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忘却的烈士诗人

——读陈辉烈士的诗

熊元义

“诗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就是诗。”这铿锵有力的诗句，就是抗战烈士诗人陈辉的誓言。陈辉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实践了这个誓言。

可是，我们每次提起这些烈士诗人的诗，都在一些重要事件的纪念日子里。平时，我们都离他们远远的，似乎他们是纪念一些重要事件的陪伴物。

正如鲁迅在为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所指出：“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陈辉的诗是属于别一世界，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虽然有些人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些诗和诗人排斥在中国文学史以外，但是，“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陈辉的诗虽然在形式上比较稚嫩，但是，他的诗是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写成的，“充满火辣辣的热情，与活生生的现实。”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无病呻吟，或矫揉造作。在《平凡事》这首诗里，陈辉有力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崭新的精神风貌。“村先，/像阳光，/挂在每一张嘴上。”目前，日本右翼势力天天涂改历史，妄图抹掉善良人的记忆。但是，这仇恨，中国人民是记着了，“去年冬天，/日本人也来过，/杀了两个人，/打破十口锅，/临走时，/还撒了一把火。/村前的水，/永远不会停留，/人民的心里哟，/也将永远记着：/这血，这火，这仇恨……”他们不会忘却。中国人民在斗争中不但消灭了反动势力，而且争取到了自身的解放。抗日战争虽然过去六十周年了，但是，我们不能遗忘。我们不但不能忘记历史的仇恨，而且要在更深的层面上更有效地将历史苦难和民族仇恨转化为发展动力。当前，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蠢蠢欲动，不断地制造事端，我们不但要警钟长鸣，而且要加快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不忘历史苦难和民族仇恨。而当前文学创作之所心出现低俗化的倾向，就是因为有些作家不相信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的力量，而是以眩惑诱惑人心。有些作家在创作中一是在人物的一些对话中，不顾及人物的个性和身份，一律都以性方面的内容为谈资；二是硬塞进既不是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必要环节，也与人物性格的刻画、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没有特殊的联系的性描写；三是将私人生活主要是性生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没有任何掩饰和净化；四是在集中描写人物的社会生活方面的行为时，不管人物的身份、个性等，也刻画人物的一些琐碎的趣味。尤其是在性方面的趣味，似乎不突出这方面就不足以写出人物的整个“人性”。个别作家甚至消解伟大的崇高的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这些文学作品是没有前途和未来的。

陈辉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和革命战士诗人，他的战斗历程都镌刻在他的诗里。在《枪，要出击了》这首诗里，陈辉描写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的过程。“你知道吗，/我的粗糙的手掌上，/开满了茧花，/我是一个北中国的/农民的儿子呀？//幼年的时候，/我是一个羊头子。/我的手，/是大棍子的朋友。/长大了，/我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我的手啊，/又是犁和锄的亲属。//用大棍子，/我追打那袭击羊群的狼，/用犁和锄，/我把土地和庄稼喂养。/可是，/我从来没有拿过枪。//我发誓：/过去，我并不爱你，/因为你拿在敌人的手里。/谁想得到呢，/咱们俩，/却结成了亲密的兄弟。//兄弟呵，/为了我们的美丽的国土，/为了敌人给我们的血海深仇，/我丢下了大棍子，/也丢下了犁和锄。/黑夜，/我把你抱在怀里，/白天，/我和你迎着风沙战斗。/几年了，/咱们俩，/从来没有分手。”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但绝不惧怕战争。他们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战争中成长。他们对自己走过的道路绝不后悔。“兄弟呵，/我们的爱情，/是缠绵而深厚……”现在，有些人却不断地否定和忏悔自己的过去。这就是作家从维熙所指出的当前中国作家精神霉变的问题。从维熙反思和批判了自己的精神霉变。他在梳理自己的心绪时发现了自己生活上和精神上的变化。从维熙提出的这个问题即精神背叛在当前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但是，在有些作家中，有的是没有感觉到这种精神霉变，有的是不承认这种精神霉变，有的还认为这种精神霉变是一种进步，有的甚至在反省和忏悔中自觉地实现这种精神霉变，就是很少有人像从维熙那样反思和自我批判。陈辉烈士之所以在革命烈火中新生，是因为他“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他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和劳动人民一起，“他们笑，我笑；他们唱，我唱；他们跳，我跳……”为着人民的利益，他将时刻准备为他们战死，把自己投到战火最响亮的地方去。而当前有些作家之所以发生精神霉变，是因为他们背叛了这个社会出身。陈辉的诗与这些作家的所谓作品相比，审美价值的高下是显然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