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范曾学术论述”中，“庄子”和“柏拉图”是反复被引用的两个思想家，他们分别代表范曾推崇备至、似乎也最有领会的中西美学鼻祖。然而，我们看到，“国学大师”范曾，将庄子的“天地大美说”和柏拉图的“艺术摹品说”视为“词语不同，但大旨相通”的美学观念。（《范曾谈美》）我们知道，庄子“天地大美观”，是以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论”哲学为前提的；柏拉图的“永恒理念”，是建立于本体与现象二分的先验哲学，它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之外的“永恒整一”的“绝对实在”。从审美精神而言，“天地大美观”开启的是中国美学“与物无对”（天人合一）的审美精神；“永恒理念”奠定了“自然与艺术相对”的古典理想主义创作理念。因此，庄子与柏拉图，是殊途异归的。从范曾对庄子、柏拉图的“解读”，我们断定他不通中西美学的基本大义，应当不冤。

    因为不具备应有的美学素养，范曾在技巧上刻意用功追摹古人，但在精神上却与古人背道而驰。范曾视八达山人为古今国画第一人，曾长年临摹其画作，力争为其绝代传人。但是，无论从画作，还是从论述，范曾对八达山人的认知和仿习，都拘于形而失于神。庄子讲自然造化的根本精神是“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庄子·天道》）但范曾在绘画实践和绘画认知中恰恰与庄子相反对，执着和得意于自己的线形技巧。范曾说：“我自以为几根衣纹足以睥睨南宋，与梁楷伯仲。”（《范曾自述》）他以为艺术形式可以脱离精神意蕴和作品整体，成为“绝对自在之美”，实际上是不能理解中国艺术哲学的“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的精神。（《庄子·天道》）

    出于美学认知上的根本缺失，范曾不以自己的艺术缺陷为丑，反以为“美”。对于他普遍遭受非难的人物形象的重复和雷同，范曾不能反省到自己的艺术之行未过“形象关”（是“以形为形”，而非“形之不形”），反而自鸣得意，以“雷同”为“自我的艺术符号”。范曾声称：“我的艺术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符号，普天之下，凡有人群的地方，都知道什么是范曾的画。”（《范曾自述》）如果一个画家的艺术形象雷同僵化到了如商标一样的“凡人皆知”，的确，这样的“艺术”也就只有“符号的意义”了。范曾的绘画被专家学者严重诟病和拒斥，难道不正是因为它们只是“千人一面”的“范曾符号”吗？

    范曾是以“睥睨千秋的气概”俯视古今画家的。依照“范曾的睥睨”，我们看到：对内，范曾“自以为骎骎与八大山人争驱”（《范曾自述》）；对外，范曾“要凭我的才力，不是我狂妄，我真想像米开朗琪罗那样，去画西斯廷教堂的天顶壁画”。范曾说：“我今天作画，其实只发挥了我的才能的不到50%……如果能另外的环境和条件，那么我的画还会有更长足的进步，还会有更伟大的境界。”（《呤赏丹青》）

    在“画分九品说”中，最高画品是“第六魔鬼”。范曾说：“第六是魔鬼，古往今来，中西画坛，仍付阙如，一个还没有。若举庶几近之者，西方的米开朗琪罗有点接近，东方的八大山人有点接近。”因此，我们就明白了，范曾的“坐四望五”所设定的是，他在绘画史上的地位，将是与八大山人、米开朗琪罗三足鼎立的古今世界之最。

    然而，我们与范曾的判断不同。既然范曾还将其画作认定为“国画”，我们就有理由将之纳入传统的国画品评体系来作品评。范曾画作，形象僵直造作，平面雷同，以黄休复的“逸神妙能”四品说作判断，不仅无缘于“得之自然”之“逸”和“思与神合”之“神”，而且不具备“笔精墨妙”之“妙”和“形象生动”之“能”。因此，在传统国画品评体系中，我们只能判定：范曾无品。

    (肖鹰，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