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同吾散文《以色列游踪启示录》
刘福田
《运河》导读中一句“以色列民族沉重的历史”,让我迅速联想到中东地区,近期弥漫的战争风云,于是翻到张同吾的散文三题,带着自己的思维和观点,认真地去领略了一段优美的文字。张同吾记访以色列的《以色列游踪启示录》,文字不多却极具震撼力,不仅仅有语言文字的美感,更引人思考的,是它内涵的深刻哲理。文章节奏感很强,字里行间渲染着作者坦白直率的激动情绪。在记述以色列民族,历史变迁和现实状况的过程中,张同吾自然地与国人进行了比较,从而达到了引导读者深刻反思的效果。
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尽管我对有关事件,早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还是被作者的情绪所感染,一口气读完全篇,掩卷而思,还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不禁生出一种与作者交流的意向,但是我并不认识作者,于是只有打开电脑,打出这些文字。文章中的观点,我几乎完全认同,只是感觉还有些话想说,想就文章所揭示的问题,进行一些更深刻的分析。豹尾续貂也好,画蛇添足也罢,总是想把自己的感觉一吐为快。
《圣经·旧约全书》,既可视为犹太教的经典,又可视为以色列的历史,作者在《以色列游踪启示录》中的这一观点,我非常赞同。在我对哲学与宗教的历史研究中,甚至感觉《旧约圣经》的宗教性质,并没有其作为以色列历史的意义重大。历史上的以色列民族,曾经饱受了无数的灾难和痛苦,这在世界民族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弱小的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历经磨难,却最终没有被其它民族同化而消失,其中宗教的信仰,确实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思想往往诞生于痛苦磨砺中的思考。正是因为民族的苦难,以色列人被环境逼迫,才产生了团结一致的民族潜意识。在人类认识当时的发展阶段,这种意识只能假于宗教信仰的形式。犹太教的诞生,使以色列民族,最终统一为一个整体,这个过程,其实从以色列民族逃避饥荒,寄居埃及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是基于生存环境的压迫。寄人篱下的以色列人,因为民族的弱小,在埃及受到了残酷的奴役。客观的环境,苦难的思考,加上信仰产生的巨大精神力量,反而造就出以色列人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这样的环境,终于造就出他们称为“先知”的民族英雄摩西,于是在摩西的率领下,整个以色列民族,开始了回归迦南的迁徙。在逃离埃及回归故土的四十年艰苦跋涉中,以色列人历经艰难险阻,摩西只能依靠信仰的煽动力量,来维持整个民族的团结。这个过程中,摩西托称耶和华授权,登西奈山宣告十条戒律,作为与上帝的契约约束群众,于是“摩西十戒”,遂成为犹太教的基本教义。这说明犹太教,定型于这次民族的迁徙,显然是客观环境造就的信仰结果。
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决定于自身本能运动的状态,这种运动需要环境来结果,环境因此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作为一个民族,其整体行为,一样体现为人格化的本能运动,因此一样决定于民族具体的经历和客观环境状态。以色列民族正是因为客观环境的逼迫,才诞生了特有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性格,造就了坚忍不拔和空前团结的民族意识,其结果就是支撑整个民族,度过了空前的劫难,胜利地完成了回归迦南的伟大壮举,并在回归迦南之后,经过了一连串的战斗,以少胜多地战胜了当时在那里的迦南人,以色列民族的团结和强悍,从此著称于世。
这种民族的性格,造就于民族客观的历史和生存环境,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就像大和民族,也以团结著称一样,只因为弹丸之地的日本,如果不这样,其整个民族生存就面临着危机。民族人格化的本能运动,使整个民族当面临危机的时候,死亡本能被环境的逼迫激发出来,产生出整个民族的统一意志,形成一种巨大和力量。越是弱小的民族,压迫感就越严峻,因而结构民族团结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种意志,通过民族意识的延续,血缘可能性的遗传,沉积在民族潜意识之中,自然构成民族的历史传统。
《以色列游踪启示录》直观了以色列民族的现实状态,以赞许的眼光,看待了以色列民族的国民素质,并通过自身民族状态的对比,深刻地进行了民族素质反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造就民族状态的历史原因如何客观,作为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民族素质反思都是必要的,我们正视了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源,就可以通过更深入的思考,走出民族自身历史环境的围城。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民族规模与力量成简单正比的时代,我们养尊处优,客观地漠视了民族素质的思考,于是和平年代自大轻狂,人们在传统儒学伪的谦恭之下勾心斗角,忽视了民族凝聚力的培养,结果造成了民族力量的涣散。非要等到面临亡国灭种危机时,这才仓促应对。虽然因为死亡本能的激发,我们每次都得以复兴,但是因为缺乏民族素质的深刻反思,这样的历史循环往复的重演,给中华民族带来一次又一次巨大的灾难。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正是这样一种状况的说明。
文章通过直观的现实民族状况对比,已经从历史的深度,开始了这样的反思,这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觉醒。一个个的成就,在于能否走出自身经历的围城,一个民族的振兴,同样在于能否走出自身的历史和环境,而这一切的实现,就在于对比的思考。我们没有经历以色列民族的磨难,但是我们可以借鉴以色列成功的经验,在现实和历史的深刻反省中,培养我们自身的民族素质,我想这正是文章所要揭示的基本道理。一个聪明的人,不用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我们借鉴别人的经验,从别人的失败和成功中,就可以增长自身的见识。尽管造就一个民族素质的原因是客观的,但是当我们洞察了其中的根本之后,一样可以人为地达到整个民族素质的改造。
文章中更深刻的,是它的辩证思维方式,在谈到民族的优势和劣势时,作者明确地说明了自己的辩证态度,“不管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都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有时候又是长处中含有短处,短处也含有长处,优势中含有劣势,劣势中含有优势。长处和短处,优势和劣势,往往是相伴相随相生相克。”这段话,标明是作者说给以色列朋友的,我却从中看出了委婉含蓄。在对比中,作者肯定了中国礼仪之邦的传统,其实作者对以色列朋友的这番论说,就是中国礼仪之邦的客观说明。
我没有去过以色列,阐述观点时自然不需要碍于情面,以色列客观的历史传统,在造就了他们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同时,也造就了他们民族的思维缺陷,那就是物极必反的民族狂妄心理。在对待巴勒斯坦的问题上,以色列现实的行为实在不敢恭维。其实直观地笼罩在以色列上空的战争阴云,已经明确地昭示了这样的结论:以“上帝的选民”,自居于世的以色列人,在痛苦的磨难中,造就了聪明的头脑,但是他们一样存在着看待自身时那种认识上的死角,那就是,历史烙印在他们灵魂深处的怯极而狂!
以色列民族,历史上多灾多难,在成功的回归迦南地区之后,他们的部族分散开来,统一的力量被削弱,于是又面临了周围部族的威胁。直到他们又一个民族英雄大卫诞生,他重新统一了以色列民族,开创了以色列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圣殿时期,但是不到三百年,圣殿时代就结束了。接踵而至的,是两千多年痛苦的民族灾难。先是亚述人入侵,接着成为巴比伦之囚,勉强复国之后,又被踏在了罗马帝国残酷的铁蹄之下,以至后来几乎整个民族都作鸟兽散。二战中的德国法西斯,更是整个欧洲范围内血腥地屠杀以色列人,大概以色列民族所经受的磨难,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遇到过的。
以色列民族惨遭磨难的历史原因很复杂,民族弱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和原因,就是以色列人为逃避饥荒和战乱,曾经不止一次地离开迦南故土,在以色列抛家别舍的时候,迦南这片土地又有了新的主人,这种情况在世界都是比较罕见的。迦南这片土地,等于诞生过完全不同的几个民族,这相当于一个母亲生下了几个儿子,于是家产之争几乎不可避免。二战结束后,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地汇集今址,这才有了现在的以色列国。以色列的建国,当然地损害了巴基斯坦人的利益,于是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凭借武力取得了胜利,但是战争的阴云,却从此一直徘徊在以色列的上空。
历经磨难的以色列人,回归故土建立自己的国家,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如何处理与兄弟民族的关系上,以色列过分地迷信了武力,在言行上都存在着狂妄。其实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狂妄与否,不需要自己明白认定,只要看其对手的表现,就可以得到验证。以色列凭借民族素质造就的优势,以武力取得了中东战争的胜利,扩大了自己的疆土,却也因此把自身笼罩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之下,这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狂妄状态的说明。恐怖主义当然不可取,这是一种典型的怯极而狂,但是当面对不可战胜的、狂妄的强敌之时,除了怯极而狂,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争取到自身的权利和尊严呢?
需要反省的,应该是矛盾的双方,一味的武力打击,不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可能更严重地激化矛盾,把双方都拖入恶性循环之中。今天发生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流血冲突,就是这样一种状况的直接说明。以色列的狂妄,在于其自身实力的迅速强大,这是以色列民族素质较高的客观说明,但是这种优势,同时也演变为一种劣势。我觉得这是张同吾在这篇散文中,对以色列朋友谈及辩证思想的一种暗示。在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两大主题下,整个以色列民族,应该作出必要的反省。
我们都不是外交家,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中东和平计划,但是这样的道理,应该没有问题。兄弟民族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既然历史必须面对土地与和平的问题,那就任何一方都需要冷静,谁都不要狂妄和急躁。任何一方都不能无视对方的民族权利和尊严,双方只有坐下来有诚意地谈判,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彼此的争端,共同争取和平的曙光。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允许民族之间的残酷灭绝,那就只有通过相互让步和妥协的办法,才能求得共同的生存和发展,这其实是一切弱小民族必须争取的道路。以色列人应该深刻反思一下自身屈辱的历史,也许就更容易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共识了。
现实的以色列,较之巴勒斯坦人固然要强大得多,但是它总没有强大到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都可以自己说了算。其实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和民族,自身的实力都是有限的,没有谁可以和整个世界的其它所有民族为敌,就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也是一样。一个弱小的伊拉克,已经让强大的美国进退维谷,从世界的整体范围上来看待,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弱小的,当然不只是以色列,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应该进行反思的,尤其是那些自以为强大的国家和民族。
但是相对弱小的民族,一样应该去争取自身的权利和尊严,应该切忌的是狂妄,或者怯极而狂。两相比较,避免狂妄就具有更严峻的意义。我曾经警告日本的军国主义,如果弹丸之地的日本,不从根本上改弦更张,它甚至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一旦严重地激发了被侵略大民族的死亡本能,人格化的民族战争,很可能造成整个民族性的灾难,那样客观上弱小的民族,就很有可能面临被灭亡的命运。当死亡本能被激发的时候,它将产生较之平常数倍的巨大能量,而且在面临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个民族的力量可能迅速凝聚,这样大民族的实力,就可能在短时期内迅速强大,对弱小民族构成毁灭性的威胁。这已经不是民族素质本身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民族之间的不平等问题,它仅仅是一种客观状况的说明,所以规模弱势的民族,尤其应该反思的,是避免自身的狂妄。
整个民族被灭亡的事,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好在人类的认识,已经发展到了今天的阶段,世界各民族,都已经认同了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这就为避免民族的悲剧,实现大小民族之间的广泛公正,奠定了一种可能性的基础。其实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各民族之间应该和睦相处,彼此学习对方的优点,克服自身民族的狭隘思维,不走任何一个极端,理性地确定自身“在之中”的位置,这才是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矛盾的唯一出路。
从文章中知道,以色列民族有着优良的爱国传统,这是一个民族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保障,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民族情愫和爱国主义,如果从哲学的根本上说,仅仅是血缘困惑的一种规模扩大,是人类“本我”人性的一种人格化蔓延,它未来的发展,必然实现一种全人类式的超越。我们谁都爱惜自己的生命,爱惜自己的父母,因此才热爱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但是它必须有一个更大的范围背景。只爱惜自己,当然是自私自利的行为,那么只爱惜家庭的是什么?只爱惜自己民族,只爱惜自己的国家又是什么?一旦与更大的范畴发生矛盾,前者就变成狭隘,国际关系发展到今天的程度,我们在提倡爱国主义的同时,更要提倡的是热爱整个人类。今天居于世界第一大宗教地位的基督教,原本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但是因为倡导人类普遍的爱,反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也许这本身就是以色列人民族的反思的成就。
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具有狭隘性,台湾赞成独立的人,较之赞成统一的人,未必就是少数,但是台湾独立,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面前,无疑就是一种反动。日本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国民大多数都在民族利益驱动下,赞成日寇出兵中国,这也是不能反驳的事实,他们算不算爱国主义?政府是人民选举出的自身代表形式,人们选举出的政府,起码代表了能动性多数国民的意志,所以对政府的行为,国民是应该负责任的。我不赞成把政府行为和人民完全分开的说法。台湾当局一旦宣布独立,解放台湾的战争就会打响,而枪炮总是有一定的杀伤范围。台湾民众这次参与台独公投的人数,因为少于法定量,终于使公投流产,这说明台湾人民多数还算明智。
因为历史磨难中的思考习惯,民族自然的血缘遗传和沉积,以色列人确实是比较精明聪慧的,文中列举的许多著名人物,都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聪明不等于理性,而理性才是一个民族能够走出自身经历围城的关键。在聪明和理性之间,其实只需要一种换位思考的过程,当然对于以色列人,应该做的是民族换位的思考。聪明确定是理性的基础,教育更是提高民族综合素质的根本。以色列人注重教育的做法,非常值得提倡,他们在贫瘠的沙漠中创造了农业的奇迹,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些都是这种重视国民教育的社会性成果。一个民族的事业,不是哪一个特殊个体独立创造出来的,而是整个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
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社会学理论方面,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哲学王”思想。大意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由一个具有哲学理性思维的人来领导,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在他朋友兼学生狄翁,在西西里岛试验之后就破灭了。柏拉图为此非常沮丧,一直不明白事出何因,其实他只是颠倒了位置。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强大,不取决于是否出现一个哲学王,而应该看它是否拥有总体理性水平较高的“哲学民”。因为没有一个能动性多数的哲学民支持,哲学王就坐不稳他屁股下的宝座。这既说明理性本身的重要,也说明了民众理性普遍状况提高的重要性。当然实现这一理想的基础,就在于整个民族素质的普遍提高。由此可以知道,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重视对国民进行普遍的教育,在这一点上,以色列确实走在了前面。
张同吾记访以色列的这篇散文,不但语言优美立意深刻,而且在与自己的民族素质对比中,敢于直言己短,而又不卑不亢,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坦荡襟怀。所以让我看完后久久难以平静,并因此把我带进了更深入的思考,终于坐到电脑前,以激动的心情,不揣冒昧地写下了这篇读后感。当然我的这些观点,来源我正在进行的哲学思考,有些地方还并未成熟,不过是管中窥豹一己之见。不过我还是希望这篇读后感能够有机会让张同吾前辈见到。语言不周之处还请见谅,如能得到作者的一些指正,则更是不胜荣幸。
2004年4月于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