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背后的故事

    1936年，斯诺在写作《西行漫记》第五篇“长征”部分时，引用了毛泽东在1935年10月写下的《七律·长征》。1938年《西行漫记》出版发行，《长征》成为与世界上众多读者最早见面的毛诗。

    然而，人们并不完全知道这首诗背后的故事。长征前夕，毛泽东不仅被剥夺了军权，还患了一次很重的病。这次患病，使毛泽东差一点未能参加长征。

    1934年，毛泽东从会昌病休回到瑞金后，仍无权过问军事，有关主力红军准备“转移”、“退却”之事，只有少数中共高层决策人物知道。就在此时，中央却要毛泽东离开瑞金去于都。

    毛泽东为什么在重要时刻，离开党政军首脑云集的红都瑞金，抱病前往于都呢？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提及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的一段回忆时说出了真相。伍修权说，当时有些人不想让毛泽东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于都，位于瑞金和赣州之间的一座县城，离党中央委员会的驻地（梅坑）有180里路。毛泽东去于都的任务是指导那里的县苏维埃工作。一路上，毛泽东的疟疾开始复发，因此走得很艰难。他在1934年9月中旬抵达于都，召集区、乡、村干部和工人及贫雇农开了两个座谈会后，即病倒了。

    毛泽东的卫生员钟福昌当时才17岁，见毛泽东高烧已发到40多度，吓坏了，马上将毛泽东病重的消息报告了赣南省军区。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马上打电话给身在瑞金的中央领导张闻天，张闻天又迅速给中央红色医院的傅连璋挂了电话。傅连璋借来一头骡子，拼命地朝于都赶，180里路，整整跑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傍晚时赶到了于都。

    这时的毛泽东躺在床上，额上敷一条冷手巾，脸烧得通红，人瘦得颧骨也突了出来。傅连璋赶快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一量，体温高达摄氏41度，腹部有点胀，头痛得厉害。

    凭着十几年的医疗经验，傅连璋断定毛泽东得了恶性疟疾。当时于都一带蚊子非常多，夜里人走路，蚊子会钻进鼻孔里，当地老百姓中也有人患这个病。于是，他给毛泽东注射了奎宁和咖啡因，同时服奎宁丸。

    重病中的毛泽东仍不失幽默，他对傅连璋说：“傅医生，我限你三天治好！”一连几天，傅连璋就守候在毛泽东的床侧，不断地为他降温、打针、服药。到第三天，毛泽东的体温已经恢复到37摄氏度。“好啊！”毛泽东笑着用湖南腔对傅连璋说：“你真是神医啊，果真三天把我治好了。”

    就在毛泽东生病的那些日子里，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已经做出了红军主力西征的决定。当时，谁留，谁不留，凡高级干部，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决定。中级干部，由各部门提出名单，交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批准。

    一开始，博古和李德打算让毛泽东留在苏区，因此，他们就把毛泽东从瑞金支到了于都。但周恩来坚持让毛泽东随军北上，幸好毛泽东在部队西征之前已病愈，否则，博古和李德更有理由让毛泽东留下。

    大病初愈的毛泽东于10月18日傍晚，和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紧随中央纵队，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张闻天回忆说：“在出发以前，博古等曾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的提议而未分散。”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来在“遵义会议”前夕起了关键性作用。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

    为女机要员题词

    1960年的一天，毛泽东的女机要员小李送文件到菊香书屋。这时，正站在窗前沉思的毛泽东忽然问她：“小李，你参加民兵了吗？”“参加啦。”小李回答。“你为什么要参加民兵？”毛泽东又问。“这……”小李想了想答：“响应主席的号召，全民皆兵呗。”

    六十年代初，我党与国际上一些政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比如，在怎样对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民兵组织的建设上，我党与苏共就存在着不同看法。苏共领导人认为，在现代化武器面前，“常规部队无足轻重，民兵只不过是一堆肉”。与此相反，毛泽东则以为，在帝国主义依然存在的今天，在现代化武器面前，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

    女机要员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参加过民兵，从笔记本里拿出一张训练余暇时拍的照片给毛泽东看。照片上，小李剪着短发，白衬衣束进蓝色长裤里，右手扶着步枪，昂首站在一棵树旁，背景是明净的蓝天和远山。“好英武的模样哟！”毛泽东称赞道。

    一会儿，毛泽东把手里的烟在烟灰缸里弹了一弹，对小李说：“给我拿支笔来。”他接过铅笔，顺手拿过一本看过的地质常识书，翻到有半页空白的地方，便在书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几行诗句：“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毛泽东放下笔，笑着对小李说：“小鬼，我把这首诗送给你，好不好？”小李又惊又喜：“主席，您太夸奖我了，我哪配得上……”“哎，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毛泽东说完，爽朗地笑起来。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就在这首诗的手迹广为流传时，有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却对这幅墨迹经过临摹、对照、分析后发现，它是江青模仿毛泽东的字体写就的赝品。

    发现这一秘密的是湖北省天门市中学的语文教师李树庭。1964年，李树庭还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他非常热爱书法，临摹过王羲之的行、草和楷书，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楷书和孙过庭的草书等，并钻研书法理论知识，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湖北分会。

    李树庭很早就迷上了毛泽东那运笔如风、刚健雄拔的字体，为寻求毛泽东手迹真品，李树庭变卖了家具，攒足路费，先后六次上北京，六次下韶山，广泛收集了国内正式出版或报上零星发表的毛泽东手迹300余件9个版本。

    20多年的苦心孤诣、严谨治学，使李树庭对毛泽东手迹的研究成果甚丰，随便一幅毛泽东手迹，他都能说出写于何时何地，所用的是什么笔。更令人刮目的是，他还具备了对毛泽东手迹辨别真伪的能力。李树庭对“文革”中广为流传的《毛泽东手迹》版本中的行书《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三幅墨迹，经过临摹对照分析后，发现是出自江青之手的赝品。他提出了如下几点质疑：

    其一，这三幅墨迹同为1962年2月至12月的作品，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已炉火纯青，他的行书走笔活力无穷，气度雄强峻快，笔势飘逸宏肆。而这三幅手迹的字与字、字与行之间无气势之联系，且点划呆滞，笔势迟涩，结构松散。

    其二，从这三幅墨迹的章法、卷面来看，与毛泽东其他诗词墨迹有悖，三幅墨迹相当整洁，没有画圈删改之处，也不是背诵如流，一气呵成，挥写到底，而是显得拘泥，毫无毛泽东务近险绝的风态。

    其三，从这三幅墨迹的题款形式来看，与毛泽东书写自己创作的诗词的题款形式有异。毛泽东较为擅长长短句的写作，而对诗他则认为：“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满意的。”因此，他发表的律诗手稿，没有一首是标明“七律”或“七绝”的。

    其四，从这三幅墨迹收藏的地点来看，毛泽东的诗词是交由专人保管或妥善珍藏的，不在战乱时期，河南郑州图书馆作为地方图书馆，能收藏到毛泽东这一批手稿是不可理解的。

    李树庭进一步考证，这三幅墨迹疑是江青所作。他认为，江青的手书接受了毛泽东的书体，这从江青1950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和中共中央1977年发表的有关文件中披露的大量江青手迹中的偏旁、字体中可以看出，与那三幅墨迹接近，而江青又是有条件抄录毛泽东诗词的。

    这一颇为大胆的质疑，引起了书学界的关注。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佟韦对此提出了进一步佐证，1990年6月13日，佟老给李树庭的信中写道：“三幅墨迹，疑为江青所作事，有一毛泽东致‘创国同志’信，是江青代笔的也可作证。”

    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就这样发现并鉴定了《毛泽东手迹》中的三幅伪造品。

    用《水调歌头·游泳》手迹换“三五牌”香烟

    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9月23日、24日，毛泽东接见蒙哥马利时，两人之间曾发生一则有关“三五牌”香烟与诗词《水调歌头》的有趣故事。

    1961年9月23日，晚上6时半，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会见蒙哥马利并邀请他一同共进晚餐。晚餐后，蒙哥马利见毛泽东抽起香烟来，就送给毛泽东一盒英国“三五”牌香烟。之后，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现在考虑的又是哪些问题，对解放以后的中国怎么看，“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是否还适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何区别等等。

    毛泽东对这些问题逐一做了回答，谈到晚上9时30分左右，蒙哥马利说：“今天谈话使我学到很多东西。”当时蒙哥马利觉得有点疲倦，就对毛泽东说：“我想主席一定很忙，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能否明晚再来谈谈？”毛泽东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明晚我要到别处去了。”两人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互相道别。

    没有想到，第二天（即9月24日）凌晨，毛泽东突然改变了计划，决定24日下午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并再次邀请他一同共进晚餐，这使蒙哥马利喜出望外。

    这次追加的谈话是从24日下午2时30分开始的。双方寒暄了几句后，毛泽东联系到蒙哥马利参观中国一家医院时，曾对医生说：“你们的中医中药很神奇，应该发明一种药，让你们的毛主席长生不老。”

    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什么长生不老，秦始皇都没有找到。我若见马克思了，中国照样转，地球照样转……”

    蒙哥马利说：“主席先生，你的共和国成立了十二年，从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国家，你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的人民需要你，你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

    毛泽东接着说：“元帅是特别的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5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边吸边说：“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他又补充道：“我们说的阎王，就是你们的上帝。”

    蒙哥马利趁机向毛泽东打听：“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很清楚，是刘少奇。”毛泽东很干脆地回答。蒙哥马利又继续追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知道这是在套他的话，因此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人总是要死的，我随时准备着死亡。我会怎么死呢？”接着，毛泽东讲了五种死法：一是被敌人开枪打死；二是飞机掉下来摔死；三是火车撞死；四是游泳淹死；五是生病时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还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喂鱼。

    这次谈话，从下午2时30分一直到下午5时，足足谈了2个半小时，之后，毛泽东邀蒙哥马利乘船，看毛在长江游泳。毛泽东那天游了近一个小时，上船穿好衣服，毛泽东把蒙哥马利送到汉口胜利饭店，两人又谈了近一个小时。分别时，毛泽东把事先写好署名的《水调歌头·游泳》上阕的手迹，赠送给蒙哥马利元帅，作为对那盒“三五牌”香烟的答谢。蒙哥马利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盒“三五牌”香烟居然能换来一幅毛泽东珍贵的诗词墨迹……

    为“李进”照片所题的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是1961年9月9日，毛泽东《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的一首七绝。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里。毛泽东所写的“李进”，就是江青1951年底去湖北武汉附近深入土改时用的化名。那张照片则是江青1959年上庐山时拍摄的。

    20世纪60年代初是中国复杂而严峻的年代。国际上，中苏两党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苏联单方面撤走全部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并挑起中苏边境纠纷。而在国内，经济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东南沿海一带面对着所谓“新月形包围圈”，西部、北部边境也存在安全威胁。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作为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依然镇定自若、信心百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诗句，与其说毛泽东是触景生情，倒不如说他是借景抒情，把自己在特定历史年代的情怀，寄寓在题照诗中。

    应该说，在毛泽东这首诗发表之前，江青并没有登上政坛，她没有政治资本，她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缓和。但江青的野心从没有泯灭，她一直在等待着政治上的机会。机会终于来了！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写下这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后，江青认为，这是毛泽东和她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标志，更是这个特殊时期的毛泽东需要她在政治上给予帮助的信号。

    1962年9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夫人来北京访问。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人的大幅照片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而在第二版相当次要的地方，安排了一张刘少奇、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的小幅照片。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江青和毛泽东合影的照片从未正式发表过。这次却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位置，这其实是把江青推到一个引人注目的地位。

    毛泽东在这张照片上题词时写了“赠李进”，一开始，江青没有公开这个秘密，但当她从这张照片中捞到了政治资本时，便显得迫不及待了。1973年的一天晚上，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招待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时，喜形于色地送给日本芭蕾舞团的领队一张风景照，日本客人认出这就是那幅著名的照片：李进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片背后是毛泽东那首气势非凡的诗，题词是“赠李进”。江青带着炫耀的神气，挥笔在照片背面写了几个字：“江青摄”。这个大胆的举动一下子震动了日本代表团，人们这才知道，李进原来就是江青。（编写 史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