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下的婚姻，庄重下的诙谐

——评旅美作家冰凌小说《婚夜》

黄金泉

文革，作为一个充满非议与神秘的特殊语汇，永远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经历过文革一代的人，文革意味着许多，苦难与财富，激情与浪漫……未经历文革的，文革在我们的眼里，是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字眼。关于文革我们不知道的太多，但从老一辈的经历与讲述中，我们又确实知道了许多。作为出生于80年代的我，对文革的印象是模糊的，但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大学生，对文革这一段历史又有着太多的感慨。从文革期间唯一作家浩然的《金光大道》到地下文学《第二次握手》，从文革结束后的伤痕文学再到反思文学，以及后来的知青文学等等，关于文革或反映文革的文学作品，我们所接受的信息量不可谓不多，但我们从中得到的不是激昂的革命斗志就是对于文革造成罪恶的深彻痛诉与为何会发生的深刻反思。激情，也许是当时的事实，是当时的一种人生状态与生活方式，或许，忽略了许多的细节，也淡化了许多人的喜怒哀乐，终于，等到了历史的那一刻，文革结束，所有的苦痛与不幸，在压抑了太久太久之后终于爆发了，于是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用血与泪铸成的文革史。

小说《婚夜》是冰凌写文革题材成功的作品，它借助一对青年男女在文革这一时代大背景下结婚这一事件，写出了泛政治化的日常生活。这一时代大氛围与男女恋爱，婚姻个人情感需要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社会重压下完成个人情感如恋爱、结婚等的需要，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幽默与审美奇趣。

在阶段斗争、政治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整个社会都被纳入斗争这一大漩涡，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高度集中，除了斗争还是斗争。而一切属于“家务事、儿女情”等“私人”生活及个人情感和内心活动等都是被禁止的，因为这些是会影响革命斗志与动摇阶级立场的，是要严厉地加以规范和自觉地加以规避的。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与长期性，需要阶级斗争要长年累月地讲，而家庭、婚姻又是每个人所必需的，并不能因为革命斗争的需要，而放弃了家庭婚姻的存在，从而也放弃了培养下一代革命接班人的光荣使命，这样势必会使革命陷入后继无人的危险状态，这当然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和整个革命斗争的需要。而这种情况在文革期间也并未出现，这说明着讲阶级斗争并不影响婚姻家庭的成立，其中意味着斗争与婚姻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契合——那就是自觉地将婚姻纳入革命斗争行列，使之符合整个革命话语的规范。这方面的代表作，《婚夜》是其最好的表现与体现。通读《婚夜》全文，会出现两种不同的阅读视野，一是它真实地再现了文革时期婚姻的一般形式，令人感到熟悉、亲切；一是它满足了一部分读者对文革时期独特婚姻形式猎奇的心理，在他们的心扉中打开了另一片有趣的天地。这当然是针对两类不同的读者群而进行划分，一是经历过文革的父辈，一是出生于文革以后的“后文革一代”，这两类人对《婚夜》的不同读解，而又导出共同的审美效果——幽默，诙谐，实际上均源于作家冰凌对文革时期生活的深切感受和对幽默形式的高超把握。

青年男女甫卫东和钱小梅想从一般战友发展为更加亲密的战友，利用甫卫东舅舅周末回家空出的在厂房里的宿舍，“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自愿“结合”结婚。小说以“甫卫东关上房门，扣上保险，心口不禁一跳”开场，设想一下，一间宿舍，孤男寡女，又是结婚这人生一大喜事，甫卫东心口能不怦怦乱跳吗？奇怪的是，结婚是件喜事，而甫卫东却显得有些谨慎、紧张，自己的爱人在眼前，也只能是瞥了一眼。心知肚明的钱小梅也做着同甫卫东一样的动作，“关起窗户，插上铁销”，还特意检查了窗户是否密不漏缝。双方彼此的小心谨慎意味着怕别人发现，意味着即使像他们两人自由自愿结合在当时也不是受到提倡的，依然是要小心行事的，依然是要在符合革命话语的情境下进行的，于是，就有了下面精彩的镜头。

钱小梅的出场是“走在床边上，低着头，翻看着一本《毛选》”，而屋外是高音喇叭在播放着“造反有理……”的语录歌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革命歌曲。《毛选》、语录歌、讲政治，讲斗争，是当时的规范话语和通行证，只有在符合这样的规范，对话才得以进行下去，行动也才能得以进行下去。于是，甫卫东与钱小梅虽然孤男寡女，身处一室，却也不能就此获得说悄悄话，谈起儿女情长的权利来，这是大时代不允许的，也是自己本身所应回避的。这样，自然而然，《毛选》就成了话题的突破口，读《毛选》与结婚就奇妙地联系在一块。当钱小梅手中的《毛选》滑落在地，甫卫东捡起递给钱小梅时，本是一次极好的机会，但经过一番激烈的内心斗争之后，脱口而出就变成了关于读《毛选》的交流。四遍、七遍，这就有了差别，也就有了钱小梅对甫卫东的敬佩，认识了差距就要迎头赶上，于是就需要“一帮一”、“一对红”，这时，甫卫东巧妙地将探讨学习《毛选》与个人恋爱联系起来，“把毛主席的书读到一千遍，一万遍，读……一辈子。”钱小梅也心领神会，“腮涨红”点头答应个“好”字。像这样的革命对话，在当时看来是理所当然，再平常不过的了，但在钱小梅和现代读者的心里，这里面所蕴含的意思是不难理解的。

文革时期，情爱是禁区，但即使再革命，也无法排遣作为人在青春期里对异性的“天性”倾慕与爱恋，不妨碍男婚女嫁，因而，“以革命的名义”，在“并肩战斗”的同志中邂逅年轻异性，以建立“革命友谊”。这是文革期间男女恋爱婚姻的一种普遍模式，但就算恋爱也不能不做出革命的自律，“要听毛主席的话”绝不能搞“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要有那么点“革命本色”。在小说《婚夜》中，男女主人公完全是在“时代精神”的指引下，遵循“革命本色”来谈情说爱的。读《毛选》，交流学习心得，在交流中寻找革命战友，这是符合时代精神，具有革命本色的第一要点。

这种“革命本色”还体现在恋爱话语的革命化、纯洁化上。那时的恋爱没有花前月下的缠绵，牵手，接吻与拥抱，更没有现在小两口成双成对，敢于在公众场合，随便牵手，嬉戏。那个时代，即使偶尔并肩而行，拉了一下手都心跳加速并触电般地彼此将手抽回，似是做了卑鄙的勾当。恋爱的浪漫完全融化在革命斗争的激情与惊险中，恋爱话语也相应地转化为革命话语，把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革命话语解码为恋人之间听得懂的“情话”，这无疑成为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如战友、同志，是两个阶级称谓和政治身份的标志，只有是在同一战壕和志同道合的“红五类”才配享有这样的称呼。但在文革特定的年代，这一称呼却倒流行为年轻男女寻找志同道合异性的称谓，即今天我们所说的“情人”、“恋人”的意思，罗大佑有一首歌就叫做《恋人同志》，用的就是当时文革的特定涵义。小说《婚夜》中，作家充分利用文革时期的流行语，创造出具有双重审美意蕴的效果，这是作家对当时文革生活的一种幽默表现，让我们看到的不是生活沉重的一面，而是生趣诙谐的一面。“一帮一”、“一对红”原本是指两个人自由结合，互相帮助，交心谈心，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甫卫东和钱小梅在学习探讨时不仅没有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反倒在灵魂深处爆发私情，在组织形式掩盖下搞恋爱，实在是高！结婚不叫结婚，而叫“结合”；做爱，当时并不敢用这样的字眼，其实应该是房事，也是不能放在嘴里讲的，于是需要的时候就用“让我们团结起来，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这样的毛主席语录来替代。当钱小梅有点扭捏，放不开时，甫卫东就用毛主席的教导鼓励她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在这过程中，还一直用这样的语录来给钱小梅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争取胜利！”这样熟悉的流行语，运用在这样的场合，也算是当时的一大发明创造，或许，像这样的滥用语录，在当时各行各业也是屡见不鲜，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大运用吧。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是非常有趣新鲜的，读来令人喷饭，诙谐幽默感也随即产生。

甫卫东与钱小梅婚夜的获得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而是彼此自愿结合的一对新人。在文革时期，受“破四旧”的影响，传统的一般婚礼也遭受很大改变，甚至只要两人彼此相悦，在毛主席像下，就可自行结合。甫卫东与钱小梅就属于这类，因为白天要革命，讲斗争，要工作，所以那时的结合婚礼大多安排在晚上。甫卫东与钱小梅如果没有经过宣誓最多只能算是结婚前的偷情，而在当时这种婚前的偷情是会让人耻笑的，难怪钱小梅会说“我们还没有结……结合呢？”于是，甫卫东与钱小梅就按当时的做法自行结合，先学习一两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再把不够“革命”不够红的名字改一改，这无疑是当时的一种时尚，为了革命，甚至连姓氏都可以改。钱小梅会被认为是“充满资产阶级的情调”，而当时的改名，则大多根据革命歌曲、小说和烈士事迹中的人名，钱小梅改为钱红梅，创意就在于“红岩上红梅开”。这样的话，可以说是很红够革命的，但钱小梅却还觉得“没有改掉资产阶级的情调”，因为“红梅前面加上钱，这朵红梅就长在铜臭味里。”不能说这种阶级觉悟不高，最后干脆连姓都不要了，改为“肖梅”，不仅没有了铜臭味，而且还蕴意深刻，“消灭美帝国主义”；甫卫东因为跟叛徒甫志高同姓，就把姓改了，变为“许卫东”，根据的也是革命先烈许云峰，人们比较容易联想起来。这样重大的改名换姓，明天只要贴个“严正声明”就可以了，真是为了革命，连牺牲都不怕，还在乎区区的改名换姓，这跟现在农村有些儿媳妇进门改名字一样，也是为了避讳。不过后者所包容的意义显然不如前者那样来得深刻，毕竟在今日看来，里面包含着丰富的审美意蕴，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人们还能对这种改名发生兴趣的原因。

那个年代跟革命有关的东西总是充满着神圣的意义。一壶延河水，那来自革命圣地延安宝塔山的延河水，喝着它，“心中激荡着滚滚延河水，就好像我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抬头望见宝塔山，心中想念毛主席。”“我仿佛望到那尖尖的宝塔山，还有那灯火辉煌的延安窑洞，毛主席就坐在窑洞里，挥动巨笔写着《矛盾论》、《实践论》……”这样的仪式，这样的激情，这样的革命，都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自觉，那样的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即使是在最私人化的男女恋爱婚姻上。

在整个“文革”十年中，婚姻中男欢女爱的感情成分完全被阶级斗争所淹没。“亲不亲，线上分”——阶级不合，观点、路线有异，夫妻便会反目，便会互相斗争，互相揭发，一个小家庭，也要严格地划清界限。现在的人们当然很难理解那样一种奇怪的情形，但那确实曾经是那个时代里的婚姻时尚：革命与斗争。这在小说《婚夜》中表现也十分突出，也十分细腻。当钱小梅问起甫卫东舅舅有没有随造反派到市委闹革命时，甫卫东“低着头”：“我真为他痛心。它是中间派，逍遥派，毫无革命斗志，是工人阶级队伍中极少数落后分子！”甫卫东舅舅的阶级立场的“不坚定”使得他抬不起头来，觉得在人面前丢脸，为有这样的舅舅而感到痛心，其结果是“差一点不向他借这个宿舍了”，当革命与私情发生冲突时，情况就有点分不清了， 虽痛心他舅舅，但还是向他借了宿舍；钱小梅“嘴巴动了动，欲语又止”，理性与情感也是出现了激烈的冲突，最终情感稍稍占据了上风。当亲戚的阶级立场，阶级成分出现问题时，势必影响着恋爱婚姻的双方，成为其恋爱婚姻能否继续下去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当结合后的钱小梅向甫卫东交待其爷爷历史问题时，甫卫东“猛然松开手，惊疑地看着肖梅”，感到事情的严重，精神有些失常，像是在质问也像是在自言自语：“小业主？怎么会是小业主呢？你……你不是红五类吗？你爸爸不是还当过童工？苦大仇深，怎……怎么你爷爷又变成了小业主？”“阶级意识”铸就了甫卫东身上的敏感神经，在那个年代，一不小心，爱上了个“阶级敌人”，便会招来被革命、被批判和斗争的后果。从中，我们不难理解甫卫东当时的心情，自己的爱人一下子变成为阶级敌人，还要冒着被批判斗争的危险，婚姻完了，自己的前途也完了，这真是喜极悲来。然而作家并无意制造悲剧，以“打了地主一记响亮的耳光”扭转了阶级成分的定位，“红色小业主，跟中农差不多”，中农，又分上下中农，下中农属于红五类，而上中农距离黑五类的富农还差一个等级，不属于被批斗的对象，这样剑拔弩张的阶级对立，转瞬间化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而得到解决。沉重之后又转为轻松，一波三折，化险为夷，最后又在一阵紧急的敲门声中再次调动读者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