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思考

卢松华

编者按：老干部是我党的宝贵财富，他们有丰富的经历，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深刻的反思。近年来，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所写的回忆体裁的文章，成了文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本刊曾先后发表过赵峰、张鼎忠、安魁、张肃、赵青及李永庆、王志红等老同志所写的文章，受到了各界的好评。本期特推出卢松华同志写的《回忆与思考》以飨读者。

写在前面的话

我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一年多了。在通州工作了近四十年，亲眼看到通州的变化与发展，亲身实践了党对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亲身感受了通州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曲折、磨难和教训。我想在余热之年将我的经历与思考整理成文，供同志们去评说，也许会对该地区的建设和年轻人的成功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通州人，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是很多老领导、老同志培养教育了我，是党组织给了我一切，也是社会实践造就了我。我从走上社会工作（1955年初级社）到离开岗位近五十年，在通州工作近四十年。我是个台阶干部，从当初级社会计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到县委书记岗位。我是第一个任通县的第一把手的本地人。我任不足两年的县长，当了近九年的县委书记，也是通县解放以来历届县委书记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

我的一生有欢乐也有悲伤，有经验也有教训。道路是曲折的，经历了日本侵略和投降、国内革命战争、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粮食统购统销、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89年的政治风波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在许多时候，我既是革命的动力也是革命的对象。可以说我的经历是丰富的也是难得的。我经历了旧中国的一段苦难，也亲身体验了新中国不平凡的实践过程。从我记事起，每件事都有我的经历和思考。我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但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去做好每件事情。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想问题、做事情。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是我的格言，永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努力工作。

由于家庭生活的贫穷，我没念几年书。在建国前念了不到一年的私塾，解放后年龄已大，半年升一级还跳了一级，只念了不到三年的书。我很想继续念书，但是由于家中生活非常困难，无钱去考中学，更没有钱交学费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放弃了上学。我是年级中的优秀生，数年每一级都是第一名，考上中学是没问题的。由于家中生活所迫我十五岁就参加了劳动，挣钱谋生，维持家中生活。我种过地、做过小买卖、也当过建筑工人。我的文化知识、社会知识都是实践中刻苦学习的，也是党和人民给的。

我这个年龄段这样的经历，没有背景，走到省部级工作岗位也是不多的。我没有当官欲望，更没有跑官、要官，反而有三次给官不要的事实。今天走到这一步有很多事情是让人摸不透的。

通设府、州、县的建制历史悠久，又是大运河的起点，京都的东大门，皇家仓储基地；历史上通州地区是比较繁华，商贾云集、买卖兴隆，南北各方小吃汇集通州，是京东八县的中心；各方名人、能人很多在通州居住；通州人才很多且分布全国各地。1867年建校的潞河中学建校早于北京大学，解放前面向全国招生，潞河子弟遍天下。

通州的人民是勤劳的、是有智慧的，也是有大批人才的，历史上曾有一京、二卫、三通州之称。解放后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当家作主，也是省市领导多关照的地区。纵观通州解放的历史，有过兴旺时期，也有不尽人意的阶段。通州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在不断地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发展较快。通州在历史上曾是政治运动的重点，年年不断，四清万人大会战、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给通州的事业带来灾难。有经验总结，也有教训值得永远汲取。不管是好是坏，究其原因，有大环境的问题，也有主观原因。总之，通州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的教材。我能够把它整理出来，给后人一些回味，我认为于社会、个人都是有益的。

写不写这部回忆录，怎么写好，我曾征求一些老领导、老同志和现任领导们的意见。由于时间跨度比较大，通州的历史又比较复杂，写就要涉及到一些人和事，所以多数同志还是支持的，也有少数同志有不同意见。经过较长时间考虑最终还是决定写下去。怎么写好，我想它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报告文学、回忆录，就要坚持实事求是，按照事实的原则去写。但是由于个人记忆力减退，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或不够全面，还有写作水平不高，难免有错误，所以衷心希望同志们给予指教和帮助。

为了慎重起见，我想就一个问题或一段落先在通州《运河》刊物上发表，在征求听取各方面意见，修改后整理成书。回忆录的发表得到了通州区委、区政府史志办、区文联、档案局等单位和王梓夫、张士光、王玉辉、王乃华、张宝玺、李建国等同志热情帮助和支持，这里向他们表示感谢。

出生农家爱农村，

成长不忘毛泽东。

实践改革开放路，

感谢伟人邓小平。

当官深知百姓苦，

为民做事乐无穷。

一生磨难苦中乐，

时刻怀念家乡情。

快乐的童年——成长的根基

我家住在通州东南永乐店镇所辖的一个小村庄——马合店村，是通州的边界，不过三里地就到现在的天津市武清区了。历史上马合店村也属于武清县一个村庄，后来调整划归通县。永乐店地区是北京市有名的穷地区，是北京市海拔最低的地方。九河下稍，十年九涝盐碱低洼，解放前每亩地产量不足百斤。相邻的三垡、半截河、熬硝营等村历史上老百姓曾以熬硝卖钱为主要生活来源。过去曾流传着一首民谣：稗子饽饽麻尾箩，有女不嫁半截河……这个地方虽然贫穷，但她的人民非常勤劳、勇敢、朴实，做事情扎实，对人诚实。解放后，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广大老百姓的共同心声。永乐店地区是北京市委、市政府关心的地区，也是通县县委、县政府重视的地区。在六十年代初，北京市委做出决定，建立永乐店农场，重点投资、扶持，改变该地区的落后面貌。市委、县委为了改变永乐店地区贫穷落后的状况，多批派过强有力的优秀领导干部到该地区工作，也培养造就了一批本地人才。所以有人说，永乐店地区是锻炼干部、造就人才的地方。人以勤为本，艰苦环境造就人，穷则思变，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我家马合村是九百口人的中等村庄，解放时不过百户人家。这里有三大姓，卢家、梁家、刘家就占该村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这三姓又属卢家占三姓中人口最多，尤其我们这支人气比较旺。我的爷爷、父亲都是同辈人最大的，爷爷种地又有木匠手艺，农闲时经常出去给人家帮忙盖房做木活。我有三个叔叔，是个大家庭，一直到解放都在一起生活。父亲、叔叔给人家扛活，有时做点豆腐、豆腐丝、杂货的小买卖。家里虽然很穷，经过千方百计艰辛的劳动，还能维持一家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由于家里人多，劳动人多，又没有更多的土地种，男人出去扛活、打工做买卖，女人在家做豆腐丝、做家务。四十年代初在丰台租了三间房（庙的两耳房）。祖母长期住在丰台，父亲、叔叔更多的时间在北京西南丰台一带做豆腐丝的买卖。

我是卢家长孙，是全家最疼爱、最喜欢的一个，尤其是祖母最疼爱我。解放前从四、五岁开始就轮流在三地生活，一是在老家，二是跟随祖母在丰台，三是在麦庄村姑姥姥家或垛子村姥姥家。怎么在姑姥姥家呢？还不是亲姑姥姥。在这里我要多说几句，因为她非常疼我、关心我的成长。我亲姥姥家由于贫穷吃不上饭，把我的母亲送给麦庄村崔家当女儿，一直由姑姥姥抚养成人。她家生活比较富裕些，又没有子女，也喜欢我，所以解放前很长时间不间断地住在姑姥姥家。祖父母、姥姥、姑姥姥还是叔叔、婶婶或是街里街坊的长辈们对我都十分疼爱和喜欢。我在家里除祖父母外有着任何人没有的待遇、享乐和关照。比如，每日三餐是每餐有净米净面的饽饽，有豆腐渣做的饽饽，有菜饼子。爷爷奶奶吃净面的，我可以和爷爷奶奶吃一样的，其他人就不行了。又如，每逢过年，吃饺子都要有白面的、高粱面或玉米面，我可以和爷爷奶奶吃白面，得到特殊的关照。

我小时候比较瘦小，听话、尊重老人，逢人必叫，得到长辈们的喜爱。在同龄孩子中一起玩耍，无拘无束，有主意有办法把大家聚在一起，深受同伴的拥护和爱戴。特别我头上留个小辫子，有时奶奶、母亲给扎个红线绳就显得更可爱。小时候由于无知又加上环境的优越，祖父母的骄惯，爱开玩笑，爱和别人闹着玩。但是后来由于捅了不少漏子，自己有了记性，决心不再开玩笑，变得慎重起来，像个小大人。我记得那是我九岁（虚岁）时的夏天到西坑去洗澡，有几十人，有大人，有比我大的孩子，我是比较小的一个。大家一起打水仗，打水击来击去，我扎了一个猛子，抓了一把泥打向对方，谁知一下子打到老街坊一个财主家的公子。他还比我大几岁（大约十四五岁），他不依不饶，跑上岸，光着屁股找到我家。家人都在，好说歹说把他给劝走，父亲又给人家道了歉。父母亲问清了情况，就说打水仗闹着玩引起的，责骂了一顿，没有打，挨了一场数落结束了。还有一次是我念私塾那年，全班属我最小，在最前桌。但我的学习比较好，老师非常喜欢，我也爱捅捅逗逗、开玩笑。有一次上自习时我去厕所，我在里面桌，路过门口桌坐着的我村刘家的一位同学，比我大，他回头和别人说话，没有很好学习，我想跟他开个玩笑，顺手就把他正念的书拿走了。我去了厕所，他就报告了老师。等我上厕所回来，老师正在追问，我说在我这里，也没等说明起因，老师就拿起板子打我三板子。好痛呀，我一声没吭，就回座位复习功课了。不知谁告诉了我家，等我放学回家，父母就问我，也没等我申辩理由就挨了一顿苦揍，后来婶子们拉着算结束了挨打。大人都不问为什么，又说了我一通，事情就过去了。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那是在我十一岁时，我们村经常来个锔锅的，是我们邻村鲁城的，不过一里远，两村人都非常熟悉。锔锅的姓曹，我们俩也非常熟，还是远房亲戚，彼此间也经常开玩笑。有一次放学回家，路过锔锅的地方，我想开玩笑，我偷偷地在旧锅底摸了一把黑，从他后面捂他的眼睛，让他变个黑脸。没想到他急了，追着我打，我跑得快，一溜烟儿跑回了家，可他一直追到了家，还带着黑脸给我告了状，让我又挨了一顿好打。我记忆里还有很多的笑话，有的是一笑而过，可有的确实捅了不少娄子，招来了不少麻烦，受点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还惹来别人的闲言碎语，说什么这孩子学坏了，不像小时候那么好玩了，长大了指不定什么样子等等。我听到后也思量，开玩笑，闹着玩虽然有些开心有趣，但很难弄清是非，给家里找了不少麻烦。对自己所作所为虽然是无心的，也产生一些误会，必落个不好的名声，暗暗地下定决心不开玩笑，不再打逗。后来变成了一个多思多虑、沉默寡言的孩子了。

我想念书——不得已而放弃

我家祖辈没有念过书的，主要是社会的落后，其次是家庭生活困难上不起学。在我记忆中，我的太爷、爷爷和我父亲、叔叔们都没有上过学堂，没拜过老师。老人们知道没有文化的苦衷。就在我八岁时，爷爷和大家商量要改变卢家门风，不管花多少粮食，要让我念书。当时没有公学堂，由个人开办的私学堂上学要由学生们给老师拿工资，每学期交一石玉米。家里虽然不够吃，但大家还是省吃俭用挤出一石玉米送我上了学。

我知道我念书不容易，只有学习成绩好才对得起祖父母对我的栽培。所以我暗自下决心一定不能辜负全家人对我的期望。当时念的私塾一开始学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明贤集》等几本书。我爱念书，似乎也有天份，老师总夸我聪明、刻苦，从未批评过我。因为我学习成绩优良，深得老师喜爱和赞许，所以家里人也鼓励我，让我继续努力，期望取得更好的成绩。没想到不满一年，由于兵荒马乱，我们村又是敌我拉锯地区，有时八路军来有时国民党兵也来，弄得老师也教不下去了，学堂被迫停课，我也就停学了。

我又过起了三地生活，多数时间在丰台姥姥家。在丰台，我们家住在葛村，离丰台镇很近，房北面不过二三百米就是铁道，近靠桥梁厂的东面。由于经常居住，也交了几个好朋友，都是十来岁的孩子，都不上学，每天在一起玩捉迷藏、打仗、弹球等活动。有时就去丰台镇玩。附近樊家村、刘村、黄土岗等村是我们经常出没的地方。那时丰台的农业比我们老家要发达，他们种大棚、温室蔬菜、花卉等，到北京城里去卖，多收入一些。我记得老家养的一棵无花果就是葛村一个王大娘送给我们的。在丰台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记忆比较深的几件是，我们家住的是一个大杂院，东房住着姓董的一家，有个董大娘，人好，也很疼爱我，他家人口多，生活上比较困难。北房住着一户日本人，小两口，男的是军人，接管我国的桥梁工厂，不知叫什么，很神气的，是工厂的一个小头目。他的老婆是一个非常漂亮、贤惠、好心的年轻女子，一块住的时间长了，虽然语言不通，但感情还是有的，对我也非常好。我家生活比较困难，卖豆腐丝赚的钱很少，粮食价格不稳定，就是混合面也很难吃饱，日本人生活比较富裕，那个女子经常给我一些净米净面的饽饽吃，有时还让我到他家去玩，是非常友好的。日本男女不平等非常严重，虽然我们都是受东方文化的薰陶，但日本的大男子主义厉害得很，做老婆的对丈夫毕恭毕敬，侍候周到，不然就挨打、受骂。我亲眼看到那位日本女子每天丈夫下班前，到大门口等候并陪伴丈夫进房，用准备好的木掸子将丈夫身上的尘土打扫一遍。然后给丈夫洗澡，穿衣服并服侍喝茶。趁丈夫喝茶的功夫，女人准备饭菜，做好后不能与丈夫一起吃，要跪在桌子旁边，侍候丈夫。在我眼里，日本人的大男子主义有点太过了，生在日本的女子实在是太苦了。一九四五年夏末，正是天高气爽的一天，天空飞来了飞机，有时也听到零散的枪声，气笛轰轰的响，就听大街上聚集了很多人，互相传说日本投降了，我们不再当亡国奴了，今后的日子好过了。我也扎在人群里，找我爸爸，大声地喊着，奶奶把我揪住了说，你爸爸一会儿就来，你放心吧。果然他老人家一会儿回来了，兴高采烈，大声喊着，日本投降了，我们不会受欺负了，把小日本打回老家，今后我们的日子会好的。日后也听到一些，由于日本人的抢光、杀光、烧光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国人民非常愤怒，对投降的日本人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动，不过很快就平静了，由政府去处理了。在一天早晨，忽听到有人喊：“捉小偷了，捉小偷了！”就看满街人往西跑，我也去凑热闹，追到西边一座小庙处，都停住了。有人喊：“就在里面。”后来几个强壮青年进去，找了一会儿，把小偷揪了出来，一个衣裳破烂，头发很长，不足二十岁的青年暴露在大家面前，大家追问他偷什么了，他哆嗦着回答说就偷了点吃的。当时我很同情那个小偷，他没有饭吃是饿的，为什么大家对他那么狠呀，又揪又打的，真是可怜。问了半天，也找不到什么重大证据，身上也一无所有，后来就把他送到樊家村伪保公所了，怎么处理的就没有打听他的消息。那是北京解放的前夕的一个夜里，就听到东边接连几声巨响，把我都震醒了。我好害怕，扎到奶奶的怀里，奶奶说不要怕，父亲起来到外边去看，只看到东边不远的地方火光一片，呆一会儿不再有响声，大家就睡了。第二天外边有人传来消息说，南苑的油库爆炸了，是八路军干的，大家传开了北京就要解放了。

一九四八年的冬天，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天气虽冷挡不住八路军的进攻，当时听到是东北解放了，八路军给占领了，张家口保定打一场大仗，双方都伤亡很大，最后还是八路军胜了等等。就在好消息不断传来时，我们村有几天黑夜过了好多的八路军，他们不打扰村里，不骚扰老百姓，非常有规矩，纪律严明，是一支天兵。不知不觉，他们去围困北京，没有打什么大仗，通州的国民党部队垮了，通州解放了。

解放后成立人民政府，穷人当家作主，迎来了第二次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多数老百姓是高兴的，各项事业都在蓬勃发展。当时政府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教育，兴办学校，扫除文盲，我们村也建起小学校，我又开始上学了。

我村成立了小学，利用大庙做课堂，老师由政府派，发给工资，村里只做一些后勤工作。对教育，政府重视，村里重视，老百姓欢迎。当时的学生年龄大小不齐，个头大小也不整，尤其学习的基础也不同。当时是半年升一级，我还是念的一年级。我虽然十二岁了，在班里还算是小的。我知道读书就我家经济状况讲也是不容易，兄弟多，生活还很困难。父母决心送我上学，我也想念书，只有努力学习好，才给父母争气。同时自己不怕累，帮助家中做些农活，在全班中我的学习成绩是一流的。我记得在三年级考试时，为了争第一，我的数学、语文和其它各科与一位姓梁的同学都一样，就音乐一门没考了，又是我的弱项，自己做了充分准备。没想到考试时他感冒，嗓子不行了，我就轻松地拿到了全班第一名。

我们村的小学校设四个年级，要上五年级得上定安和永乐店去念。那是一九五零年，定安小学五年级招生，学校、老师、家长都鼓励我跳班去考，我的思想也想去试试。没想到考的成绩还不错，但是去不去念，当时家里人和我都有一些想法，主要是学校离家十几里地，需要住宿，得带净米净面还要花一些钱。家里实在没有，供不起，那时只有我三叔家生活富裕一些，他在外边当工人有点钱，他说支持我去定安上高小，困难由他解决，这样才使我念高小的愿望实现了。

很高兴在定安上学，虽然跳一班，没上四年级就念五年级的课程了学习成绩在班中还居中上流。我想刻苦努力争取好成绩，没有想到那几年连年大涝，庄稼收成无几，家中吃饭难糊口，连我上学带干粮也很难了，加上天冷衣薄，我们手脚都冻得一块块地掉皮，家里父母、爷爷、奶奶心疼，就劝我不要念了。我执意要念，正在为难之际，上级政府决定我们村小学办成完小，增设五六年级，我决定回村上五年级继续念书。

回村念书除好好学习外，有时间还能帮家里做些事。父亲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外边做买卖，母亲在家里磨豆腐，操劳家务实在太劳累。弟弟们还小，每天都要起早帮母亲磨豆桨，白天打猪草，星期日还要做一些农活。值得我高兴的是学习成绩还不错，每学期保持在前三名，多数是第一。时间过得太快，不知不觉小学就要毕业了，是继续考中学还是找事做，脑子里不断斗争，看到其他同学报考中学、师范等学校，我也想去报名。看到有的同学报考花了很多钱，有的花一头两头肥猪钱，就不敢有再升学的念头。只能先在家务农，再找一份好的工作。

虽然放弃了上学，心里很难过，可看到家里生活的贫困，实在不想给父母增负担，只有自己默默地承担痛苦。在那段时间里，大约有两年的上学念头不断在头脑中涌现。有时夜里睡不着觉，在想、在哭，埋怨自己生活在贫困的家庭。为了度过难熬的日月，我和一位一起长大的同学合作一起种地锄地，做农活，两个人一起干活聊天，以解心头的烦恼，度过那艰苦的岁月。

家里那十几亩地也没有那么多的活儿，父亲在家把地种上，抽出时间就去丰台卖豆腐丝。有一次让我也跟去，没有办法就只好答应了。我记得有一次用没有汽轱辘的小推车，推着一百多斤的豆腐丝，步行去丰台一带。由于道路不好走，到杨闸就住下了。吃了顿摇尜尜，晚上一夜不能入眠，脚上打了泡，腿也非常疼痛，又勾起了上学的心事，只好头缩在被窝里不停地哭泣。不知哭了多久，只好自我安慰，想到第二天起早赶路，慢慢地入睡了。到了丰台，叫我自己推车去卖豆腐丝说实在的不知卖的好坏和赔赚，尤其是第一次到丰台镇去卖，吆喝了半天也没人买，回想起要上学何苦有今天啊，和父亲做过几次买卖，虽然辛苦些也长了一些见识，熟悉城里人的生活，也深深体会到做一个农民的艰辛。

想找一个好的工作

在家务农是不甘心的，当时在农村高小毕业生也算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我想出去工作，父亲也托了一些人，去供销社当销货员由于年龄小，个头也小，人家拒绝了，没有去成。当时政府大张旗鼓扫除文盲，县里培训教师，村长选择我去学习，当上了扫盲老师。对扫盲工作上边抓得很紧，有要求、有检查。扫盲班是自愿的，每天晚上教课，要求最低水平每人必须要识一千字以上，能够写板报、看报纸、看懂家信。虽是一件好事，多数人是积极的，也有少数人根本不想识字，以种种借口不去上学。当老师还要挨家挨户去请叔叔、大伯去扫盲。我教课是义务的，一分钱不挣。不但要备课，打扫教室，还要磨破嘴皮去请人，真是费力不讨好。过了一段时间，上级抓得不紧了，扫盲工作也告一段落。

一九五四年初，上级布置了赴苏的任务，就是中国支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选送一批青年到苏联工作。要求愿意去的青年，踊跃报名。我听到消息后很高兴，和父母商量后我第一个报了名。上级政府布置的事情老百姓是相信的，家里都同意我去苏联，就做一切准备。有一件事在走之前要做个了断，在几岁时家里给我定了娃娃亲，是永乐店村的一位姑娘。她家比较富裕，定亲后一直没有来往，听说我要出国，对方提出要见面，这门婚事成与不成要有个明确。我家里穷，对方的人品又不清楚，没有什么感情，见面后谈了谈，双方都没有兴趣，这门婚事就结束了。一切准备好就等成行了，没想到上级通知，赴苏这事中央决定不去了，我想赴苏的愿望也就破灭了。

那一段时间，我情绪低落，高兴不起来，干起活来也没劲头，心里想听天由命吧，看自己的运气吧。就在当年年底，有一个好消息传来，国家在北京要建飞机场，在通州境内温榆河上修建一座比较大的桥梁，工期一年，招临时工，干得好可以留下转为正式工人，我们村我和另一个同志报了名，后来才知道小务乡才去四个人，其中有邻村两个人。我们报到后住在窝棚里，分在了基础三队，有百来人，我是全队年龄、个头最小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挖土方。打桥梁、打堤等活儿，说实在的都是体力活，比农活还累得多。工钱是每天一元二角钱，加班给加班费，大约每月四十元左右。我的思想里只要挣钱，帮助家里生活，脏、累都不怕。开始每天是推土、抬泥，一车土三百多斤，一筐泥二百多斤。说实话，我真是咬牙干。没过一个月，我们一起去的四个人三人都说太累实在干不了，提出不干了，要回家，问我走不走，结果他们三个都走了。不过队里的同志对我都很好，我又最小，都叫我小弟弟，得到大家的帮忙和照顾。

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我坚持留下，活虽累，慢慢就适应了，而且得到了锻炼，还交了很多的好朋友。队长是河南人，是个建筑工人，也是一个能吃苦的人，他对工人关心、照顾非常好，但是谁干不好或偷懒，他就发火、批评人。对我还不错，他让我当记工员、统计员，是义务的，每个月只给半天时间总结、报表，没工钱，我也愉快地接受了，为大家做点事情我愿意，也高兴。

在大桥将要完工时，有消息传出，这支建筑队将要转战青藏公路，正式工人干部都去，临时工愿意去也可以。我当时是报名去的，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没有多久我回家，我的叔叔对我说，村里成立初级社，大家讨论了让我当会计。我和父亲商量，也就接受了。大桥完工后，我就回家当上了初级社的会计。我参加过一年的修桥工程，经受了艰苦锻炼，也交了不少的朋友，也长了不少的社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