的人类仍然有启示意义……”，“在今天的社会而言，这种始终站在平民大众立场上的革命人生已经显得难以理解，今天的人们更习惯了‘改革、改良、渐近，轶序、稳定……”余世存不会不知道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不会不知道以革命的名义古今中外有多少人头落地。让人奇怪的是，到了戴笠那里，他又无比清醒起来，他对戴笠的暗杀行为如是评论：“但时隔六十年，文明社会已经对戴笠及其同类做出了相当公允的评价。人们坚定地指认戴笠为‘杀人魔头’，是法西斯性质的工具，甚至对戴笠的死也认为是冥冥之中的报应，都说明人们对安身立命或为人处世有大于权宜的标准，那是建立在尊重个人生命之上的标准。”

如果说，这样的价值观的混乱是因为善与恶的道德而误导的结果，那么对于民国时的知识之子两种不同版本的评价，却真的是让人不知如何寻得解释。

在傅斯年一节的最后，他这样评论“旧知识分子”：“他们是狂妄的，以为我之不出如天下苍生何，他们少有希圣希贤的愿心，更少一个成佛千佛来相扶持的随喜功德心，更谈不了自处共处的交通沟通理性。因此，当代人可以从现代知识分子的吉光片羽中怀旧，但切不可把他们说得太高，尤其不可津津有味地谈论前代人的优点时露出遗少气，尽管阳气不足的人归属于遗老遗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更应该总结前一代民族精英治国报世的经验教训，否则，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让人奇怪的是，余世存在张荫麟一节里又清醒了过来：“不无夸张地说，在曾（国藩）左（宗堂）李（鸿章）之后，在1949年之前，我国各地的才俊人士，都因时而发，取得了后来的人少有企及的成就。年青的费孝通平实地写出薄薄的一本《乡村中国》，他后来发现，这本小册子可以管五十年，五十年无人出其右，至于那些饱学之人，中西贯通之士，更是殚精竭虑，立功立言，以回报我们的民族，文明和人民，他们都在现代史那段混乱、动荡的岁月里，成就了自己……”如果说，这两段话都是余世丰内心的真实想法，那就只能得出我们的那些“旧知识分子”都是有才无德之人，余世存有什么样的证据敢于得出这样武断的结论？

我这里当然是在鸡蛋里挑骨头，没有任何一本书是完美的，就像任何一人不可能是完人。余世存生于1969年，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定是个热血青年。如今，一定也像大多数曾经的热血青年一样，上有老，下有小，在大多数人已经只为稻草谋之计，他仍饱含着一腔的热血，还在苦苦地寻觅救国之道，我虽然不能为他摇旗呐喊，但鼓几声掌还是可以的。《中国男》已经传其志、发其声、表其意，偶尔能有一两个同道，心头为之一热，也许已经足够了。恰如殷海光所说：

 “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的当下，也是二十一世纪如今中国大陆的当下。

《中国男：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

作者：余世存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3月

定价：30元

ISBN：978-7-5108-03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