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场(5)
陈晓楠:当时回大陆去有没有顾虑呢?
刘青石:当然有顾虑啊!特别是我的四哥反对,他看的书多,对政治斗争的利害关系比较熟悉。他说你有这种情况,经过敌人的手再回去,人家不会相信你的,你说破天也不会相信你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没好下场。
陈晓楠:你当时怎么想?
刘青石:当时我没有给他回答,但是我心里已经拿定主意了,我有责任把被破坏的情况交给组织,这样我就算完成任务了。我是被捕的,组织破坏的情况,蔡孝乾的情况,就我一个人知道,别人不知道。所以当时我一直觉得有很多事情得跟组织说,跟组织交代完了之后,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至于你怎么处理我就不管了。我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自己选择的道路自己负责任。我跟敌人说我同意回大陆,我们一家人就被放出来了。在一个小旅馆里,
最后一次一家人团聚。那时候大家心里明白只有分离了,但是时间多长就很难讲了。
陈晓楠:走的时候给妻子留下什么话了吗?
刘青石:我跟她说你要是生活有困难呢,可以另外再嫁给别人,反正我是不会再结婚了。迟早有一天我能和你再见面,那时候如果你愿意回来我欢迎,你要是有更好的生活我也不反对。
陈晓楠:你这么说了以后她什么反应?
刘青石:哭也哭不出来了。她经过这一系列磨难,人已经麻木了。告别了妻子、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孩子,1956 年春夏之交,刘青石途经香港进入了大陆。从台湾回到大陆的刘青石,很快和上级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写下了十多万字的材料,经过一年的审查后,他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开始了既不是罪犯也说不清身份的农场生活。
陈晓楠:第一步踏上大陆土地是什么感觉啊?
刘青石:在台湾是孤儿,这儿是真正的家。
陈晓楠:虽然这里没有家里人,可你觉得这是真正的家。
刘青石:对,可是孤独寂寞的心情一直没有解除,尤其是后来又被送到农场。那儿都是政治犯、刑事犯、劳动教养犯。我当时心里想,怎么把我下放到这儿来了?是不是把我当敌人啦?日本人怎么打我,国民党怎么欺负我,我都没有那么痛苦,现在自己人却把我当敌人,我就觉得受不了。所以一到那儿我就跑,想跑到铁路去撞火车,死了算了。随行的干部把我拉了回来,后来每个月给我寄来30 块钱生活费,意思是没把你当职工,也没把你当坏人,更没把你当干部,就是把你暂时搁在那儿,等台湾解放了情况弄清楚了再解决。既然这么安排,我就在农场安顿下来了。我在农场劳动,插秧、种菜、种苗比谁都快。
陈晓楠:成了一个农民了。
刘青石:比农民还厉害,我插秧八个小时能插一亩二。
陈晓楠:那时候心里后悔回来吗?
刘青石:不后悔。我没有做过违背良心的事,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别人,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的信仰。我问心无愧,有什么好后悔的呢?五年过去了,刘青石没有等来台湾的解放,却意外地等来了由组织交给他的一封妻子辗转寄来的信件。妻子在信中诉说了一个人独自抚养孩子的艰难和希望和他早日见面的心情。刘青石捧着妻子的来信看了好几遍,夫妻之情、父女之情在心中纠结,然而出于安全考虑,他不能给妻子回信,这封信也被他扔掉了。
对于台湾的亲人,刘青石只能做一个活“死人”。而在农场,他又是一个因为保密的责任,不能暴露自己的历史,没有一个朋友,身份不明的人。刘青石时常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在台湾那个荒凉的墓地潜伏的岁月,陪伴他的只有漫无边际的孤独。
刘青石:太苦闷的时候我就马上去劳动,哪怕是夜里也这样。有时候晚上
睡不着就跑出来去跑跑步。白天的时候参加劳动,累了一睡就算完了。反正不
能让自己静下来,静下来就坏了。有一次斗争会,有一个干部站起来说你是蒋
介石什么什么爪牙,我说你是什么玩意儿,你怀疑我我还怀疑你呢!就被拉进
去批斗了。斗是斗啊,可是我挺高兴的,因为有发泄的地方,要不然神经会错
乱的。虽然被批斗,但我好像又活过来了,人家看着我好像挺可怜的,但是我
还望着他们,挺着胸,好像挺英雄似的。
在农场劳动了22 年后,已经56 岁的刘青石被安排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当上了一名日语教师。1979 年的一天,他意外地收到了一封四哥从日本托人寄来的信。从信中他得知了妻子还活着,两个孩子在美国的消息。刘青石大喜过望,迫切希望能够见到妻子,向她表达自己内心深深的歉意。刘青石的两个孩子把母亲从台湾接到了美国,安排两个老人在美国见
面,刘青石开始马不停蹄地办理签证。然而妻子得知刘青石在大陆的情况之后,给刘青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不认识刘青石这个人。妻子的来信,把刘青石对久别重逢的种种美好想象都击得粉碎。没有等刘青石到达美国,妻子就返回了台湾。刘青石和两个孩子相隔30 年后的相见,也没有太多久别重逢的激动。
刘青石:妻子是这样的反应我也理解。在台湾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危险人物。1992 年的时候,我从香港坐飞机回台湾给父母扫墓,这是我36 年来第一次回台湾,我哥哥什么的所有家属都在机场排队等着。结果我坐的班机延误了,听到喇叭消息说班机延误,他们以为是我又被抓了,大家一个个都跑了。
陈晓楠:还是心有余悸。
刘青石:对,他们觉得我和危险是连在一起的,和我太接近了没有好下场,所以我在台湾待了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和孩子们见面也有隔阂,我们一见面就分三国,一个是赞成独立的大女婿,二女婿是倾向国民党的,我是倾向共产党的,说话都不一致。我总觉得有内疚啊,只尽到生育之责任,没有尽到养育之责任,所以我自己到洛杉矶去找工作。找什么工作呢?帮厨。我那会儿59 岁了,每天干12 个小时,因为我受过苦啊,也不觉得怎么样。人家日本人都害怕了,说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重体力劳动。要关门的时候,我负责刷油锅,一小时挣三块七毛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