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笑不得话往事

周  良

人这一辈子，几十年生活在纷纷繁繁世上，遇有多少事，恐怕无可计数了，谁都一样，我自然不能例外。闭目养神之时，总有些琐事萦绕心头，使劲想从记忆中干干净净除去，但总也消不掉，也就养不了神，干脆睁开眼睛，尽情回忆那些曾经耳闻目睹的或者是亲身做过的事情，也别有情趣。然而往事千端万绪，竟相闪现眼前，喜怒哀乐都有，不由自主笑了。笑由何起，说几件事大伙听听，该哭还是笑……

1992年8月1日上午，北京市文物局与通县县委联合在张家湾镇政府会议室举行“曹雪芹墓葬刻石”新闻发布会，北京市文物、考古专家和在京一些红学家被邀请与会，济济一堂。会场上摆着张家湾村平地时出土的“曹石”，石面正中明明白白刻着“曹公諱霑墓”5个大字，右下角刻着“壬午”2小字；屋壁上张贴着“曹石”拓片，上面清清楚楚地呈现出同“曹石”一模一样的字。有位老先生是大名鼎鼎的红学家，驰名中外，聚精会神地听了镇政府关于“曹石”出土的情况介绍，认认真真地看了“曹石”，又仔仔细细地瞧了“曹石”拓片。大约过了半个月，在上海市的《解放日报》上冒冒失失登载这位老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曹雪芹墓碑”质疑》，文中所谓质疑8点，其中有一点是“其‘讳’字用现今简体字，尤为破绽”。那天会上，我从头到尾在现场，老先生的一举一动，都看得真真切切，“曹石”和拓片上的“ 諱”字明明是繁体字，而老先生为了否定“曹石”的巨大历史价值，却明目张胆地在报纸上将此字硬说成了简体字。光天化日之下，竟然蒙蔽天下没机会见到“曹石”的读者，想一棍子打死“曹石”！挑来挑去，拼凑了８个理由来否定“曹石”，您老先生倒是寻找一个正正经经的理据呀，偏偏找了这么一个歪歪斜斜、瘸瘸拐拐、愣愣生生、嘶嘶哑哑、干干瘪瘪的“理由”，真是令人笑掉大牙了。但我的牙现在还没有掉，早晚会被老先生这个举动笑掉的。

更为可笑的是，这位古色古香的老先生居然在报端发表文章，指名道姓说张家湾村农民李景柱背着“曹石”、拎着尸骨往家走，否定“曹石”连保护“曹石”的李景柱同志都不放过，又狠又歹。那么亦大亦沉的“曹石”能够放在背上背走？何况手里还提着尸骨！他保卫的是“曹石”，要尸骨干什么呢？想到这儿我不禁笑了，如果老先生回长50年，正是壮壮实实的时候，恐怕也傻不到有手推车不用而非背着“曹石”不可的那种程度，恐怕也不会表演背着“曹石”走3里地的令人哭笑不得的节目。可笑的背后，透出来那种迫不及待的样子，那种慌慌张张的神态，那种心虚意乱的心理，根本的原因在哪儿？在“曹石”上的那一行大一行小的几个闪烁金光的汉字。大的字表明曹雪芹逝世后埋葬在北京城东、潞河之畔张家湾，而不是在京西！小的字只有两个，证明曹雪芹在乾隆“壬午”年咽下了他最后一口气，与世长辞，而不是“癸未”年。二百年前的“脂批”与二百年前的“曹石”是这样同模同样，还说什么呀！鸡蛋里是挑不出骨头来的。

无独有偶，还有令人耻笑的事情，也还是“曹石”的事。我和北京三峡画院院长黄正襄老画家都是连续多届的区（县）政协委员，相识多年，老先生德高望重，其山水画闻名遐迩，享誉幽燕。一次在通州举行的通州运河文化研讨会上，我发言中提到了张家湾出土的“曹石”。黄老先生挨着我坐，先生待我发言后悄声问我：“那石头（指曹石）是真的吗？”我诚诚恳恳地告诉先生：“是出土的文物，的的确确是真的。”先生又口口声声说：“我可当面问过ＸＸ书记，他可跟我这么说的：它是真是假哪！假的说一千遍也就成真的了！”我听先生的话，脑子里“嗡”的一下，简直要晕了！我情不自禁地又追问先生一句：“那书记真是这样说的？”先生有板有眼地对答：“ＸＸ书记就是这么当面跟我说的，我把ＸＸ书记的话跟别人一学舌，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们之间的对话没有文学语言，只是普普通通、随随便便、小声小气的闲聊，我“嘿嘿”两声，又是苦笑，又是叹气！

我恍恍惚惚记得前些年学习马列的时候，批判考茨基还是托洛茨基的一句话：谎言说一千遍也就成了真理！这位书记对“曹石”红口白牙，信口开河，胡言乱语，成了晋朝王衍的口中雌黄！学马列没学好，倒拣起了臭名远扬的修正主义头目的剩儿！接来别人的尿当作美酒喝，喝醉了就胡吣，醉议“曹石”！我真为这位“首脑”害羞！“曹石”出土在我通州张家湾，证明曹雪芹这位全球仰慕的伟大作家，葬在我通州大运河畔，而且红学界争论百年的曹公墓地和作古年代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不仅是通州运河文化的重大载体，也是全世界红学界的莫大喜事，通州应该因拥有这样一件珍贵文物感到自豪和骄傲，而且以名人文化效应为今天双文明建设服务。此位书记文化素质甩到天外去了，不知道这件文物的巨大价值，不明白这件文物的巨大作用，而阴阳怪气撂出如此这般一句不痛不痒，不甜不酸、不凉不热的糊 涂话来，使人一听就“否定”了“曹石”，原来北京知识界否定“曹石”的阴风还有一种风源，来自这位高明书记的臭屁股嘴！这股臭气的污染力比前面那位老先生还盛！想到这里又笑了，猜想这位领导可能在没有人的地方，大概在狠狠地自己拧嘴，或者自打耳刮子，还有可能一边折腾自己一边咬牙切齿地自责着：叫你这张臭嘴说！叫你这张臭嘴说！我估计他很有可能边跺脚边捶胸口，后悔无知妄说，给“曹石”身上泼脏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到如今叫人家给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那曹雪芹地下有知，准得指挥《红楼梦》里的焦大或周家的出来骂一顿，而且是合不上牙，不吐核儿！

可笑的事接二边连三。就在“曹石”面世的当年10月，北京市文物局准备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园内举办一次各区县出土的文物精品展览，以展示北京市文物工作辉煌成就，教育和激励参观者更自觉地依法保护地上地下文物，更热爱祖国，热爱北京。市文物局要各区县自报本地出土的代表性精美文物展品，我报以几样都不符合市局的心理。市局说通县（时称通县）别的什么也甭拿，就拿你们张家湾出土的“曹雪芹墓葬刻石”这一件足矣了。回来向县文化文物局原原本本汇报后，主管局长高高兴兴，主管县长听了也喜喜欢欢。但是不抓紧做工作，心里跟吃凉柿子一样，稳坐如山，心想这是大好事，从形式上给争论不休的“曹石”喑中肯定了，而且人家送来了机遇，宣传通县，宣传张家湾，提高知名度。同时，又是上级对下级，“曹石”一调就出，那么早做工作干什么，甭忙！

但我心里咚咚打鼓，我多年来和该镇政府打交道，比较了解那里领导干部的根底，农民意识浓厚，小家子气十足。出土文物“曹石”为国家所有，他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不交公，不给文物部门，锁在派出所旁边的屋里，谁想看看“曹石”，得经过这个镇的党委书记点头同意，不然，说出大天，也别想！就连县文物部门的专业人员去瞧，没有他的允许，也比登天还难，想看，得他放屁，他不放屁谁也不成。就这样，多少北京来的人被拒之门外。这叫什么保护文物！不知道他是哪一国的领导干部！我心焦如焚，提醒主管文物领导提前做工作，不然，可拿不出来。在当年9月中旬，在北京日报上刊登了举办出土文物精品展的消息，其中还特意地提出了展品中有“曹石”。

在我再次催促要提前做工作的情况下，县文化文物局的主管局长、科长和县政府主管县长三人一行，于9月26日驱车到张家湾镇党委，与那个镇的一把手谈调展“曹石”的事宜。我听科长回来对我说：“老周，真叫你说对了，白去一趟，不给！”我问当时怎么个场面，他就将在那个头儿的办公室间，Ｘ县长如何跷着二郎腿扬脸朝天抽着烟，Ｘ局长如何口若悬河，掰开揉碎，讲了20多分钟的文物法、展览“曹石”的意义和作用。最后，那个头儿听完只说一句话：“此石正在争论当中，不宜展出。”结果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回，空空如也。这头儿的一句话，里面有两个意思，一是怕“曹石”展后回不来，一是怕“曹石”被人“否定”，白忙乎。骨子里的那点东西全然暴露出来了，肚子里的那套下水自己开膛见天了，不出老夫所料，莫怪言之不预也！

怕什么？那“曹石”本来就是真真正正的出土文物，是不折不扣的国家文物，早就该上交给国家文物部门收藏、保护、研究、展览，放射她的永不磨灭的光辉。是个头儿，小小一个镇的头儿，有什么权力如此霸道，不依法行事？是个头儿，是一个地方党委的头儿，就如此不带头遵守国家法律，独占一方，自己说了算，我实在怀疑这样的头儿是不是共产党的头儿了。

怕什么？那“曹石”是地地道道的出土文物，出土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拿出来摆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如饥似渴想欣赏“曹石”的人都来观赏，都来研究，都来鉴别，不是更好吗？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这是纯纯粹粹的出土文物，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出来个把人，以为“曹石”见证的问题不符合自己的观点或往昔的研究成果，然后便千方百计否定她，那是达不到心愿的。国内著名的金石专家傅大卣先生和文物专家史树青先生以及以冯其庸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红学家，对“曹石”都给了客观的充分的肯定和评价，这个头儿的心里应该有底的，干吗那么心虚呢？莫非自己在这石头上有什么秃疮嘎巴儿怕人揭吗？其实一丁点都没有，那为何不交出展览呢？没别的，思想素质低，文化素质低，再加上心眼儿小，小似针鼻儿！眼光儿近，近在鼻梁儿！但鼻子大，大过脸。大家说说，这个事让你笑不笑？（是可气！）

“曹石”给人带来的可笑之处还没完，就跟小时候看拉洋片一样，拉过一片又一片。关于“曹石”应该交给通州区博物馆收存问题，以名正言顺的区文化文物局名义去收集此一土文物，依法行事，未有问动这个头儿，我曾试图凭借政协途径解决之，几年中连续写了3份提案，引经据典，将理由写尽，仍没有搬动“曹石”，从1992年8月开始到如今已经整整12年了，“曹石”一直锁在“深闺”之中，任你舌敝唇焦，“我自岿然不动”。其间换了两届一把手，而那个头儿蹿升到区政府去了，但余腚尚在，余屎犹存。不知道是不敢给这头儿捅臭屎屁股，还是同病相怜，物伤其类，依然故我，不交“曹石”。大概是怕得罪这个头儿，影响自己的地位，升迁不升迁以后再看再说，起码目前得保住纱帽翅儿。于是“曹石”就这样延续下来“金屋藏娇”了。

可笑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于一部分共产党的官儿衣冠楚楚，人模狗样儿地站在高高的讲台上，扯开喉咙声嘶力竭地大讲学法、讲法、遵法、守法、执法，而他刚刚走下讲台，一转脸就变了，变了另一个人，便是违法、玩法。“曹石”现象就是这样一个鲜活的例证。我想起了明代万历年间一位令人振聋发聩的思想家，他叫李贽，号卓吾，我们通州有他的墓葬。他曾对当时朝廷官员中的伪道学者们深恶痛绝，把这些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孔孟之道旗号不按孔孟之道做的贪官污吏们，骂作“阳为道学，阴则为己，被服濡雅，实则狗彘”，无情地指出表面上讲着孔孟思想，暗地里全是为自己，装着儒家雅士的风度，实际上而是和猪狗一般。如果李先生还活着，他还会高吟着“壮士不志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这掷地有声的诗句，秉笔再书《焚书》，揭露这等党员开部的丑陋嘴脸，掀开此等藏污纳垢者的用心吗？

上面提到的三类典型人物，都值得一笑，在对待“曹石”的态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们的学识造诣可大不一样。头一个老先生功底深厚，显得鹤立鸡群。而后两个就突出地土了，土得冒烟。“曹石”是一块试金石，是一面平平整整、亮亮晶晶的镜子，对待她是什么样的认识、态度，一试就照到骨子里，照出原本面目来。你不信，拿出来什么“大本”、“ＸＸ师”等小本本，在她面前试、照，她能把这小本本的背后猫腻和底细都给显出形儿。思到此处，我又笑了，这种情况是中国教育和吏治的腐败！

党中央提出选拔干部要知识化，于是乎出现了一个怪胎——学历教育，立足“学费”，熬到年头，就能得“大专”、“大本”毕业证书，至于学没学，够不够格，不管。有的小本本儿可能就是关系本儿、溜拍本儿、婊子本儿，有的小本本儿而是钱堆起来的，有的个别人举着小本本儿大张旗鼓地破坏文物，把好端端的历史文化景观弄得一团糟，真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糟踏“曹石”的人中，也有人有小本本儿，其实那里面就写着两行字，上行是人名，下行是“寒碜”，别无其他，这是“曹石”对他简单评价，最准确不过。

说真格的，上面说“知识化”、“有文化”，是教育和鼓励领导干部加强学习科学理论，科学技术和先进文化，以便更好地领导、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地方又民主又法制，繁荣富强，这就要真学，不是摆样子。可有人不是这样，不是出于建设的需要，为人民服务的需求，而是出于“保位“和”升官的心理。以往有块“党员”牌子不行了，同时还应该有一块“学历”或“职称”牌儿，没有就很可能被淘汰出局，于是蜂拥而上，紧凑后一块牌儿，于是“大专”、“大本”、“高级”这个“高级”那个、“硕士”、“博士”的小本本儿纷纷扬扬像雪片一样下来了。这种小本本儿是欺世盗名用的，实际知识水平一如往昔，没有提高，反而有了这个小小东西倒阻碍此等人的学习和进步，以为有了这不值分文的小东西就可以高枕无忧，稳坐钓鱼台，不再继续刻苦学习，领导水平与工作作风还是老和尚帽子平平搭搭。

我不由想起来历史上的著名教育家——孔老夫子，他曾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而成绩优秀就能做官。这个观点在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时候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也被造反派们批得体无完肤，臭不可闻。那是一种极左思潮，极不可取，但现在的有些人把当官做为学习的目的，想方设法求取小本本儿，里里外外就是为当“仕”，这和中央号召的干部必须“有文化”、“知识化”的本意风马牛不相及了。把当官做为学习目标，可是又学而不“优”，得到以挣钱为导向所办学校的一个小本本儿，就算拿到了一块打开“官门”的敲门砖。您想想，这种干部好得着吗？实在可笑。

说话到这儿似乎应该转题了。“曹石”事算不上引人入胜，而是引人入笑，而引人入哭的事有没有呢？有！

通州旧城南门外迤东有一座驻军营盘，曾驻有爱国将领冯玉祥部队一个旅，是1922年建造的，占地80余亩。营盘主体是个“四合院”式的建筑，南排营房正中是个券式通道，上面是两层楼，四角攒尖顶带宝瓶，上层悬挂铁钟，下层为警卫监视处所，二层前有小平台，是阅兵所用，三用合一，设计别致，习称钟警楼。北排房是一座礼堂，冯玉祥将军与李德全女士（世界妇女界杰出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女卫生部长，通州人）结婚仪式在此举行。两侧是南北各一排营房。在主院东西，各有4排营房，隔主院相望对称。此营盘布局舒朗开阔，严谨完整。李德全女士曾在此开办培德学校，教育部队官兵和妻儿子女。1948年至1954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要局设此，毛泽东主席的贴身秘书黄云峰在此任局长。机要局在此期间，正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时期，平津、淮海、渡江、海南岛和解放大西南、大西北等重大战役，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绝密文件等档案全储存在这里，号令自此发出又保存，具有极为重要的纪念意义和教育意义。因此，于2001年公布为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机要局随党中央和人民军队总部设置处所的多次变化，其他机要局的旧址都不复存在了，只余此处一所，尤显其要，现在过上幸福生活的人们怎么能忘记这个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遗址呢？

不！有人就忘记了。“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这是一句名言，在和平年代，不应该忘记。在刚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第二年，通州有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看中了这个冯军营盘暨总参部机要局旧址，非要在这里盖居民楼。并且通过过硬关系，找人大、政府、政协、区委，上下活动。扒文物建筑，建商品楼，这怎么行呢？当时我是区文物管理所所长，依法保护冯军营盘是我的职责，不能拆！这个开发公司有一个工作人员，是被雇佣的外地人，到文管所找我，请求我同意，见我喜欢篆刻，就提出与我合作，出一本我篆刻的印谱。就连这么一点点缝子都钻，我非常恶心，有钱我自己出！没钱不出！

我未曾吐一个字，但是有人同意了，是谁人呢？人大主任同意了，常务副区长点头了，就连主管文物工作的副区长也赞同了，还有个别领导也笑眯眯附和了，都是单线联系，口头上表示支持开发，就是没有开常务会讨论而形成决议。也没法开，当初讨论通过批准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有这些人参加，现在开发公司刚一诱惑，就说话不算话了？所以就采取小狗捅屁股的办法，以领导恣态在背后给区文化委员会施加压力，还得让下面打报告，请示拆除，将拆除文物建筑的罪责推到下面，又达到了个人那层说不清楚关系后面的交易的目的。

我委实哭笑不得。面对这种情况，我刻了一章，专门找一块带疖子的顽石章料，刻上“哭笑不得”的闲章。章面上实际刻的是“哭笑”两个字，“双口”和“竹”字并列摆在上部，“天”和“犬”分别摆在下部，让“双口”与“天”上下相对，让“竹”与“犬”上下相对，本来是“哭笑”两上字，这样一组合就什么也不是了，变成了“哭笑不得”。您说吧，这政府的主要官员，都是冠冕堂皇的共产党员，站在人群里或坐在办公桌前，堂堂正正，一本正经，手中把握着人民和国家给他们的权力，怎么就这般好玩呢？依法保护文物，是国家和一个地区的长远利益，是全国人民和一个地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这几个由人民血汗养活着的党员领导干部却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在开发公司个人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矛盾之间，毫无犹豫地站在了开发商利益一边，替开发商说话，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说来说去，咱们大家都在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要我说，简单一句话，“三个代表”思想归根到底就是说的共产党的性质，是共产党与“私产党”的根本区别，而国家文物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遗存和代表，充满着先进文化的内涵；保护国家文物是广大人民群众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同时文物又受到国家大法的保护，冯军营盘暨总参机要局旧址说拆就拆，给开发商腾出嫌钱的地儿，还了得！“三个代表”思想哪里去了？是共产党领导干部还是“私产党”领导干部？我真为我们共产党内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感到悲哀，痛泣不已！

令人痛泣的还在后头。在文物部门不松口的情况下，个别人狗仗人势，以为有了后台老板，就忍耐不住大打出手了。一些人竟然开始破坏租用营盘的民办学校——陶情中学的正常教学秩序，拆去该学校的南面围墙，学校三番五次予以制止，不听，还将拆墙砖头和渣土倒在学校操场上，以此卑鄙险恶伎俩，妄图挤走陶情中学。陶情中学将此种恶劣做法上报国家教委，国家教委哼一声，区里的某位领导见势不好，像乌龟一样急急忙忙缩回了头，立刻责令这些痞子，迅速将学校操场上弃堆的渣土清理干净，并令绝不能再发生类似干扰学校教学秩序的伤风败俗之事。这才安定下来，文物也就算暂时保护下来了。我说是“暂时”，不是“永远”，因为我有一个预感，开发公司心未死，即使这个开发公司不想在此处建商品楼，还有第二个、第三个开发商想在此搞开发，因为他们都是为赚钱。赚钱是他们的根本目的。为赚钱，他们什么招儿都使，什么屎都拉；我们党的个别领导干部免不了会出现上述的低劣行为，也许就在陶情中学办不下去的时候，或陶情中学租赁到期的时候，一个糊涂神下一道糊涂令，还会把营盘拆个精光。

令我痛楚的还有一档子事。2003年9月运河产业办还在的时候，在东关大桥东端迤南的运河东岸，花了许许多多的钱，建了一座白白润润的汉白玉四柱三门牌坊，壮观精美。坊额上，东面刻的是“万艘云集”四字，西面刻的是“水陆要冲”四字。这是我根据牌坊所立位置并据历史所草拟的匾额式词语，不过开始题的是“水陆交冲”四字。大运河与秦代蓟（今北京广安门一带）襄（襄平，今辽阳）驰道在此交遇，通州水控江淮，陆扼辽东，是战略要地，拟“水陆交冲”词准确概要地表述了通州地理位置之重要，又合“仄仄平平”声律，不犯孤平。但被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改了一字，将“交”改成“要”，以强调其重要性。其实“交”字中已经透漏出重要性了，不必说得那么“白”，而且不合乎律。冯先生一改，变成“仄仄仄平”，犯了古代忌讳的孤平。这倒没什么，基本意思一致，改就改了，奇怪的是，冯先生只是大笔一挥，沉沉甸甸地落了款：“癸未新秋，宽堂冯其庸书八十一”，两面都是这个款。谁拟的词语给抛到一边了，好像是冯先生自己为拟者，这就令人生厌了！这多亏不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了，然而这种作风丢了人格，不可取。老先生是拿了钱的，而我呢？做“奉献”了，哑巴叫什么东西玩了有苦说不出。谁办的事？主办官员只长下眼皮，不长上眼皮，照天不照地，因此出了一个“孤平”的毛病。

    再往下看，原来我拟的两副联语没有采用，这并不稀奇，客随主便，没什么可说的，也没什么可恼的，更没什么可痛楚的，无所谓。而使人难解的是，冯先生选写的两副联语，都是《通州诗抄》中的两位古人的诗句——这也没什么可指摘的，值得说一说的是冯先生书写联语时的上联，问题不小。两副联语的上款都有“撰联”二字，而且一个是明朝万历进士吴维东，一个是清代湖广布政司参议俞存斋。给观者的认识是什么呢？好像吴、俞二人曾经为通州昔日这类牌坊或其它什么建筑物上特意撰写的楹联，如今冯先生将其重写出来。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是冯先生摘出两位古人的诗句，就像不懂事的小男孩子摆弄他那个小鸡鸡，岔了皮！

还有一个问题，“万艘云集”横额下的联语，上联写“南来粳稻千秋夕”，是写“万艘云集”景象，与额义切；但下联写“北走风沙万里秋”，有点文不对题了，写开了陆路运输的情景。我当过小学教师，教过小学作文，如果遇到此类走了题的作文，我就给他打50分，因为有一半儿离题千里了，研究红学行，研究通州历史就逊色多了。字写的不错，但联选得不好，这是客观事实，不少人都有这个看法，提出来请观者三思。何以至此呢？因为俞存斋的诗题是“登通州城楼”，是他在通州城楼而且是在东城门楼看到壮观景象而有感赋诗，有实景，也有想象。冯先生将城楼上看到的景象诗句，生硬地照搬到这座牌坊上面，而且是在“万艘云集”额下，这样地移花接木恐怕是有些技术问题了。叫驴配马，还能生出个骡子来，又像驴又像马，要是叫驴跟母鹿配，指不定生出个什么玩艺儿来，前人还没有实验，不知道以后用试管婴儿那样，能不能生出个驴鹿来？

这事使人忧楚的是，我们可敬仰的大学问家们给后人做什么表率呢？还有谁相信这些人呢？

    拉拉杂杂，哭笑不得地漫话了一些哭笑不得的事，不知道读者是哭是笑，还是和我一样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