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使命感很简单，那就是要自由

主持人：大家都认为你的成长曾经非常顺利，很取巧，你自己觉得不取巧，也经历过很多挫折。其实公众给你还有另一种身份期待，比如曾经南都周刊的头条是“公民韩寒”，你对“公民韩寒”这个称谓怎么看？

韩寒：公民其实只是媒体使用的一个带保护性的词汇，对于媒体来说，他们其实希望突出的还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那么一个形象，但因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者反对者、批评者这样的一个词语很容易被官方所抹煞掉，大概公民是比较安全的。宣传部门不能说把公民这两个字给去掉。我认为在一个更良好的社会其实应该有更多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分子有很多的时候，这个国家才会维系得更向前，更进步。而意见领袖如果多的话，其实不见得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主持人：刚才你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对“知识分子”应该有个界定，可能他应该是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民族的未来有所推进的，你能更具体地说说你自己内心的这么一点核心的追求或者说使命感？

韩寒：我的使命感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很多东西你如果喊大的口号，我觉得也看不到，让人觉得很失望，如果老是在想要如何如何一人一票选总统，多党制，我们且不说它到底在中国究竟会不会达到像西方或者台湾那么完美的效果，且不说这个，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久远的事情，或者说我对此并没有多大的把握，我只是觉得从我自己的自身权益出发，（去争取）包括创作的自由，出版的自由，新闻的自由。

而电脑前坐着的很多人，我发现很多时候网络上会有很多的民意，但是你推开窗户，你会发现外面的世界依然是一样的，那种民意没有形成压力。我觉得我以前在写文章的时候，包括我不赞同人民革命，但是觉得必须要大力的改革。其中有一点，就是如果你不保持着民意的压力，那政府的改革步伐也会非常的缓慢，必须得给政府压力，就是觉得你如果不再行动，人民可能就要等不及了，但是事实上现在很多只是网民等不及了。

主持人：也就是说充其量只是键盘上的民意。

韩寒：对，应该从“网民等不及”走到“人民等不及”，对于我来说我也会去利用我这样一个小小的身份，我是一个写作者，有一定的读者，我会去主动地要求出版的自由，而且出版的自由，我觉得光在网上说可能已经不能让他们感受到多大的压力，我可能会现身在其他的地方或者写各种各样的文章，进行一些非常理性的抗争。

主持人：你在《要自由》那篇文章中也写到了一些具体设想。

韩寒：对，很多时候你在电脑前骂人，把愤怒发泄出去了以后，其实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也没有对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政府现在觉得虽然微博有很大的压力，但 什么事情其实过两天就过去了，不像以前在传统媒体的时候，反而还会有持续一两个月的跟踪报道，现在反而很容易~~…

主持人：媒体是功利的，新闻事件一波一波的，过一段时间就结束了，不可能总说一件事情。

韩寒：对，就是感觉这一波就结束了，可能过一两个月这件事情谁再说起来就会觉得很烦，没完没了，怎么还在说。你看现在又有新的热点了，但对于政府来说其实乐于见到这个的，而且这种就会让人们对苦难很麻木，就觉得一波一波一波，就像看一个灾难片一样，最后过去了，那波过去了，你人心也变麻木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更多地从电脑前走出来，当然不是说要去把政府砸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得理性地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施加压力。

主持人：刚才讲到，你的核心，其实是在要自由。而且是要从键盘上的自由走到实际中争取一些自由。去年圣诞前后你那几篇文章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写的，过了一个多月再回去看，你觉得哪些还需要补充或者审慎修改的？

韩寒：有一些地方，我觉得我的论证其实出了一些问题，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论证，写得很草率的，有些地方我没有说明白。我觉得随着互联网的开放，随着新一代70后、80后、90后，00后的成长，我觉得当社会压力足够大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自然产生变革，而那种变革未必说真的是跟美国变得一模一样或者跟英国变得一模一样，但是这样的一个变革其实不一定非要以改朝换代的形式来完成，因为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灾难诞生。

主持人：也就是说他们遵守什么样的法律，遵守什么样的程序，怎么样来服务于民众？

韩寒：对，它怎么样把自己的权力限制，它怎么样服务民众，它怎么样自我监督，当然自我监督其实是不可能的，还需要民众来监督，需要司法独立的监督。包括媒体的监督，媒体监督取决于文化、舆论和媒体的自由。但是我们的启蒙是反复的，就比如说看《今日话题》的人，其实一直是那一批人，他是在把很多开启民智的话说给同一批人听，怎么样让这些话说给不同的人听然后尽量地扩大，是一个问题。

主持人：这个需要我们更多的人一块共同努力。

韩寒：的确是这样。

主持人：最后问一个问题，刚开始讲到了这种，我觉得虽然说你比较向往自由，同时也是很遵守秩序的，希望能够有一个秩序规则来治理好国家。回到你的诉讼，因为网上有人批评，说你是一个经常骂司法腐败的人，结果你最后竟然又去法院起诉，求助于司法？

韩寒：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本身就不矛盾，因为司法腐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在于司法对政府的不约束，但是在很多时候，在民事方面不一样，因为你必须得建立一个最基本的信任。

主持人：也就是说你内心其实对法律还是有信仰？

韩寒：对，而且我觉得很多大家都忽略了，在推进社会进步的进程中，有两批人是被忽略的，一个就是科学工作者，就是当年从海外归来，把互联网这个技术带到国内的这一批人，可能不一定叫科学工作者。

主持人：信息技术工程师。

韩寒：对，信息技术工程师这一批人，他们的推动是巨大的。还有一批人其实是法律界的人士，是律师，律师很多时候走得步伐其实要比我们远很多，而且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改进有着更迫切的需求和向往，很多的功劳其实都被我们这些文化人所占据了，因为我们有一定的话语权，所以在那里写一定的东西被很多人看，但是还有一大块功劳是属于他们两个的。

我觉得我们司法纵然腐败，虽然三权还不分立，也许做不到三权分立，如何慢慢进步，但是对于司法，我觉得我们必须得有一个信仰。就像钱云会事件，在钱云会事件当中我们由于司法没有公信力，它其实已经完全地暴露了出来，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在我的判断来讲很有可能是一个交通事故，其实跟这次有一点相似的，很可能是一个交通事故。

主持人：对，这么一个谋杀很难成立。

韩寒：这样一个谋杀其实很难成立，但是事实上由于政府在应对媒体方面的一个愚蠢，再加上司法本身完全失去了信任，就会变成这样一个事情。

主持人：对，民众宁愿避开真相，他不愿意相信那个真相，宁愿相信他们想象中的那个真相，就觉得钱云会是被害死的。

韩寒：对，的确是这样，包括司法的改革其实都已经刻不容缓。

主持人：所以，你这个案件，希望司法真的能够给出是非和真相。

韩寒：对，是的，我也希望是这样。

主持人：有一个老师对我说，他觉得你可能一直都不太瞧得起学院派，不太跟他们接触，他请我要告诉你的是在追求自由的路上没有什么派别，就算他在学院里，他和你是一样的，也在做一样的事情。

韩寒：其实我是特别欣赏真正的学院派，特别欣赏科学家，欣赏律师，其实我是很欣赏那些技术流的。说到底，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赛车手，我对这些有着天生的感情，而我觉得文艺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没有辨别真伪，让我辨别真伪，让我辨别好坏，让我很苦恼，比如说我觉得我写得好，但一些人看你不顺眼，就说你写得不好。而技术很多时候是有标准的，很多时候在文学上觉得有些疲惫的时候会喜欢技术的东西，我其实一直很尊敬他们。

主持人：谢谢你！

韩寒：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