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文物追缴记

周  良

    去岁之末，朔风凛凛，寒气逼人。然而，对于驱车前往漷县镇边村某家缴没非法收购、走私待运文物的我们一行人来说，却丝毫没有冷意。此次依法执行任务的人员有：北京市文物局执法大队、通州区文委、公安通州分局派出所、工商通州分局检察科、区文物管理所等部门领导。

    走私文物窝藏该村是由举报得知。一外地青年在丰台区某港商所办仿古家具厂打工，老板拖欠工资，几经交涉无效，该青年一气之下到市文物局揭发检举了该老板走私文物行为，于是才有此次行动。几辆卧车猛然停在这家门口，犬声狂吠，一位五十几岁的妇女连声询问我们为何而来，意在责怪我们私闯民宅。她查验市文物局执法大队、工商分局检查科人员证件，但对公安分局干警却比较客气，因为她早瞄上了他们的帽徽和臂章。她对检查的事一问三不知，然而从里屋走出她的儿子却说：“不就几箱破石头吗！”案情由此露出破绽。

    这是一所南临街道，砖垛大门可进出汽车的独院。正房约6间，外屋有后门；东厢房3间，西厢有一间敞棚。开始我们有些担心，怕是假情报，因在1985年，我陪同公安局治安科追查一起倒卖金条银元案，日夜奔波一周时间，花了5000元钱，最后抓住“案犯”所缴的“银元”却原来是掷地即碎的假货。此次行动每个人都以警觉的目光扫视每个角落。忽然，通过正房稍间紧锁的玻璃门发现近门口堆放的笸箩、簸箕、粮袋等杂物后面，横七竖八摆放着数只大小高矮不一的木板箱子。

    公安干警令那位哭丧着脸的妇女打开门锁，全家搬出杂物，随即打开箱子。那家小伙子又说话了：“不用开屋里的箱子，外面还有两箱子！”说完，到西厢敞棚南墙将破棉毯拽下，露出两只叠放的宽扁大木箱，又找来铁斧，将上面那只箱子侧板砸开，于是露出汉白玉浮雕缠枝宝相花的八角座来。下面箱子里仍装八角石座，甚为硕大精美，全都上等级。这时我们紧张的心情才平静下来。在当场再次讲明文物法之后，雇来5辆卡车，于当夜2时，将其运到区博物馆院内存放。新年次日，市文物局请两位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对收缴的文物鉴定。隔周，再增请两位鉴定专家，做进一步鉴定，确定此批79件文物来自北京、华北及南方不同地区，有出土文物，也有不可移动的传世文物，其中20件为国家三级文物。鉴定专家们说，这是解放以来文物部门截获的最大批量的走私文物。

精美的经幢构件

    此次截获文物有4件木质者，16件釉陶，15件砖雕，其余为石刻文物。石刻文物有8件是经幢构件，中有两件为一座经幢构件。据初步鉴定，经幢构件多制作于金、元时代，概为国家三级文物，属不可移动文物，产权为国家，禁止买卖。

    经幢是石经幢一种，石经是将儒、释、道各教经文镌刻于石上故名。最早石经是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创刻、光和六年（183）竣工的儒家“熹平石经”，刻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论语》7种共200910字，64块经板双面刻。而佛教石经则始刻于北魏孝明帝熹平二年（517），有僧人法润等镌《不增不减经颂》。沿至北齐以后，兴盛起来，隋唐朝登峰造极。经幢则是佛教刻经的一种形式，创行于唐代永淳二年（683）。当年婆罗门（印度）僧人佛陀波利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传入中国，其“尊胜”者，乃指佛也，“陀罗尼”者乃梵语法也；“佛顶”者乃敬知佛法高妙，至胜至尊也。

    “幢”是我国古代用作仪仗的一种旗帜，将佛号或者经文书写在这种旗帜上，即经幢。据说“其影映身”或风将幢上尘土“落在身上，被众诸生所有罪业应悉不受”。因此，唐时造经幢遍及时十三道（唐时行政区划，比今省域大），许多文武官员，乡绅黎庶，争先建置。

    石质经幢形制多为八角直柱，也有四角、六角、十角者，俗称“八楞碑”、“六楞碑”等。其整体似塔，由盖（顶）、身和座三部分，上下卯榫叠置而成。顶亦有角随身，多浮雕纹饰，也刻有题额（经名）。身呈直柱，各面纵刻文字，有首题（经名或题记），题记多汉字，经文多梵文，还有梵文及音译汉字兼对应刻者，极罕见，而通州区商业界施工，于明州城基处出土的金代西道院经幢身即为梵汉文相应镌者，甚为珍贵。也有幢身浮雕佛造像，如潞城镇贾前疃村东南角废弃石碾盘下砌用的金代汉白玉幢身，一面雕龛，龛中雕佛像一尊。还有的浮雕动物纹饰，此次截获的就有此类。幢座亦随身设角，平顶中间凿榫眼，肩部浮雕莲瓣。通州区城乡现存此种幢座不少，最早者为潞城镇大甘棠村委会院内保存的唐代甘泉寺经幢座，豪放壮美，堪称精妙之品。“揭高幢兮表天宫，嶷独出兮凌星虹”唐李白诗句虽然描写的是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高峻华丽，但用在北京地区汉魏时期所建的甘泉寺内的石幢之美也不为过。

    此次缴没者有一件金代某寺经幢，八角状。为汉白玉制，二层台式，通高13.5厘米。下八角高9.5、径46、每边长18厘米，浮雕仿木勾栏、望柱（角处直柱高出扶手者）、寻仗扶手（护栏顶板手扶者）、腰枋（腰部横版）、栏板（扶手与腰枋之间嵌板）、蜀柱（两块栏板之间短柱，也称侏儒柱，以古代蜀人矮小故名，清代用在房屋木架上者称瓜柱）等结构比例恰当，雕琢规整，上层栏板又浮雕卷草纹，纹饰俯仰呼应，望之悦目。其上八角径36、边长14厘米，顶面中心凿透孔，孔径7.5厘米，乃连接身、顶构件的榫眼；每面雕有补间铺作与转角铺作（清代称平身科、角科）斜向斗拱，是金代斗拱的典型特征，生动活泼，很有灵气。

    还有一件金代八角状经幢座，北方普通白石所制，高22、径45、边长17、榫眼径9厘米，角浮雕兽头，立面雕六瓣桃花，花间以垂幔相连，古朴简洁，颇具北国粗放之风。

    另外6件经幢构件乃来自不同地方的5座寺庵遗物，全为元代之作，都有品位。

其一为六角形幢身和座，汉白玉制。身高66、直径19.5、榫高7、经13.5厘米。因为舍不得砸破完好整洁的七合板包装箱，此幢身只露出盖部位形象，余部分情况不明。所见的三立面高浮雕3头雄师，在山石间戏耍一绣球，均呈奔跑状，有昂首向上者，有垂头下驰者，有回眸跳跃者；球位于三狮之间，似在空中传动，鬣飘足舞，十分生动。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兽部·狮》中言：“狮子出西域诸国，状如虎而小，黄色，亦如金色猱狗，而头大尾长，亦有青色者。铜头铁额，钩爪锯牙，弥耳昂鼻，目光如电，声吼如雷。《南齐书》王敬则梦骑五色狮子。”他把狮子的威猛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正因如此，狮子成了佛教的常用饰物，以寓佛法力无边。该经幢座却为四角，高18、长43、宽38.5厘米，圆肩高9.5厘米，浮雕3层覆莲瓣，上下错置，瓣尖高卷肥厚，细腻中颇显粗犷。顶面正中凿半眼，深7厘米，正与幢身榫头尺寸相合。二构件堪称精品。

其二为六角二层台式幢座，普通白石制，全高44.5、下高17、圆肩高3、上高23.5厘米。下层六面浮雕折枝花和天马，隔面相置，花在盛开，马在飞驰。肩部线刻覆莲瓣，线条流畅而行刀稳健。上层六角之处各雕金刚力士像，各具情态。天马也是佛教器物或建筑构件的主题纹饰之一，是由婆罗门教马祭活动转化而来。国王在举行大型祭祀活动时，要有四名祭官参加，每祭官须配备三名助手，选定一匹马作为牺牲品，并将此马洗刷干净，洗马时让一个贱民在旁边装魔作鬼，将一只四眼狗（眼上有斑毛如眼）杀死，投入洗马足的水里，并且口念咒语：谁要危害此马，就要受到教神惩罚。然后，将此马放往东方，由人跟随，使它任意游荡一年，期满后将它捆在祭柱上。待国王第一皇后来到时，祭官作法诵咒祭祀，并且杀死此马放火烧之，同时杀死一只野羊作为马见天神的先导。该教认为这种马祭可使国王成为王中之王。马被杀焚烧后，其灵魂化作天马随野羊灵魂去见天神。佛教器物或建筑构件上饰此文饰，表示建造或制作者让天马传讯天神，祈求保护安康。

其三为艾叶青石雕制的八角经幢座，高16.5、径40.5厘米，扁柱平顶，心凿榫眼。各立面高浮雕一位乐舞人，歌唱者、乐舞者、奏乐者俱备，高髻纤腰，婀娜多姿。乐舞人也是佛教主要纹饰之一，是由佛教三界中欲界六重天的第五重天––––乐变化引义而来，佛教说居住在此重天中的人们，可持各种乐器随心所欲地娱乐。可以想见施舍建此经幢的人，有可能是缙绅官宦人家，妻妾成群，花天酒地，又懂得一些佛经，欲建此经幢求得佛祖保佑它永远在此界天中生活。古代的东西文化内涵深厚，一组经幢纹饰就可使观者流连忘返，浮想联翩，不像现在某些设计者、绘画者粗写滥画，没有艺术性，无美感，更无文化内涵。

    其四为汉白玉制的八角经幢座，高20、径64、榫眼深7厘米。此八角与上述八角者不同，是大小面（边）相同的八角形，成为大八角，大边长30、小边长20厘米。圆肩部位浮雕一环覆莲瓣，潇洒大气有气魄。此经幢与众不同，座为大八角，而幢身却变为四角柱体，何以见得？从座之顶面有浅浮雕四方平面，可以推见，其边长26厘米，四方平顶中心凿半眼，表明幢身为四方直柱体。又四方平面外雕出4联弧楞线，组成四瓣花形，甚为壮观。有鉴定家说此座非为经幢座，理由是座为八角，如果幢身也是八角，则将该座顶面的纹饰盖住了，因此不是经幢座。此言差矣。此经幢座是八角，而幢身变为四角，形式，在定中有变，不千篇一律，古人都能做到此点，而我们今人却如此认识僵也，总喜欢用一种定势去套认同类事物，就和有些专家学者在1992年8月用清朝碑制去否定不是碑的“曹雪芹墓葬刻石”一样，不能实事求是地根据具体情况去做研究，而是简单地生搬硬套，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方法，实在是形而上学，阻碍学术的发展和提高。

    其五乃汉白玉八角幢座，高11.5、径47、边长20厘米。各立面均浮雕折枝菊，线刻花蕊与叶脉，形态纷呈。顶平，亦八角，径29、边长12、榫径7.5厘米。圆肩处环雕缠枝花卉，有菊、牡丹、荷、石榴，寓意为长寿、富贵、怜爱与繁衍。莲花是佛教寺院中处处可见的纹饰，如佛像坐的是莲座，唐代中国佛经四大译师之一、佛教密宗创始人之一的不空金刚（师子国人，即今斯里兰卡人）在《不空罗索神变真言经大奋奴玉品》言：“内院当中画大金轮，当轮心上宝莲花座上，释迦牟尼如来作说法相，面西而坐。”为何要坐莲座？唐代高僧道世在《诸经要集·三宝敬佛》中载：“十方（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上、下）诸佛，同出于淤泥之浊；三身正觉，俱坐于莲台之上。”所以莲座也称莲台。归根结蒂，莲座、莲台均源于我国后秦（384––417年）高僧、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的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一带）人鸠摩罗什的译经。弘始三年（401年），后秦王姚兴派人将鸠摩罗什迎到首都长安，请入住西明阁及逍遥园内，以国师之礼相待，并给其配备10名使女，其不受，便逼命受之，故其不住僧舍，别住官舍。按佛经教义，其不该接受皇帝所赐使女，但姚兴不得已受制，其很不好意思，便常常在众人前自言自语：“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看来，其未曾与使女同床共梦。从弘始三年至十一年8年内，其共译出佛经74部294卷，所议经都融会贯通而不偏执，众心惬服，莫不钦赞。其所译《妙法莲花经》也简称《法华经》，此所言“妙法”意为所说妙法微妙无上；《莲花经》喻经典的洁白美丽。经中称释迦牟尼成佛以来，寿命无限，现出各种化身，以种种方便，说微妙法。以为一切众生皆可成佛，都能如释迦牟尼一样万寿无疆，并以各种化身，普救众生。故此，佛教寺院中到处可见莲花纹饰，使善男信女一见到莲花，就想到佛经教义，就感到有佛祖在保佑实现所望。

难得一见的古代床榻

    何为床榻？古代以为长狭而低的坐卧用具。东汉北海郡（今山东寿光县东南）学者刘熙所撰的《释名·释床帐》中言：“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可见榻是床的一种，长窄而低，稍宽而高者则是床，都是坐卧家具，后来就床榻同称了。此次扣留的走私文物中就有两张古代的木质床榻，坐卧两用，合而为一又一分为二，非常新颖，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其中一件，分为两半，长199、全高59、宽56.5厘米，为长椅状半张床榻。床架为北方盛产的柏木，而床板为遍地都有的槐木。此两种木质是硬杂木类，坚硬耐腐，木纹好看，榫卯结实，制作者选用之打造家具，在北国应属上等。

    长椅式半张床分上下两部分结构。上部为三面护栏（即床栏），亦可当作长椅后背和左右扶手，似现在三人座春秋椅。背栏两端设望柱，栏头雕作六层四方塔形，底层扁方体，四面线刻一环仰莲纹；二层作仰覆斗（方形斗，口大底小）状，腰线处径最大；三层又作扁方状，但抹角似八角截面；四层为四角方柱，且四边内收，仍线刻一周仰莲纹，五层形同三层，但截面稍小，顶层方柱平面四出折肩（硬收有折线），层叠变化，简中蕴繁，颇有唐代塔体遗风，仅望柱头就如此讲究，则知床主之富有与工艺之精湛。背栏均分四档，以腰枋之下蜀柱和腰枋之上荷叶墩为界。荷叶墩为圆雕莲叶形，线刻叶筋，如荷叶出水之态。腰枋上透空，腰枋下嵌薄板。寻仗为一直木，底面平整，露面总体为圆形，而直雕弧楞6道，均衡小巧，引人注目。两端护栏与背栏形制相同，只是设有一档，荷叶墩靠前。4腿扁方立柱，且设在两端内侧，与床框枋木透榫相连。两大边框间均设5条龙骨（即横撐），比四框薄，龙骨上铺嵌床板，床板与龙骨间以木钉相固（先以钻打小孔，然后塞入硬木钉）。另半张床与此半张床形制尺寸基本一致，只是背栏均分3档，中间一档无栏留空，以便上下床榻。两半床对接则成一整张床，分开则是长椅，此种床、椅结合，一物两用的设计，可谓构思巧妙而切合实际，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才智可见一斑。

    对于此种床榻的鉴定，请来的专家们认为是清代的棺罩，并说在我国东北曾见过。笔者虽资浅识窄，却不敢与专家们苟同。所谓棺罩者，即将一物覆在棺木之上。《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载：“死必连襞组以罩吾目。”汤显祖《紫钗记·边愁写意》说：“影飘飘，碧蒙蒙，把关河罩，幕寒生夜悄。”鲁迅《呐喊·孔乙己》写：“孔乙己着了慌，伸出五指将碟子罩住……”这里的3个“罩”字，都是覆盖、罩住、套在外面的意思，如此说来，若所扣留的床榻是床罩，则此床榻就该是倒过来放着，四腿朝天，护栏向下，那么，这“棺罩”要设8条腿有何作用与意义呢？显而易见，此物为棺罩云云，鉴定家的认识与结论有误。

笔者还以为，此所谓“棺罩”也不是清代木器形制与做法，从其槐木床板已糟朽情况和造型刚健直顺的风格分析，可以断定为辽、金时遗物，有可能是我国塞外出土，因一场大风移沙将某村某户掩埋，居人逃脱而室内家具久埋沙中，今大风扬沙，再将沙埋房舍中床榻显露。由于长掩沙中，潮气闷毁部分床板，又因北方干燥雨少，而未将其完全朽没。此见读者以为若何？

    此次扣缴的木床榻还有一张，与上者形制、年代基本一样，长度略短，宽度稍窄，而护栏寻仗为平板，腰枋上嵌镂空池云板，8腿屈曲且浮雕兽头。亦甚秀美。

绚丽多彩的建筑构件

我国的古建筑无论是官方者，还是百姓者，都能以其优美的艺术形象、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结构体系著称世界，深受中外专家学者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赞赏。但解放以来，极左思潮泛滥，愚昧野蛮风行，私欲贪心作怪，将不可胜数的建筑破坏得七零八落，使中华民族的优秀建筑文化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此风至今尚未终止，委实令人叹惜！

    缴没中有汉白玉制八角覆盆式雕花柱础，其高21、径87、边长36厘米，下为八角扁体，顶是圆形平面，顶面线刻直径线一条，是使木柱放置稳当的标准线。圆肩浮雕缠枝宝相花，线刻叶脉，线条洗练流畅；立面雕方池开光，隔面雕朵花与二狮奔逐图，一回首望追赶之狮，足飞鬣飘尾扬，虽各居一面，但显激烈昂扬，是辽代大型宫殿遗物。还有一辽代柱础，艾叶青石制，形制、纹饰与前者同，只是略小一些，但被后人破坏，将顶面凿一锅形圆窝，惨不忍睹。由此可以推断当时所建殿宇的恢宏和富丽，极有可能是辽南京（今宣武区一带）皇家宫殿的建筑构件。柱础也称柱顶石，是承托柱脚的石质构件。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先人筑屋时，立柱前要先挖一圆坑，填充石块，然后将柱插在柱坑石块上，此即柱础之先河。到汉代才出现雕凿规范的柱础，直沿用至今。柱础形制基本两种，一为方柱覆盆式，一为方柱古镜式，两者区别在其肩，前者圆而外突，后者内收弧凹，而上述所缴者则为前者的变异，是古人不拘一格的艺术思想的代表作。

    缴没中有汉白玉制须弥座式旗杆座，高39、体径80、面径65、孔径12厘米。圆体，平顶略有弧度；中心凿透孔，孔内壁上部有一周稀疏的纵向短沟痕；圆肩；束腰约分4弧界，界处浮雕花朵，腰上沿作垂幔状，典雅而雄放，显现北方风格。在鉴定时有专家认为是井台，中间圆孔用来提水，孔周纵痕是绳索久行磨擦所致；有专家认为是经幢座，因经幢也有圆形者。笔者却视其为寺庙旗杆座，中孔为插入旗杆而凿，形制高而阔，以防高粗旗杆受风倾倒，孔内纵痕乃固定旗杆揳铁钉所形成，既非井台，也非幢座。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为下限元代的旗杆座。它是古代庙宇所在的一种标识，有立于庙前、中、后者，《后汉书·礼仪志上·立春》载：“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将一面黑色旗子立在衙署大门外，并在门前堆起土牛和耕夫，提示百姓开始农忙，直到立夏为止。因为立夏后不能种植农作物了，勉强种上到秋季也不能成熟。可见立旗标识庙宇是古时习俗。

    缴没有青石制镇水兽的石桥构件，元代遗物。一方石高32、长56、宽29厘米，上半部圆雕镇水兽，高15厘米。兽呈卧伏状，扭头垂目，虎视眈眈，双角长利，鬣毛后飘；长尾如曲蛇伏在兽脊，此形标新立异，新颖神奇；四足三爪，坚利抓地，具有雄猛之风。此兽与北京地区常见的镇水兽都雕作麟身者不同，光身无纹，头尾似牛而足鬣非牛，应是一头神牛，用来镇水保桥，从其下连体的方石分析，必定是镶嵌在石桥雁翅上的构件。我国以牛镇水的建筑习俗源远流长，起码在宋代就已出现，山西浦城县黄河故道岸边发掘的铸铁武士骑牛索桥构件，就是有力见证。牛在十二生肖中配置的是十二地支中的“丑”，而“丑”在五行（金木水火土）中为“土”，土能挡水，故引申为牛能克水，阻挡洪水冲毁桥梁。牛的形象在桥侧雁翅（桥两侧河边的八字形石壁）上出现，不仅寓意保桥镇水，而且增加了石桥整体美感和神秘的色彩。这就是古代建筑文化的深刻内涵。当然，其尺寸比起张家湾明代通运桥长为2.6米的饕餮镇水兽要小得多，气势亦稍逊。

    缴没中有清代门枕石两对，均白石所制。其一乃名圆雕雄狮者，上为狮身蹲坐状，头右扭，双耳立，长鬣蜷，口衔绣球彩带，颈系双铃，胸悬缨穗，右前足蹬绣球，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狮下为须弥座，束腰上沿三面浮雕仰莲，腰下正立面高浮雕蹲座回首麒麟，尾上蜷，山石嶙峋，内立面浮雕一只下山猴。与之相对者雕雌狮，左前踩幼狮，头左扭，余同。威严以镇宅避邪，又渗透出祥和喜庆气氛，至于麒麟与猴纹饰则寓意祥瑞富贵与希冀世代封候。其二乃圆雕书鼓门枕石。书鼓扁圆侧置，两面仿蒙皮可侧敲，鼓钉密匝齐整一致，顶雕伏狮被毁，鼓座下正，内面线刻花草，此乃门槛外部分；该门枕石尾部即门槛内部分，又于门轴窝后面圆雕一面书鼓，正置，径同厚度，是门枕石中形制特殊别致者，因立体部分圆雕鼓形，故此类者也称门鼓石。鼓为我国古代八音乐器之一，所谓八音指金、石、土、革、丝、木、瓠、竹八类不同质地的乐器，金类如钟、铃、锣、钹，石类罄，土类埙，革类鼓，丝类琴、瑟、琵琶、筝，木类柷（zhù，打击乐器）、板，瓠（葫芦的一种）类笙、竽，竹类管、笛等。鼓用在古代军事上，击鼓为进军命令，为催战命令。后来在乐器合奏时便以鼓为指挥，至今戏曲伴奏中仍以单鼙（pí）指挥。将鼓雕于门枕石上，寓意此家为礼乐之家，诗书门第。

    缴没中有清代石鼓墩4队，均为青石制，是古代有廊建筑中檐柱下的构件，不是柱础，而是柱脚石。圆雕为堂鼓形，腰粗面略细者。其中一对上、下鼓帮沿处浮雕乳钉，弧面约分4处海棠纹开光，成垂直对应。开光缘线外宽内窄，两内面各浮雕麒麟瑞兽，一内面雕天马行空，均为主题纹饰，麒麟作蹲坐状，回首后望，鬣毛上蜷，长尾上扬，带云缕缕，似有瑞气笼罩；天马四蹄腾空，以飞黄腾达之态，寓意子孙世代地位官职高升。另一内面雕一朵盛开的牡丹花，象征富贵荣华。开光之外遍为线刻龟背锦囊图案，规整有秩，寓意长寿，此类纹饰称作锦地开光，亦有锦上添花之美意。另3对柱脚石鼓墩则皆无锦地，全素地，但都均分3组圆形开光。一对高40、面径40 .5、腹径56厘米，开光内浮雕奔驰回首麒麟各一只，祥云朵朵，似乎才把瑞兆送到家中，便又跑走四处寻找瑞象了；它两对均高36、面径37、腹径53厘米，亦素面圆形开光，内各雕折枝花一支，寓意繁荣美好丰衣足食，前程似锦。此类建筑构建在华北、山西普遍使用。

    缴没中有元代黄绿釉塑花陶制脊筒，共16块，每块长42.5、高39、宽53厘米。红陶胎厚重坚固，外罩黄釉为主，有绿釉点缀其间，每块两侧高塑怒放牡丹花朵，大瓣伸张翻卷。内空，顶面中间设二圆孔，端部设半圆孔，孔间刻有楷书“西六”、“七”、“北殿”、“西二”、“北”、“九”等字，是对接指示号码，连在一起，便是一条豪华瑰丽的屋顶正脊。对盗拆而转卖走私古建构件者，是可忍，孰不可忍！此16块脊筒都是按建筑设计规制而预制的塑花空筒式脊块，以便组合安装在不便垒砌的大型建筑的房脊上。脊筒之圆孔，是为稳固脊筒而安脊桩所留，脊桩木制，固定在大木架脊檀的扶脊木上，然后在脊筒内填满木炭和灰浆，使之结合更加充实坚固，不易被强风刮毁。这样科学的建筑技术和优秀的文化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表明了中华民族内容与形式协调统一的哲学思想和建筑风格。

    缴没中还有清代照壁砖雕“松鹤同春”图案的组合分块，嵌壁板式浮雕麒麟山草的石构件，石制八角柱头雕狮的拴马桩，明代石制二龙戏珠牌楼顶等建筑构件；元代庭院摆件青石太少狮方座圆雕，墓葬神道侧所置青石圆雕虎，圆座花岗岩蹲狮，青砂岩戟耳直口浅腹式祭器，明代墓门高浮雕文臣武将夹框石，汉白玉制圆雕怪兽，红砂岩须弥座长槽鼎式五供，红砂岩明万历年款长槽连裆香炉和清代牛头大尾怪兽等，均精致而无一次品。亦不由佩服非法收购者之眼力。然而，识宝眼力之强与识法眼力之差，形成鲜明的反差，“聪明反被聪明误”，违法者最终落入国家文物法法网。

    特作《醉太平·缴没走私建筑构件》词一首，为贪者戒：

        花纹意繁，雕功技难。民族艺术争妍，誉八方九乾。

        执权乱权，思钱昧钱，依法力挽狂澜，要全民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