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者归来（3）

就在吴石倾向共产党的时候，朱谌之早已是活跃于上海和香港之间的老党员了。

1905 年，朱谌之出生在浙江宁波府镇海县。父亲是当地富商，曾经担任宁波渔商工会会长。后来她到宁波月湖女子师范求学，在学校结识了一批思想进步积极的同学，受同学影响，多次参

加爱国学生运动。

1927 年，朱谌之嫁到沈阳，做奉天兵工厂总工程师陈傅良的续弦夫人。生女陈倬如，后

改名为朱晓枫。1932 年，陈傅良病故，朱谌之回到镇海娘家孀居。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

之后，她毅然投身抗敌救亡洪流，参与救护遭日机轰炸的伤员。其间，她与共产党员朱晓光结婚，后生子朱明。

1937 年底，朱谌之举家搬去武汉。第二年进入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并捐款500 元。武汉失陷前她返回浙江。当时一批台湾爱国志士正在金华召集旅居大陆的台湾同胞，成立了“台湾少年团”与“台湾抗日义勇队”。朱谌之不仅积极帮助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向台湾少年团捐赠

衣物，还捐款800 元，使“台湾医院”顺利开幕。为了奔赴抗战前线，朱谌之又将8 岁的女儿晓枫寄养在台湾少年团。

朱晓枫：台湾少年团是全国最著名的儿童抗日团体之一。我妈妈说她去前线太危险了，带着我也不方便，还会影响我的学习，让我先留在这儿，比较安全，她在前线也能放心。我在这里待了8 年，实际上是跟台湾儿童一起长大的。我在少年团里学会了跳舞、唱歌和宣讲，14 岁的时候在这儿入了党，能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语。我对台湾最早的印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39 年秋，朱谌之与丈夫同赴皖南新四军军部，设立随军书店。1940—1942 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她依然坚持在新知书店和书店桂林办事处工作。1941 年夏，她化名周爱梅，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望和营救皖南事变时被捕的朱晓光。朱晓光于次年春越狱成功归队

。

1944 年初，朱谌之来到上海，在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工作，并参与筹组同丰商行。10 月，同丰商行遭到敌人破坏，朱谌之被逮捕后关押在日本宪兵队，经受种种酷刑却始终守口如瓶，后经组织营救出狱。

因为表现优异，1945 年2 月，朱谌之在上海经徐雪寒（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史永（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二人介绍，被批准为共产党员。随后她继续在上海党所经营的商贸、金融单位工作，周旋于金融界和国民党党政军警上层之间。1946 年2 月，台湾少年团因为动荡的时局解散，朱晓枫回到上海家中跟母亲团聚。

朱晓枫：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但闭口不谈政治，不过彼此都心知肚明。母亲从来没告诉过我她在从事什么工作，可是我感觉到了。我也从来没跟她说我加入了共产党，但她也明白。从表面上看，她是上海一家公司的会计，我是不谙世事的少女。有一次，我碰到我们台湾义勇队的一个人，就把他带到家里去了。母亲等客人走了以后，问我他是谁？我说我们认识很久了，是义勇队的时候认识的。她淡淡地说，以后不要随便带外面的人到家里来。我马上心里就有数了，很知趣地不再追问。

陈晓楠：当时母亲说这话，你能够猜到她是什么意思？

朱晓枫：我知道她在暗示我，家里是重要的地下联络点，不能让任何来历不明的人知晓，要注意安全问题。她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意思我都明白。我和她在上海一起生活了三个月，每天中午都去她工作的地方和她一起吃饭。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三个月。

1946 年5 月，朱谌之接受组织安排，前往香港合众公司工作。临行前，出于对女儿的安全考虑，她决定将朱晓枫送到已经获得解放的苏北。朱晓枫进入解放区江苏淮阴后，成为一名军医大学生。令她没有想到的是，此次一别，竟会成为她们母女的永诀。

朱晓枫：她把我送到吴淞口。送我到那儿的时候，给了我一个金锁片。她说给你钱是行不通的，你到里头去钱就没用了，不如给你金锁片，万一需要用钱的话，就一片一片把它弄掉，卖掉可以换点钱用用。她就给了我这么一个东西，我跟我妈妈实际上就在那里分开了，分开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陈晓楠：母亲这一生中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其实非常少。

朱晓枫：我们一直聚少离多。她不是个婆婆妈妈的母亲，不会整天把儿女护在身边。她可能也是考虑到我留在她身边太危险。牺牲之前，她曾经两次被捕，因为遭受严刑，拇指落下了残疾。我很少和她在一起，但是她为了我的成长，选择了非常正确的道路。由于长久的分离，她其实一直很想念我。我记得她被派到香港之后，专门买了块手表托人带给我。那块手表两头尖尖的，非常时髦，但我当时在部队里不喜欢这样的款式，她又想办法拿去换，前后换了好几次，才换成我满意的样式。她没有一句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