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郎桂林

我们家原来不姓郎，姓王，家住马驹桥镇二街。

我们老王记在解放前是几代赤贫，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我父亲一共哥四个，他排行老三。由于家中贫寒，就把我父亲给了现在大周易老郎记。

父亲到老郎记时，只有五六岁。到了八岁那年，我又添了个老叔。街坊们说，这个老叔是我父亲给“压”来的。

从打有了老叔，我父亲可就不吃香了。冬天，天刚蒙蒙亮就得起来去拣粪。到了太阳升起来时，爷爷起来开开街门，得看见门外有一筐粪，如果没有，父亲的早饭就免了。

提起拣粪，就是背个背筐，拿把粪杈，去大道上拣马粪和骆驼粪。解放前，有一条从北京到天津的大道从大周易村通过，夜里经常听见叮叮当当的驼铃声。只要一听见驼铃响，父亲就赶紧起来去拣粪。如果牲口粪拣不满筐，就得到野外的坯摞里转悠着去拣人粪。

冬天小西北风一刮，脸上就像刀削似的，父亲就把头上的毡帽头两边的护耳撂下来，又在腰间勒一根麻绳，常言说的好：腰里一横顶三层。

到了阳春三月，别人家的孩子都已脱去了棉衣，换上了夹裤夹袄，父亲仍然穿着开了裆的棉裤、开了绽的棉袄去拣茬头。

夏天，父亲去打青柴，什么拉拉秧，扎木棵，水木花……他把这些青柴打回家，摊在空地上晒干，垛好一垛，留着冬天烧炕、做饭用。父亲的脊背时常被青柴扎得冒血筋儿。

秋天，父亲被爷爷带到菜园里剜山药。

解放前，马驹桥地区以盛产山药出名。麻山药、白玉山药，北京城里人爱吃这里出产的山药，专门到马驹桥的集市上来买。

挖山药，既是力气活又是技术活。山药长得二尺多长，深深地埋在土里，挖的时候必须挖够深，挖到山药芦头（芦头，指的是山药的种块），还不能挖断。如果挖断了，就卖不到好价钱了。

八步长畦的一架山药，一个好劳动力一天才能挖两个畦，而爷爷给父亲的任务是两个畦。十来岁的孩子，他能完成吗？到了傍晚，各家的菜园里都没人，全走净了，父亲见自己的活完不成了，就蹲在畦头哭。

在郎家房后住着一家姓吕的，吕家有一个和父亲年龄相仿的伙伴，叫吕小六。吕小六家的菜园和郎家的菜园紧挨着。吕小六见父亲没能完成任务，累得直哭，就过来帮父亲挖山药。

天大黑下来，吕小六的父亲来菜园找他吃晚饭，看见吕小六帮我父亲挖山药，便气昂昂地找我爷爷理论，冲我爷爷骂：“你他妈的也太狠了，小三他（我父亲在二街老王记排行老三）才多大呀，你竟敢让他干这么重的活！你要把他累坏了怎办？嗯？”

我爷爷无言答对，只得听吕小六的父亲奚落：“别人家的孩子像小三儿这个岁数，正是念书的时候，他来你们家，饶了不让他上学，还让他干这么重的活……”

街坊这么一骂，倒给爷爷提醒了，他咂摸着：“对呀，让他去镇上学徒，学缝鞋，以后出了徒还能挣钱！”

于是，父亲被爷爷领着，到镇上认了个皮匠师傅，学起了钉鞋的手艺。

解放前学艺，无论是学哪一行，什么木匠啊，瓦匠啊……五行八作，都是学满三年零一节才算出师。在这三年零一节的时间是不挣一分钱的，吃住都在师傅家里，等于给师傅当了三年多的长工。

等到三年零一节学满了出了师，父亲能在镇面上独立缝鞋钉掌挣钱了，他已经长成了15岁的大小伙子了。

1925年春天，正值直奉战争在马驹桥地面上打拉锯战。奉军从马驹桥撤往关外时，父亲被抓了壮丁，被掳到东北去了。

父亲连缝鞋的摊子都没来得及归置起来，更甭说给家里捎个信了。马驹桥的王记、大周易的郎记，全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父亲就这么失踪了。

不过，当时的父亲却没有害怕，他心里坦然地想：“当兵更好，还吃现成饭了呢，省得在郎家受冷落，遭白眼。”

父亲后来进了东北“讲武堂”学习，并认识了吕正操。

“讲武堂”学习未满，他出了天花，在奉天医院养病。养病期间，正值张作霖于黄姑屯被炸。那天，父亲躺在病床上，就听轰隆一声惊天动地的炸响，连屋顶部都被震得哗哗掉土。这才引出了张学良独闯日本兵营，生擒内奸杨玉廷。张学良用内奸的头颅祭奠了张作霖的亡灵之后，自己挂帅亲征，向日军宣战。

然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遏制了张学良的抗日意愿，又引发了“张杨和蒋”的“双江事变”，这是后话。

父亲在张学良笔下，先当了仪仗队的“举旗指挥”。后来因一个马夫克扣马粮，致使一批拉炮的马匹饿死，父亲被分派当了马夫。

父亲当上马夫之后，并未避免马匹的死亡。而这次马匹的死亡不是因为马夫克扣马粮而饿死，却是因为父亲把全部的马料都喂了马，马被撑死了。由此可见，父亲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对党国的忠心耿耿。

马死了，父亲并没有受到任何处置，反而因他恪守尽职受到上司的赏识。他屡屡晋升，提升为班长、排长……并保送到广州“黄埔军官学校”炮兵科进修，为黄埔第19期学员。

父亲从黄埔毕业，又就读于云南昆明国际军官学校，授课的是美国的军事教官。

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是国民党军队利用两个师的兵力作诱饵，把华中、华南几乎所有的日本军队几十万人统统吸引到台儿庄外围。国民党军队用“围棋作眼”，“包围反包围”的战术，将日本几十万军队团团围住，先用猛烈的炮火往包围圈里轰击。

当时，我父亲已晋升为炮兵团长，上校阶级。每当父亲讲起台儿庄战役时，都是面带激奋：“那个战役打得太激烈了！光炮击就持续了两天！连我们自己的两个师也不要了，全都包了饺子，打得天昏地暗，到处是死尸！河里漂的死尸把河道都堵死了，河水也变成红色，分不出是敌人的还是我军的。后来我被炮震昏滚下山坡，醒来后顾不了浑身的伤痛，抹了一把脸上的血，爬起来就去找炮。要知道，那时的炮可是命根子……”

父亲又提到了狗：“狗恋恩情猫恋食。一座村庄被炸平了，到处是死人。可是，那些狗各自站在各家的瓦砾上狂吠，至死不离开它曾生活过的地方，那叫声显得那么凄厉与无奈。”

从东北“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光复，整整十五年，父亲一直在国民党军队里与日军作战。

解放战争是从东北打响的。

父亲是在“攻打四平”的战役中被俘的。提起打四平，父亲的情绪又激昂了：“林彪行，连日本人都怕他。他们说过，老虎就已经很厉害了，它再佩上三把剑就更厉害。林彪的军队特勇，有的战士肠子都流出来了，在地上抱成一团，他们不理会，继续抱着机枪扫射！”

接收他这个炮兵团的解放军长官是郑洞国，他与父亲认识，是“黄埔”的同学。

在授降仪式上，父亲指着自己所辖的大炮向郑洞国交代：“这八门大炮上好了油，完好无损。一号炮在瞄准时要上调三度，七号炮要下调五度……”郑洞国打断他的话，不无讥讽地说：“行哩，我的老同学，让您多费心了，去那边集合去呗！”

在进关时，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发现父亲的军大衣总往下坠，就叫住了他。岗哨上前一摸他的军大衣，笑了：“好哇，上校先生，你的军大衣里光洋可不少哇！”解放军从父亲身上搜出了好几百块现大洋和一些牛肉干。这些现大洋和他的所有证件都被没收了。

卸甲归田的父亲成了穷光蛋。回到故乡大周易，是母亲在姐姐的破屁股帘里藏了百十块银元派上了用场，置了五间房和五亩薄地。

1948年，解放军下江南时，解放军曾委派人来请父亲同下江南。来人也是国民党军队里的旧部，他向父亲许诺，到了解放军那边仍是原职不动，父亲却拒绝了。他说他在枪林弹雨中钻了大半辈子，不想把老骨头扔到江南去。那个同僚仍不死心，一再劝他。父亲被逼无奈，道出了真言：“我郎玺廷一臣不保二主，永远信仰三民主义！”那个同僚一听这话，只说了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望您多多保重！”说完就走了。

就是父亲这句话，成了文革时挨斗的主要罪状。

父亲连种地带开杂货铺，勉强维持全家五口人的生活（父母，哥、姐、我）。到城里趸货，交通工具就是父亲的两条腿。夜里12点钟起来，肩背一条口袋步行到北京，第二天中午准时回来。

回到家里，他把装着货物的口袋往炕上一扔，坐在炕沿上喝水。母亲把口袋打开，把里面的货分类摆在货架上。我哥哥那时已九岁，知道站在父亲背后为他扇凉。

每礼拜趸一次货，父亲都是徒步去城里，平常由母亲在家里卖东西，捎带着做饭。父亲还要抽空去那五亩田里侍弄庄稼。

这样坚持奋斗了四五年，家里渐渐有了些积蓄。

后来有街坊问父亲：“你怎么有这么棒的体格，能徒步去城里趸货？”父亲笑笑说：“黄埔精神是我的生活支柱，是几十年的战火硝烟炼就了我一身的好骨架。”还有一条，父亲他没有讲，那就是他生活特有规律。每日起居，无论春夏秋冬，总是清晨五点钟起来，到院子里摸索些活计，或挑水、或扫院子、或拌鸡食喂鸡……然后洗脸吃饭，吃完饭下地。中午12点准时吃饭，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接茬下地劳动。干脆这么说吧，他睡觉时脱下的鞋子都要在炕沿下摆放整齐，鞋尖冲外。如果谁不留神把他的鞋子碰歪了，他就不痛快。睡觉前被子是什么样，醒了起来被子仍然是那个样子。吃饭时间观念强，他不管母亲多忙，每天三顿饭必须准时。他吃饭准时，却不择食，吃什么都可以，吃饱了就行。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们大搞深翻土地、并户并村吃大锅饭，那是个充满激情的年代。

村里的墙上画满了漫画：一节火车厢只拉一块大红薯，棉花长得像大树，要摘棉花就得蹬梯子。一个大冬瓜里面能藏五六个娃娃，一棵大白菜得需用两个人来用箩筐抬……

1958年确实是个丰收年。然而，丰收年却迎来了三年经济困难。人们吃糠咽菜，吃树皮、吃观音土，有的人连枕头糠都吃了。村上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供销系统开始公私合营，我家的小杂货铺也归了马驹桥供销社。

辛屯有座养猪场，隶属供销社所管，父亲被委派到养猪场去喂猪。1960年春，猪场闹猪瘟，父亲把病死的猪扛回家来，烫烫，褪了毛，卸成大块煮熟了让我们兄妹五个人吃（现在我下面又添了弟弟妹妹）。唉哟，平常总是吃野菜，现在吃上了大块的猪肉，母亲和我们可就开了荤了。每个人从锅里捞起一块，狼吞虎咽起来。

说心里话，1960年最困难的时候，挨饿挨得眼睛发蓝，是父亲驮回来的死猪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

然而好景不长，后来父亲往家驮死猪的事情暴露，被供销社开除工职。不过，最困难的日子过去了……

1966年文革爆发。父亲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揪斗。

那时我正读初中二年级，在“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株连下，我中途辍学，回乡务农。在村里召开的批斗大会上，父亲低头躬腰站在台上，下面口号声此起彼伏：“打倒历史反革命郎玺廷！打倒大军阀张学良！……”

口号声过，有人厉声问：“郎玺廷，你为什么不参加解放军？而去参加国民党军队？”父亲回答：“我不是主动参加的，我是被抓壮丁抓去的。”

当时村上有驻军，是“4563”部队。就听有个解放军战士问父亲：“听说解放军下江南时，曾派人请过你，有这回事吗？”父亲回答：“有。”这个解放军又问：“你为什么不去？”父亲沉默片刻，回答：“我……在枪林弹雨里闯荡了几十年，没丢了命是万幸，觉得年纪大了，不想命丧江南。”

驻军的连指导思员叫王永宽，这时王永宽问父亲：“你是不是死保蒋介石？对蒋介石忠心耿耿？”

父亲不再言声。

台下发出参差不齐的逼问：“说！”“说！”“郎玺廷，你是不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交代你所犯的罪行！”

就见父亲低着头，咬肌蠕动：“我不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我也憎恨蒋介石，因为我一直在东北军张学良手下供职。蒋介石压制张学良抗日，张学良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军队闯进来不能抵抗，国恨家仇不能报，他也万分地痛恨蒋介石。所以他才在西安温泉扣押了蒋介石。我当时心里非常希望张学良能杀了蒋介石，后来共产党出面调解，张学良不但没杀蒋，反倒乘飞机护送蒋回南京。张学良反倒被蒋扣押了起来，我也十分痛心。从那以后，我们东北军就不吃香了，大部被遣散，分散到蒋的各个部队。一有重大战役就让我们这些东北军去当炮灰。东北军是后娘养的……”

父亲的话还没讲完，就听那个连指导员又振臂高呼：“不要听郎玺廷蛊惑人心！”“不要……”

批判会结束后，那连指导员见批斗会没能激起村里人对父亲的愤恨，就想利用我来揭发父亲的罪行。他找到我，向我开导：“郎桂林，你看你父亲有多嚣张，他根本没有认罪的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你应该站出来，揭发你父亲，这也能证明你从行动上能与反动的老子划清界限，这对你以后的前途有好处，重在表现嘛！”

当时我想也对，我如果与父亲划清界限了，政治地位也能有所改善，要不然总在“黑五类子女”的行列里待着，当兵，当工人也没有指望。可是，我揭发他什么呢……

回到家以后，我绞尽脑汁，写了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什么“他当马夫，用马料喂马把马撑死了，由此可见郎玺廷对党国的忠诚！”什么“郎玺廷曾说过一臣不保二主，两兵交战各为其主，许可你信仰共产主义，就许可我信仰三民主义。”“他向解放军开炮，不知打死了多少解放军……”洋洋洒洒地写了两大张大字报！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用黄色的标语纸写的，贴在当时生产队队部的门外砖墙上，下面属了我们兄妹五人的名字。

没承想我的大字报贴出之后，却在家里引起了风波。我哥哥郎钧林收了工从外面回来，他一进院子就冲我质问：“桂林，那大字报是你写的？”我当时困惑地点点头：“是啊，怎么啦？”“怎么啦，你这不是对爸落井下石吗？他冲解放军开炮你看见了吗？”“不是……我……不是……为了把咱们解脱出来吗？”“解脱？”哥哥笑了，他当时的笑容很苦涩：“噢，你想踏着爸的脊背爬上去？你可能吗？”我望着哥哥那一起一伏的胸脯，语塞了。一种愧疚感攫住了我的身心，眼前一片茫然。

哥哥仍在唠叨：“在东北时我已七八岁了，当时的情况我清楚，东北军从三一年到四五年抗日十多年！爸曾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

我走进屋里，见父亲正在认真地缝他胸前“历史反革命”的白布胸章。我一看见他那白布胸章，心里就咯噔一下，沉重得像压了一座山。我看见父亲却表现得出奇的平静。我想：可能他没看见我写的大字报。就上前问他：“爸，你看见我写的大字报了吗？”

父亲的语调很平静：“看见了。”我又问：“你生气吗？”这时父亲抬起了头：“生气？干嘛要生气？只要你们不受牵连，你再说重点都没关系。”

父亲又低下头去缝那胸章，继续说：“你说的那些‘一臣不保二主，两兵交战各保其主’什么的，也正是我的本意。我做人向来讲的是堂堂正正，老老实实，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我听了父亲的话，鼻子有些发酸，眼睛有些湿润。知道他还有一个本意，就是豁出自己再挨批斗，也不想再牵连我们。

然而，我的揭发批判父亲的“义举”并没能使我们兄妹的政治待遇有所提高。驻军的连指导员却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1972年的麦收到了，父亲已是60岁的人了。但是，分给他的割麦任务仍是一个整劳动力的任务。

父亲并没有怯阵，他把上身脱光，头上扎了一条羊肚毛巾，挥镰割麦子。当我割到地头时，看见父亲还在地的半截，他的身影一起一伏的，只能看见他头上的毛巾。我心中顿生怜悯，顾不得自己劳累，转身走过去与父亲并肩割了起来。

到了近前我才发现，父亲的胸脯已被麦芒扎得起了一层小红疙瘩，他仍然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别接我，注意划清界限！”我听了他这些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边割麦子边说：“爱他妈的界限不界限，反正也是划不清了，我只知道你是我爸，我是你儿子！”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正当我哀叹自己命运的时候，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一场与文化丝毫不着边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全国开展了“正本清源、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紧接着就是落实政策。

父亲被邀请到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开会，传达中央统战宗旨，并发放生活补助金。时任统战部长的乌兰夫主持会议，并肯定地说：“东北军是抗日的军队，张学良不是军阀，是抗战将领。”

父亲领到生活补助金，喜滋滋地冲我说：“钱不在多少，我的名誉正过来了，这就足够了。”

我听了他的话没有吱声，心里说：“你的名誉是正过来了，可我的青春年华还能找回来吗？如果你的同僚找你去解放军下江南，我现在还是躬耕垅亩写春秋吗……”

我们村的村北有两个大窑坑，改革开放以后，在窑坑里放养了鱼苗。父亲被派到这里看鱼坑。

虽然鱼坑周围长满了芦苇，一片荒凉，但很清静。一个人在这种清静的环境下，往往勾起对以往的回忆。

父亲坐在土窑坡上，眼望着眼前的芦苇荡有感而发，并吟诗一首：

戎马生涯大半生，

山南海北遍高登。

叶落归根回故里，

到了老来看鱼坑。

吟诗过后便潸然落泪。

紧挨鱼池西面还有座小房子，是公社的道班，里面住着护路工。

有一天，曾经在大周易村蹲过点的公社干部姚景民来到了道班。父亲认识他，问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了。姚景民一声叹息：“我在你们村犯了错误，上面让我抓阶级斗争，我把大方向搞偏了，揪出了一个偷盗集团。就为这，让我到这里反省问题，闭门思过。”姚景民又哀叹一声：“就连你这个老国民党的上校团长都‘解放’了，我还听不见下文呢！”

父亲把话岔过去，问他：“你会下围棋吗？”姚景民一听，来了精神：“会下，就是下不好。”

父亲一听，也高兴起来：“咳，什么好不好的，来，摆一盘解解闷。”

从那以后，他们二人经常在土窑前面的平台上摆棋对弈，倒也是一番情趣。

…………

1992年冬。

有一天上午，父亲蹲在屋沿下攥煤球，他攥了一上午。我媳妇叫他吃午饭，父亲猛地往起一站。就在这瞬间，父亲就觉自己的双腿怎么也不听使唤了。头也晕眩起来，他咕咚一声仰身摔倒，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媳妇赶过来时，父亲已经口鼻出血了。

父亲享年八十三岁，只差一个多月就步入八十四岁高龄了。七十三、八十四是人生年龄的坎。他没能跨过这个坎。

通县“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几位同学，惊悉父亲辞世的噩耗，赶来悼唁。以“同学会”组长戴梅新先生带队，他率领几个“老棺材瓤子”，步履蹒跚地来了。他们一走进院子就嚎啕大哭，可见他们同学之间的情谊有多深！

在父亲的葬礼中，我哥、我姐，还有弟、妹，他们全哭了，唯独我没哭。我想，生老病死是人生规律，况且，父亲是以这么好的结局，走完了人生的旅途，干嘛要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