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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方金 :一个编剧的自我修养
  • 来源:原创 作者: 苏阳 日期:2014/3/27 阅读:2172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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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方金 :一个编剧的自我修养

     

    《电视指南》记者 苏阳


    0

        一个作家在决定开始写作的瞬间都非常神奇。比如村上春树。他说,“我是在看一次棒球赛的时候决定开始写作的,我支持的球队打出了本垒打,棒球划过天空,飞得又快又高,我盯着它,想——我要当个作家!”

        村上的描述闪烁着一种动人的光泽,这是思想跟现实接通的美妙时刻。岁暮年初,我跟宋方金坐在西城金融街的一个茶室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我也有过一个这样的时刻。”

        八十年代中,少年宋方金所在的胶州半岛经常能看到从台湾飘过来的氢气球。大多数氢气球只是路过村子的上空,飘向更远的内陆。偶然也有过例外,氢气球不知什么时候爆破的,里面印刷精美的传单、饼干、衬衫等物品散落在村庄四周,那时整个村子比过年还热闹。村支书怕饼干有毒,规定必须上缴,所有人扫兴而归。让方金耿耿于怀的是,“村干部吃饼干的时候比任何时候都勇敢。平时他们并不总是这样。”

        掉下来的一件衬衫则分配给了村支书家的儿子。衬衣是非常少见的天蓝色,在灰色乡村中,那一小片蓝像从天空中剪下来的。“那是天空之蓝”。宋方金说。

        村子里捡到过各种氢气球里的东西,但从没人看到过它爆炸。宋方金经常到田野上游荡,仰望天空,他希望自己能目睹这一时刻。有一天正午,天空飘来一只银白色的氢气球,那一次它竟然真的爆炸了,在天空深处无声地炸成碎片——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氢气球在空中炸开,无数的传单像鹅毛大雪一样翻卷飞舞……那正是午睡时刻,田野上空寂无人,除了他没有人看到这一幕。他跟很多人描述但无人相信。很多年后,他坐在金融街的茶室里跟我说,那一刻,我知道天空里有另外一个世界,我想我要当个作家,把人在人间错过的时刻和消息写下来。尤其是来自天空的消息。

                                                

    1

        时代华文书局最大的会议厅正在举办宋方金的新书《美丽的契约》发布会。宋方金是编剧,亦是诗人,他还写时评、开专栏;在2013年的跨界潮中,他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工作室,他想把握他自己作品的命运。《美丽的契约》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比同名电视剧抢先露面。

        和其他的影视同期书不同,它没有懒惰而媚俗地把主演的大头照印在封面,而是以干净纯蓝的天空为背景。鸟、菩提树、火箭一样腾冲直起的鸟笼是它的主要元素。这本书的封面是宋方金设计的。“我不喜欢笼子,所以我给它安了火箭的发射筒把它发射走。《美丽的契约》写的是烦恼。烦恼即菩提,所以我用了一棵菩提树。人们需要蓝天,我又装了一片蓝天。鸟代表飞翔。”

        “你懂美术吗?”我问。

        “我不懂。”他兴高采烈地说。

        那天宋方金做了一个演讲,跟他的作品风格一致,嘻笑反讽,指点江山,主要在人为什么不说人话中展开。他批评了编剧同行,批评了装模作样的领导,也批评了不爱动脑子的普通人。别人以为他是来宣传书的,最后他说的其实跟书没什么关系。

        很逗。

    2

        “宋方金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 在会客厅的记者采访环节,余飞用食指弹着新书的封面。他没看完全书,却丝毫不减他的谈兴,“《美丽的契约》涉及许多敏感话题,比如房子、户口、假结婚等等,可他却有本领在各种雷区间闪转腾挪,拈花微笑。

        梁振华的评价则带有书卷气,“这是一本‘遛话’的书。生活的乐趣是在逗话和遛话中展现。在幽默的对白中你能读到一个雅痞对生活自鸣得意的理解。宋方金是一个犀利的人,他不满足于对生活平面化的展示,可他在现实面前又不能太尖锐。老百姓已经不能承受太重的现实主义作品,他们希望你有水平,但不能太有水平;希望你有追求,但不能太有追求。分寸感极难把握。”

        李樯在发布会上称他非常羡慕宋方金的创作能力,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他说,“他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是一个有能力与整个世界周旋的人。我相信他连相声都能写。”实际上,宋方金更喜欢李樯对小说《美丽的契约》的评价,“这本书写当代生活如同回忆往事。”

        宋方金是一名职业编剧,他珍爱自己的工作,谈到它们,语气温暖,充满了爱意;由阅历积攒起来的笃定,通过温和有礼却不容置疑的方式向身边的人传递。面对别人的赞美,他表现大方而磊落不像传统的文人半遮半掩。谈到自己的作品,他努力地客观,他珍爱自己的羽毛并喜欢赞美一切,也包括赞美他自己。

        在茶室里,宋方金跟我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这话针对写作,“一个现实主义者会被自己的目光、欲望和切实的生活重量给淹没掉。而理想主义不会,在我们可见的时间尺度之内,是理想主义完成了对人的牵引。”

        但其实在一段时间里我不确定宋方金这么说是为了标榜自己,还是说骨子里就是。满地都是六便士,还会有人仰望月亮吗?

        和大多数活跃在一线的编剧一样,宋方金虽是中戏科班出身,却也经历过一段艰难的北漂岁月。回忆往事,我曾引导他多讲一些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细节。他眉心聚成一个“川”字,不愿意往事重提。他只记得搬了无数次的家,疯长的北京房价像快速升空的银白色氢气球,而稿费却如蜗牛爬行。他说,“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3

        在北京这座大城中,宋方金交往的人其实不多,李樯是一个。我后来跟他们经常一起吃饭、喝茶或清谈,他跟李樯显得很素。不太像是浮光流金的影视圈里的人。

        现实中,李樯因为年长他几岁,故一直唤他“小宋”;而小宋一直称呼李樯为老师——为此,李樯纠正了他10年,也没把“老师”给掰掉。李樯实为中国电影界的一个异数。别人都是急急地写慢慢地长;李樯是提笔就老,他像是刚刚转世过来但遗忘了轮回的密码,一开口便暗哑苍老,把前世今生未来都讲到了一处。

        宋方金犹记得自己在很多年前和李樯的一次会面。那时《孔雀》尚未上映,李樯的名字还不为人所知。那天他们在国贸桥下的一个咖啡馆清谈了一个下午,准备离开的时候他们到国贸桥下打车。一看到车窗玻璃上印着每公里一块六,李樯便摆摆手,继续如等待戈多一样等待一块二的出租车。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等到一辆一块二的夏利,李樯心满意足坐上去消失在国贸桥下的滚滚红尘。宋方金没有继续等待,他坐了一辆一块六的富康走了。他没有李樯那么有耐心,也没有李樯那么清教徒。 很多年后,我跟李樯和宋方金成为了好朋友。这时一块二的出租车已经消失了,李樯还保留着清教徒的本色。我们经常一块撮饭,点菜的时候,第一个说够了的人一定是李樯;李樯说完以后,一定会再加两个菜的人一定是宋方金。他说,“五颜六色的蔬菜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消息,”

        然而,李樯带给宋方金最大的震动,不是沧桑与开阔,恰恰是与之对应的平淡与沉潜。宋方金说,他在看到《孔雀》以后,发现了艺术和生活之间可以有一种妥帖的关系,“我最早写剧本的时候,多是写他人的故事,李樯的电影让我发现,其实电影要跟自身和内心发生关系。这是常识,但我很长时间里不懂。”

        之后,他写下了创作生涯至今最满意的故事《飞》。 “电影《飞》是来自天空的消息”,宋方金说,“写完《飞》之后,我才敢说自己是一个好编剧。从此我掌握了这个行当的秘密。这跟剧作技巧无关,而是找到了我跟生活的关系。每一个写作者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北斗七星,因为它是你的精神坐标。《飞》的主人公其实就是我,我和他们一样,渴望追寻如同星辰一样高远的东西,至今如此而且永远如此。”

        我问,“《飞》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却并没有写造飞机成功,为什么不写一个好莱坞式的结局呢?”他说,“千万不要说这是一部励志电影。李樯老师有句名言,‘感慨人生,而不励志’。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

        我一瞬间明白了为什么他不愿意回忆自己北漂的艰难,他害怕别人把他的逆袭当成一个可以复制的范本。事实上,任何人的成功都不可能复制。同时我也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把李樯的电影比喻成疫苗。那些命运的悖反、无声的抗争、残酷与温暖、决绝与和解,由于抵达了真相,从而具有一种冒犯性。宋方金说,“别人都不知道李樯是从哪儿来的。我知道。他是从诗意现实主义来的。他用诗意渗透现实的边境。”

        李樯对宋方金的评价则充满了他独有的语言风格,他说,“我跟宋方金的相识没有过程,像两个老物件的相遇。方金具备了木心说的好的艺术家的三个条件:好的才华、好的头脑和好的心地,他已经呈现出样板式的写作者的姿态。”最后,他补充说,“宋方金是理想现实主义。他对穿理想与现实的两极。”

        这是他们对彼此作品的定论。


    4

        在我整理采访资料时,宋方金用微信发来一张照片。在等待图片传送的过程中,他补充了一句话,“那个时候谁也不认识,印了名片想送给全世界。那是我在北京的第一张名片,也是最后一张。”

        当名片传来时,我眼睛接收到的第一个信息不是名字、头衔或联系方式,而是印在名片中央的一行楷体:“写作。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两个浑圆的句号像宣誓时举起的拳头一样透着斩钉截铁似的决绝。

        时间荡得再远一点,回到2008年。著名导演吴天明在西安举办了“电影编剧高级研习班”。主讲是美国加州大学电影电视系的教授理查德•沃尔特先生,在美国,他的学养和名气并不逊色于《故事》的作者罗伯特·麦基。

        第一次到中国授课的理查德•沃尔特第一天受到好莱坞明星般的礼遇,雷鸣般掌声持续不灭,整个礼堂座无虚席。他激情饱满地阐述自己对电影的见解第二天理查德•沃尔特收到许多学员递给他的字条,翻译有些难为情地翻译给他听,“他们希望你能多讲一些更实用的编剧技巧,而不是理论”。理查德•沃尔特用惶惑与惊惧的表情望着那些学员,不知道自己能掏出什么来喂养这些又饥饿又愚昧的眼神。接下来的几天,他愈发感到力不从心,后来包括合约内的游览兵马俑、丝绸之路他也推掉了;为此,宋方金感到非常伤心。学习结束后,我手里的名片多到打牌都嫌富裕,可却没有他的。他后来跟我说,“我当时沮丧极了。我们不但错过了一个大师,我们还伤害了一个大师。” 理查德•沃尔特后来在中国出版了他的书,宋方金欣喜若狂,见人就推荐。

        他痛惜的不仅仅是理查德•沃尔特。被中国编剧所熟知和爱戴的故事大师罗伯特·麦基曾两次来华授课,他目睹了不同人群做出的反应——不相信麦基的人讥讽他是机械论,是骗子;相信他的人则只想速成。而宋方金认为,麦基根本不是一个教人写剧本的老师,“他是一个带领我们在戏剧中认识和理解人生的先行者。我们都太急功近利了。”

        事实上,就连麦基本人都变得无法相认,那个激情盛赞《南京》是一部伟大的电影的麦基,还会是那个写《故事》的麦基吗?宋方金茫然地摇头。

        之所以急功是因为利字当头。十年间,编剧的稿酬如同房价一般狂飙。最近几年各大影视公司的上市热情,再次让编剧的身价大跃进。有个女编剧在各种公开的论坛高喊“编剧赶上了美好的时代”;私下里她喜欢和同行打趣,“我现在的稿酬就像海鲜——一天一个价。”

        宋方金说,“编剧待遇提高固然是好事,但物极必反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许多编剧喜欢高喊‘我们要为投资人负责’。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投机主义——投的还不是市场的‘机’,而是投投资人的‘机’,这些编剧为了接活儿而谄媚投资人,无形中暴露了他们追逐资本的浮躁心态。一个好编剧,绝对不能臣服于资本的指引,资本可以保证作品的制作品质,但不能任由它支配一切。”

        “这究竟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我用狄更斯问他。他答之以亚里士多德,“一个讲不好故事的时代,其结果必然是颓废与堕落。”想了想,又押上索尔·贝娄,“一个没有灵魂只有欲望的世界等待生命的回归,等待你们这些作家像献上祭品一样献上你的作品。”

        这时候,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八面临风般的骄傲,“好故事和坏故事已经展开了一场人心争夺战。劣币正在驱逐良币。对于讲故事的人来说,这的确是最坏的时代,但也是最好的时代。是背水一战的时候了。”他点点头,好像在给自己鼓劲。那一刻,他的义无反顾就像童话里坚定的锡兵。


    5

        在茶室里,我问的最后一个问题与失败有关。因为我发现,宋方金喜欢谈与创作有关的话题,谈到其他的时候则语焉不详或不愿多谈。我问,“你为什么不愿意谈谈自己跟制作方的关系,或者谈谈自己的作品的命运?”

        宋方金想了一会儿,说,“博尔赫斯说过,一个好的作者必须经得起印刷的错误。我觉得,一个好的编剧虽然没这么坚强,经不起中间环节的误读,但要学会认命。因为剧作艺术,尤其是影视剧作,命定是一门打折的艺术。当然,也不排除有增辉的时候,虽然极少。”

        我说,不妨聊聊。

        他简单说了他三部作品的命运。一是《美丽的契约》。“这部作品拍砸了。这本该是一部喜剧,但被拍成了闹剧。”他说,“也许你很难相信,电视剧《美丽的契约》里没有任何一场戏、一句台词是我的原意。可以说,这部剧写着我的名字,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问什么原因。他说一言难尽。我问,“你会出来声明一下吗?”

        “不会。这茬庄稼种完了,该下一茬了。下一茬避免病虫灾害就行了。”说完,他又强调了一句,“我从不跟已经发生的错误商榷。我只在我自己能改正的范围里改正。”

        他说的另外一部戏是根据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改编的电视剧。他用了两年时间改编这部小说,改编后的剧本宋方金给我看过,写得波澜壮阔。电视剧拍完也几年了,至今不见踪影。“为什么呢?”我问。

        他说,“制片方在开机前又找了三四个编剧,包括制片人自己,匪夷所思的是,写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河南农民,制片人还找来一个台湾女编剧。他们将剧本整个改了一遍。最后拍成的版本也没用我的剧本,是他们自己写的。那部剧跟我没关系。”

        我问,“还会有播出的可能吗?”

        他说,“这上帝都不会知道。你得去问电视台。”

        我问,“你会为此痛苦吗?”

        “不会。”他说,“这种事情并不独特。很多编剧都会遇到。我只是遗憾,两年的时光突然没有了证据。”

        他说的第三部戏是电视电影《阿古拉的夏天》。写于2002年夏天。当时送到了电影频道送审,因为各种问题搁置了,经过了十一年的漫长等待,该剧本在2013年夏天通过了审查,将于2014年夏天拍摄。宋方金说,“其实到底2014年能不能拍成依然未知。剧本写出来,让它们走自己的路吧。他们是发自天空的消息,什么时候爆炸没有人知道。”曾有一个刚入行的编剧问宋方金做编剧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修养,他说,“如果你知道你写下的剧本十几年后才能拍摄,而你依然想写剧本,那你就具备编剧的基本修养了。”

        说完那三部剧本的命运,宋方金一口喝完杯中的茶,说,“这样的剧本在我的电脑里太多了。路还远,写剧本得走着瞧。走吧。”


        访谈结束,我们离开茶室。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茶室的门刚错开一道缝,交叉在胸前的围巾便被吹成了大漠孤烟直。他紧了紧领口,把胸口的拉链一径到底。临近年关,行人稀少,我们像走在战时宵禁的晚上,平日熙攘的马路此时竟有些考场里针尖落地般的肃穆。

        “你知道那家日料店怎么走吗?” 他回过头问。

        他不认得路,却总喜欢走在前面。  

        “你跟着我走吧。”我走到他前边。金融街林立的写字楼不如CBD那般高耸入云,它们更像复制粘贴成的,放眼望去,重复的建筑有些诡异和虚无。我在街灯昏黄的路口张望,试图辨认方位,忽然发现宋方金在仰头看天。大风吹走雾霾,夜空是干净的蓝紫色。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什么也没有。

        “天空里有消息。”他说。



    摘自《电视指南》2014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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