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官任国斌的摄影绝活儿

高克芬

    任国斌是通州公安分局刑警支队刑警，高级工程师。熟悉任国斌的人说他有三手绝活儿：破案、摄影、说方言。论破案，他是分局第一个荣立个人二等功的人；论摄影，他在各种比赛中获奖七十多次，发表过十多篇论文，出版了《任国斌艺术影集》，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而说起他的“口音”，甭管是四川话还是山西话，能变换十几种，办案时派上过用场，日常则喜欢在电话里拿老友开涮，让你云里雾里的，末了儿告诉你他是任国斌，哈哈一乐……

    斌，文与武的结合，甭管是当警察还是搞艺术，任国斌都是一位极有灵气儿的家伙。

办案：他有过许多第一次

    任国斌当过几年派出所所长。他在西集任所长时，某天清早接到报告说，一男孩在骑车上学途中出了交通事故，但家属找了几家医院都没见到人……任国斌去了所说的现场，立马儿断言：这绝对不是交通事故，是绑架！谁都不信，说有三个孩子是目击者，从车上下来的人称带他上医院，这还能错得了？任国斌说，现场不是交通事故的痕迹。果不其然，绑匪把人弄到了河北省怀来县，往他家打电话要五万块钱……

    农民都说这所长神了，他在马路上溜达一圈儿愣说得这么准，也有的说人家是干刑警、搞技术的出身，会“瞧”案子……

    任国斌的本行是刑侦技术员。1985年9月28日，位于通县的一家工艺品厂发现被撬锁，任国斌出的现场。窃贼很狡猾，没有留下任何指纹；任国斌用静电板提取足迹，边提取边排除，包括上海在该厂学习的两名技术人员，均逐一否定，最终确定一枚枫叶型花纹的鞋样为窃贼所留。让厂方清点是否丢了东西，一查不得了，为银行加工的一批金戒指丢了几包––––只因金子太沉，窃贼带不了那么多，但背走的数量竟价值高达53万元！情况马上上报市局，各式各样的警车鸣着警笛朝着通县驶来，脸色铁青的刑侦处领导上来就问：“技术员是谁？”“我。”“照相呢？”“我。”“痕迹呢？”“我。”张处长一见这三个“我”都是一个青年（任国斌）回答的，顿时火了：“你一个小小的县级技术员就敢勘查这么大的现场？”任国斌有苦说不出：技术组只两人，平时连法医的活儿都兼着；这次也是领导派他来的，谁又能想到是一起捅天的大案啊。

    他的老师，市局方面的痕迹专家也为他担心：“任国斌，足迹要是定错喽，第一个进监狱的可就是你！”

    但是，经过复核后都认为任国斌的“活儿”无可挑剔––––他连三年前调走的一个人的指纹都取下来了。看他画出的立体现场效果图，再听他对撬锁痕迹的分析、推断窃贼所用的工具……市局方面的领导对这位说话不多、业务过硬的基层技术员有了良好的印象，点名让他留在了专案组……

    金戒指案成功破获了，因任国斌从勘查到调查有突出贡献，荣立个人二等功––––这是通州县局因破案能立此功的第一人。

    在荣誉的背后，他也曾有说不出口的“第一次”––––

    1976年，任国斌当警察后第一次值班。晚上他正下棋，就听老技术员接了电话后喊他，他知道是有现场，便小声嘱咐跟他下棋的人，别吭声儿，千万别说我在这儿。听着摩托车远去了，他六神无主地等着师傅回来的臭骂––––其实是他怕黑，更怕碰上死人，才不敢跟着去。从那天洗出的照片看，是一起上吊自杀案件，死者眼珠子瞪着，舌头耷拉着，背景是黑乎乎的庄稼地，极其恐怖……任国斌以“没听见喊我”的瞎话逃过了生平第一次出现场。那年他才18岁。

    是岁月让他成为一名干练的刑警。1996年“严打”，县局局长找任国斌谈话，宣布由他牵头组织专案组，要人要车都保证，任务是抓回一名挂帐在逃人。此人抢劫杀人，作案后带着媳妇已失踪了9个月，警察先后上了四五拨儿，都因对手从不往家打电话、写信，找不到一丁点儿线索而败北。任国斌心想，别人都没撤的案子，我也别充能能梗（通州土语，意思是自以为有能耐），试试吧。他奔了怀柔县，找到在逃者的丈母娘，对方夹枪带棒地大骂警察的“骚扰”，任国斌的一番话把老太太给说蒙了，正在这时老头子进了屋，一见老太太低头不语，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任国斌就从这个眼神印证了判断：他们对女儿的下落不可能一点不知。他步步紧逼，终于抠出一丝信息：他女儿曾经托人带话，让别惦记……

是谁？对方提供好像叫小燕，是女儿中学的一位同学。任国斌找到这位“小燕”。他承认接过同学的委托电话：后来我还给回寄过一件衬衫，地址好像是广东什么丰县，是由别人代收……因事隔几个月，实在记不清了。任国斌和同伴，愣在几麻袋的单据中，找到这张包裹单底联，用随身带的相机拍照后，赶回县局。分局长拍板儿：坐飞机去！

    这是任国斌活这么大第一次坐飞机，也是通州县局第一次让办案民警享受“飞”的待遇。他的新奇、兴奋感，却被两样事冲淡了：一是担心线索细如游丝，而在这种破天荒的“高规格”之下，逮不着人怎么办？二是任国斌有了严重的恐高症，上了飞机紧张得要命。

    结果是，他仅凭这张寄包裹的存根照片，在广东经历了许多曲折，最终是押着逃犯回到北京，荣归故里。

    有人说任国斌是个福将，该着他走字儿、露脸；也有的说，是他把脑瓜子用在那儿了。

摄影：无心插柳柳成荫

    只因为任国斌会修理无线电，进了公安局后让他去了刑警队技术组。那时，公安的设备极其简陋，相机用的是海鸥4B120，闪光灯是那种大伞罩、带握把儿的101，随身还要背着一块小电瓶。就这套家伙式儿，任国斌觉得很美，能有一身固定警服（全刑警队仅有四套机动警服）、能开上摩托车（全局仅有两辆吉普、两辆摩托）在别人羡慕的目光中进出勘查现场，有一种“高级警察”的感觉。

    某年的大秋后，他下乡路过一场院，眼球儿被一位正在剥棒子的老农民吸引。他走过去：“您老高寿？”“八十三啦。”“我给您照张相片儿？”“那敢情好！”老农停下活计，按他要求点上烟、抽烟。任国斌调焦，又略作补光，咔嚓了一张。照片洗出后他觉得挺有意思：毡帽头儿、烟袋锅、胡子拉茬、笑模笑样的一位老人，尤其是那双晶亮的眼珠儿……他不敢署名挂号，毕竟这是“玩”，用的是公家机子、公家卷儿，领导知道肯定批评。他偷偷放大一张给老人送去了，老人高兴，说这辈子只照过一两回相片，数你这张最好！

    到了1985年，任国斌在办案之外攒了一些“有意思”的照片，恰逢北京市群艺馆举办全市摄影大赛，有人劝他试试。他说咱这水平行吗？说归说，他蔫不唧儿地挑了四张照片寄去了，没敢抱什么希望。没想到评选揭晓，他的两张人像作品获奖，其中就有那张拍老农的处女作《甜》！任国斌高兴得直拍大腿：敢情得奖这么容易！他这才总结为什么能获奖，爱上了手里的这只“海鸥”……

    偶尔的“不务正业”和一次参赛，造就了一位警察摄影家。

有人说摄影拼的是设备、拼的是机遇。当任国斌这些都不具备时，功夫下在动脑子上。偶然一次看别人摆弄手铐，他忽然发现手铐在灯下的影子有一种艺术效果，便有了作品《法眼》；见天价跟指纹打交道，他运用暗房技术创作出了《法网》。特别是那幅《巧夺天工》，谁乍看都以为是两枝牡丹花，细看才瞧出作者玩的是障眼法––––花竟然是萝卜，而枝叶是两根芹菜。雪白的衬底，蜿蜒的枝干上缀着几朵用萝卜雕成的造型，晶莹剔透，再配上一幅手书对联，活脱儿是一幅工笔画牡丹图，连几位大师级人物都称此作品是难得的静物摄影佳作。

是不是他就擅长闷在屋里创作？非也。任国斌更多的是把镜头对准社会、对准纷繁的大千世界。1997年，位于通州的东方化工厂着大火，他赶去了。灾难是不值得美化、歌颂的，但值得描写的是人，他以火的红色为主色调，应用剪影效果表现了英勇的消防队员，名为《壮歌》，整个作品有一种不可言状的艺术震撼力。

    悟性，使任国斌越拍越老练。发表、获奖这类事，也由最初的惊喜、兴奋，到了能以平常心处之，琢磨着怎么能再提高、超越自我。他的一位影友、《首都公安报》摄影记者刘永生说：“老任––––玩儿的就是邪性。大伙儿一块出去，都爱贼着他，一看他举机子，呼啦一下子，他身后咔嚓咔嚓一片快门声。老任往往收起机子，没拍––––他要的是跟别人不一样。”

    2003年，市公安局举办警察大比武，同时与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面向社会的“富河园杯”摄影大赛，设一等奖奖金一万元，配价值3500元的仿古青铜奖杯，无论是专业大腕还是业余发烧友，都一试身手，仅报上来的参赛作品多达2300余张。在大比武现场，影友们常见背着相机转悠的任国斌，但往往别人热拍的，他连相机都不摘。如射击，对比赛本身他没有多大兴趣，瞄准几位女警选手站场地边儿休息时，他敛了一沓子布满弹孔的废靶纸摆在她们的身后，然后按动快门，题目叫《在成绩的背后》绝了！像《洞里乾坤》、《音符》等作品，均出自他的镜头，视觉独特，各有味道。

    这次评审请的是专家，而参赛作品一律不准露出作者姓名，拼的就是画面。对大奖的争论，最后落在两幅作品上：一叫《特警伏龙》，用高机位的俯拍法表现了黄土地上匍匐着的一队特警；另一幅《特警小队》，画面是几位带着面罩的特警，持手枪、冲锋枪，正面人物的神态、动感出神入化。最终，《特警伏龙》以构思独特、主题鲜明、画面干净并具有强劲表现力等特点荣登榜首，另外那幅作品为二等奖。揭开名字，“伏龙”是任国斌的；“小队”是刘永生的。在这次大赛中，这二人包揽了不少奖项，而刘永生更佩服“老家伙”的脑子使的很是地方。

    为了这张《特警伏龙》，任国斌当时爬上了高高的训练塔。往下一看，恐高症顿时晕得他天旋地转，差点没栽下来……靠着墙，喘着气，调好相机的光圈、速度，把距离定在无限远上，等待着预想的画面出现，最终拍成了这幅大奖作品。

    成绩的背后是什么？

––––对任国斌来说，意味着付出，意味着有许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