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人第一  龚自珍

衰世中的男人

龚自珍（1792~1841）清末思想家、文学家。一名巩祚，字璱人，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学务博览，为嘉道间提倡“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派重要人物。主张道、学、治三者不可分割，开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之风。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时，建议加强战备，不与英国妥协。哲学观点上持“性无善无不善”说，反对孟子“性善”和荀子“性恶”说。主张“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强调改革的必然性。代表作有《尊隐》、《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今辑为《龚自珍全集》。

◎这个天才既无能贡献于国是，又无能跟他身处的文明决裂。只能把精力发泄到别处，所有传统文明最好的或最猎奇的心态世态他都经历过了。

◎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殆尽，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只剩下按本能行事，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

对文明衰败的感受是近六七百年以来中国天才们共同的感受，除了明清华夏变夷之际带来的挑战而出现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这些个人的匆促应对外，中国一流男人最好的人生状态就是生活在梦中，汤显祖临川四梦，曹雪芹红楼大梦，容若公子的浮生一梦，等等。这些天才们在文明的铁屋子里无可展示才华，苦闷无已，只好在梦中成全自己。不能做梦的人只有痛苦、变态、偏执。朝政、士林、世风、文明方式的衰败导致了一流的天才们转移、升华、自杀。西方“黄金时代”后期的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最为人惊异的就是可以移用东土来解释我们文明中的男人。历史的诡异还有，最早叩开国门的不是道德文章，而是礼仪信仰，是食货贸易，是文明模式的对话可能性以及背后的硬实力 ——炮舰。文明的对话，在相当的意义上，相当于网络时代的流行语 ——“见光死”，那些把存天理灭人欲追求到极致的文明只能在黑暗中生存，一旦见到文明的人性之光即会死去。

幸运的是，在这种文明衰败并且要见光死之际，汤显祖的梦已经做完了，李贽自杀了，徐文长疯了，顾、王、黄们的眼泪也哭干了，容若公子夭折了，曹雪芹的红楼不了也了了。他们都没来得及更痛切地感受做一个华夏文明人的耻辱和败落。第一个感受这种耻辱和败落的天才男儿是龚自珍。

龚自珍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祖父龚敬身官至云南楚雄府知府，他的父亲龚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可以说祖、父皆为显宦。他的外公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这个天才一开始就不为当时的学问所束缚。文明方生方死之际，最好的人才都只是忙于考据、训诂、皓首穷经。龚自珍的耻辱感是强烈的。1812年，他二十一岁，新婚蜜月，曾和妻子泛舟西湖，并作词一阕《湘月•天风吹我》，其中有“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等句子，既有满腹的抱负，也流露出文人伤感的气质。

康乾盛世之后的国家臣民心态封闭得可以，盛世中的文字狱使得一般读书人都不敢谈论经世之学，而只得埋头于古籍中去搞考据训诂，致使学术界、思想界死气沉沉。而欧洲正在发生民族国家的争霸。1815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缔结“神圣同盟”，拿破仑颁布了他一生自豪的法典《法国自由宪法》，虽然同一年他被迫下野并遭流放。1815年的龚自珍仅二十三岁，就完成了《明良论》四篇，其二开篇即是“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他描述的士林状况：“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段玉裁在看到《明良论》后，欣慰道：“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髦（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段器重这个外孙，称许少年自珍的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诗文则为“银碗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

他对时代社会与个人的看法有天才的直觉。在令人窒息的文明及其时代面前，他承认个人命运的脆弱。“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时也”。那么，他生逢何时呢？“日有三时”，“早时”是王朝初兴之时，因此“天下法宗礼，族归心”，“百宝万货，人功精英”，“府于京师”。“午时”是王朝大势尚在，虽有“窒士”（被压制的人才），然“天命不犹，与草木死”，尚不足为虑。可是到了“昏时”，这是龚自珍着意刻画的，也是他生而所逢之时，这时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功精英、百工魁杰所成，如京师，京师弗受也，非但弗受，又裂而磔之”，即人才被诛杀。相反，那些“丑类窳砦（苟且懒惰），诈譌不材（庸才之人）”却得到重用。因此，民怨物怒，“京师之气泄”。具体说来，则是“京师贫”而“四山实”；“京师贱”而“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京师轻”而“山中之势重”；“京师如鼠壤”而“山中之壁垒坚”。其结果是“京师之日（苦）短”而“山中之日长矣”。龚自珍预言，在这种“朝士寡助失亲”的情况下，人们都将寄希望于“山中之民”。一旦“山中之民”起而反对“京师”，那将“一啸百吟”，“有大高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龚自珍认为“世有三等”，即所谓“治世”、“乱世”、“衰世”，而“三等之世皆观其才”。“衰世”时从外表上看“类治世”，而从实质上看，则“左无才相，右无才吏；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 ……”。并且更严重的是，即使有“才士与才民”，也将被那些不才之人“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这种杀戮，并不是用刀锯消灭肉体，而是“戮其心”，即“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如果从将相以至士民工商都没有这些忧心、愤心、思虑心、作为心、廉耻心，则“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龚自珍批判了他生活的体制、士绅精英集团，那个集团流行的潜规则是等级、资历。“其资浅者曰：我积俸以俟时，安静以守格，虽有迟疾，苟过中寿，亦冀终得尚书、侍郎。奈何资格未至，哓哓然以自丧其官为？其资深者曰：我既积俸以俟之，安静以守之，久久而危致乎是。奈何忘其积累之苦，而哓哓然以自负其岁月为？”那些资格浅的人是这样想的：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早晚总能熬到个尚书、侍郎。何必多嘴多舌（哓哓然），把前程断送了呢？而那些资格深的人又是那样想的：我好不容易历尽艰险，好容易混到了这个地位，难道能忘掉这些艰苦，而去多嘴多舌，丢掉这个地位吗？龚说：“一限以资格，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 ”“至于建大猷（指治国的方针、原则等），白大事，则宜乎更绝无人也。”流行潜规则的官场因此死气沉沉。

龚自珍说，官吏、士大夫的这种“无耻”，其结果则是“辱国”、“辱社稷”，以至于亡国。官吏、士大夫的这种“无耻”，不应当只责怪他们，其根源在于君主的极端专制。他认为，天子率领百官共治天下，应当是“但责之以治天下之效，不必问其若之何而以为治”。龚自珍说：“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意思是说，一个朝代的弊政总要被下一个朝代革掉；现在当朝的，有了弊政，与其让后来的去革，还不如自己革掉的好。

但龚自珍在科举仕途上并不顺利。他在十九岁时首次应乡试，只中了个副榜贡生，直到二十七岁时，他第四次应乡试，才中了个举人。以后，他多次考进士，连连落第，直至道光九年，三十八岁时，他才勉强考了个三甲第十九名进士，离落第差不太远。虽然中了进士，一笔字却写得很难看，所以点不了翰林，做不了大官。自己因楷法不如式屡不及格，“乃退自讼，著书自纠”。好像自我谴责似的，就像当代人常写的“认罪书”或“检讨”一样，读来有如英国狂生斯威夫特的杂文。他在《跋某帖后》说道，“余不好学书，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他的字不中程式，不合馆阁体的规格，因之流传极少，也格外受人爱重。

因此，龚自珍始终只做了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这样一些闲散的小官职，而且还不断受到主流士绅们的嘲笑、打击。他在当时士大夫中被视为“言多奇僻”的“狂士”，甚至称他为“龚呆子”。他那些猛烈抨击制度弊端的言论，就连他的一些知交都为他担心。如魏源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就说：“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 ……若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义恐有悖。”他的外祖父段玉裁虽然十分欣赏他的才华，然而也写信给他，希望他“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

但这个天才命中注定做不了力挽狂澜的名儒名臣。虽然他关心国家大事，做好了做名儒名臣的准备。他提倡经世致用，精研西北历史地理。在诗中自道“九边烂熟等雕虫”。九边，原指从辽东到甘肃的九个边防重镇。九边烂熟，就是深谙边情之意。又有诗道：“掌故罗胸是国恩，小胥脱腕万言存。”他和当时一批有志之士如魏源、林则徐过从甚密，林则徐曾对他禁烟和杜绝白银外流的建议做了回复，信中说“责难陈义之高，博识宏远者不能言，非关切深注者不肯言。”他自觉地使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社会联系，使学术研究不流于空谈，而能实际有用，研究的课题也更多更广，所谓“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因而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这一建议对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后来的李鸿章对龚自珍也推许说，“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于今日。”

这个天才几乎是徒托空言地自我设计。在防止外国势力侵入方面，龚自珍提出了严禁鸦片、限定通商口岸和商品种类、巩固边防等等主张。而在内政方面，他早年曾提出了“平均”的主张。他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平均”，主要要整顿“人心世俗”，使人人都有“平均”的思想。“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而要使“人心”平，则首先要“王心”平。只要“王心”平，那就会物产丰盛，百僚受福，人民安乐。在《农宗》篇中，他还主张按宗法制度立大宗、小宗、群宗和闲民四类。大宗（有继承权的长子）继承父田一百亩，小宗（次子）和群宗（三子、四子）分田二十五亩，闲民（兄弟中最末者）则为佃户。他想得太细了，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所有这些改革主张都是在所谓“古方”名义下提出来的药方。他有一首诗说：“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其次，对于改革，他也只期望于逐步的改良，说什么“可以虑，可以更，不可以骤。”他知道英国，却不了解当时的天下文明之外的欧洲文明发生过的革命。

龚自珍只能取用既有的文明思想资源，他运用《春秋》公羊学派的“三世说”，对比统治者即“京师”和“山中之民”势力的消长变化，承认“山中之民”兴起的必然性，肯定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后来在学术思想上他又坚决地抛弃考据之学，进一步接受当代《春秋》公羊学派庄存与、刘逢禄的影响，所谓“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当主流社会一片“天下升平，超唐迈汉”喧闹之时，他已洞察幽微，看到了潜伏中的时代危机，预言衰世将至。在他的诗中，常常以黄昏和秋气来隐喻王朝的悲凉没落：“夕阳忽下中原去”、“忽忽中原暮霭生”、“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迁恋路旁鸦”。岁之将暮，日之将暮，堂内的燕子路边的乌鸦还做着春梦。龚自珍认为，知识分子在腐败的社会中是难以独善其身的，如同他诗中所写的，“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 ……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看花忆黄河，对月思西秦。贵官勿三思，以我为杞人。”

但这个天才怀才不遇，他也特立独行。据说他长相奇特，言行奇特。“有异表，顶棱起，而四分，如有文曰十。额凹下而颏上。目炯炯如岩下电，眇小精悍，作止无常。”跟人谈话时爱说笑话段子，谈诗论文时蓬头垢面，不屑于也没有时间洗漱。有一次他住在别人家，来客人时跟人聊天，聊得兴起，他居然跳到桌子舞蹈之。送客时，他也不知去向。在京师日，他曾拉不相识人同饮（龚诗有“朝从屠沽游，夕拉驺卒饮”句）。在杭州时，常嘱家人备盛馔，却不召一客，至期对空空客座举箸呼名劝酒。于是朋友都称之为“龚呆子”。

但当时的官绅大老阮元，晚年退居乡间，为避免“俗客”，伪称耳聋，对求助者也较冷漠，只有对龚自珍例外，并极为大方。只要龚自珍来拜访他，“则深谈整日夕，并不时周之”。当时人编顺口溜说:“阮公耳聋，逢龚则聪；阮公俭啬，交龚必阔。 ”

这个天才既无能贡献于国是，又无能跟他身处的文明决裂。因此他只能把精力发泄到别处，所有传统文明最好的或最猎奇的心态世态他都经历过了。他同情民众的苦难，“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他是接近现代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他有边塞阳刚诗意：“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他更有为东土万有生民的祈祷：“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宥情”、“尊情”，因为他尊重个性。他反对对个性的强制束缚，认为这样会压抑人才的成长。为此他写过《病梅馆记》无情地嘲笑士林的乡愿、犬儒和堕落。在庸俗的官僚士绅社会的包围中，他成为众矢之的、“狂不可近”的人物。清醒的、有志气的人被排斥着，被嘲笑着，而天下是死寂的。“秋气不移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天下虽然面临着“秋气”的侵袭，夕阳西下，暮霭沉沉的情景，而主流社会还是醉生梦死，安然自若。他们不知道“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勿虚陈”，问天无用，一切筹划都是白费。甚至作诗也是徒然，“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他只能抱着深沉的忧郁和孤独以及特有的清醒和自信而无可奈何。

他因此也是个大玩世者，是一个不肯调和的间世者。据说他爱吹牛，爱赌博，是真名士自风流，所有传统文明的风流人生他都经历了。他爱赏花，有“青门何有？几堆竹素，二顷梅花”吟咏。喜交友，豪称“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喜游山，观黄山云海，他发出“千诗难穷，百记徒作”的浩叹。喜收藏，文博藏品之富，其儿媳妇之弟陈元禄称之为“不可胜记”。他得到一方古玉印时，称“入手销魂极”、“引我飘摇思”，又称“自夸奇福至，端不换公卿”。他高看宋拓洛神赋十三行，称之为“最所珍秘”，为其藏帖“二千种之冠”，特邀林则徐、魏源、何绍基等好友同赏。龚自珍赏王时敏《九友图》时，发出“相见便情长”的感叹，声称犹如“身到亭亭九友旁”。其得王应绶所绘精品成扇，常“袖里珍擎怀里握”。研究藏品所作《说宗彝》、《说刻石》、《说碑》、《说印》、《商周彝器文录序》、《秦汉石刻文录序》、《镜录序》、《瓦录序》等专论文章，字里行间，时出新解，被金石学家吴昌绶誉为“精博绝特”。

一个中国一流的男人在衰世里不得用世报国，只能将一生的光阴耗费在这些雕虫小技之中。他只能在诗中表达自己的情怀。那些具有复杂的思想内容的抒情诗，给人一种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在许多抒情诗中，他既歌颂少年朝气，侠客和义士，理想或豪杰人物；同时又羡慕“老辈”、隐士和“读书官”，留恋母爱和童年，企求纯洁的爱情，美貌天真而有才艺的少女，向往湖山胜境，乃至梦境、仙境和佛教的清净世界。“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等等。

这个亦剑亦箫的狂生因此睥睨万古。“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六艺但许庄骚邻，芳香恻悱怀义仁”。《庄子》、《离骚》对他有很大影响，是他的浪漫主义的主要源头。他的《最录李白集》认为“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李白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他的奇妙的想象，奔放豪迈、冲破约束的精神以及瑰丽的文辞，显然可以看出和庄子、屈原、李白有直接的批判地继承的关系。但他在前贤面前仍然放狂言，如李白诗，他就认为“十之五六伪也”。他评白居易为“真千古恶诗之祖”，理由是《长恨歌》中“回眸一笑百媚生”乃形容勾栏妓女之词，岂贵妃风度耶！

这个不幸的人却是清末有名的“丁香花案”的参与者。晚清名词人顾太清，也风韵超群。这位守寡的王妃跟龚自珍家“两家交好”。大历史学家孟森考证说：“太清与当时朝士眷属，多有往还，与杭州人尤密。尝为许滇生尚书母夫人之义女 ……定公亦杭人，内眷往来，事无足怪。一骑传笺，公然投赠，无可嫌疑”。龚自珍投赠的诗即是：“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但名士才女发生此事，却引起人们无限的想象，小人从中作祟，清宗室家族将其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不问可知。本来人们对龚就看不顺眼，这下更有理由了，龚自珍被迫离开京师，1839年辞官回乡。而贝勒一死，家人也立即将太清赶出王府府邸。孟先生称之为“家难”，其实与太清、定庵的交际密切不无关涉。

在回乡途中，龚自珍写下了三百一十五首《杂诗》，这就是著名的《己亥杂诗》，这是他回忆和记叙他一生经历、交游的叙事诗，在最后一首诗中，他十分伤感地写道：“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阁（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他苦闷过、彷徨过、伤感过，但他没有陷入病态，没有成为大多数中国男人那样太监般的阴冷、卑琐和扭曲，他依然自信而充实。他骄傲地说：“河汾房杜有人疑，名处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齮齕，但开风气不为师。”

他的生存示范因此在当时和后来获得了长久的回应。他的诗名极盛。《己亥杂诗》“赖是摇鞭吟好句，。有句云，流传乡里只诗名”自注云，“到家之日，早有传诵予出都留别诗者。时有诗先人到之谣”。其实，他留给诗坛的影响又何止百年。黄裳先生认为，在严复、梁启超出现以前，龚自珍是独领风骚数十年的人物，他的诗文风靡了一世。只看他的遗集翻刻之多就可知道，虽然都刻得那么草率。黄裳更认为，龚自珍影响了后来的鲁迅和陈寅恪。至于梁启超，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承认：“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受到龚自珍的影响。

更不幸的是，离京两年之后，龚自珍即卒于丹阳县署，年仅五十。“暴卒捐馆”，死得不明不白。有人说他是被情敌鸩死。此时鸦片战争发生已经一年。龚自珍无愧于自己的一生，尽管他那半伦不伦的儿子在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时，匪夷所思地跟英军同往，取金玉重器归，发了国难财，但衰世文明的耻辱已非一人所能承担。龚自珍感受到的文明耻辱得由文明的全体成员都来承担了。

这种屈辱感今天仍在进行时中。学者傅国涌强调了龚自珍的“衰世”说，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不过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模像样，十字街头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殆尽，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只剩下按本能行事，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不要说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像样的工匠，街市没有像样的商人，就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

林贤治更早地注意到这个“山之民”跟大海的无缘命运。“他刚刚出生就被扔进山谷里。整个中国都被扔进山谷里。幽深了两千年的山谷。开始便是结局。他无路可走。少年时击剑吹箫，英迈又温柔，想见石破天惊的刹那，所有峭厉的峰峦都化作浑圆的波涛，舞涌于眼底。然而，大小鬼蜮，早已占据了可供攀越的去处。大海不可即。大海只是一种怆痛无已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