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当年都是情

——我与浩然

刘国玺

浩然，是我的老朋友了。他不仅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尊敬的兄长和好朋友。

我和浩然是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相识的。那时，他在北京市文化局创作评论组，为了给他出版短篇小说集，他来到天津人民出版社。那时，百花出版社的牌子已经没有了，我是作为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组（即以后的编辑部）副组长来接待他的。也就从那时起，我们便成了朋友。

我和浩然真正相识并成为好朋友，那是在以后的交往中。

在文革中，让我对他尊重的是在江青接见他，并让他去西沙送信之后。至今我还清楚记得，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首长（那时人们叫江青，都称首长）不给我来信，我决不主动给她写信。她若给我来信，我若回信，决不直接寄给她，都是通过北京市委转，我是北京市委领导的党员，决不让北京市委感到领导不了我了。

那时，他还给我说过，首长征求我对工作的意见，我说，我现在写作刚刚入门，我就希望领导能给我更多创作些写作的条件。说实话，若是一个想往上爬的人，不要说别的，只需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组织上让我干什么，我绝对服从组织分配。如果他这样说，恐怕文化组（即文化部）副组长（副部长）他也当上了。然而，他没有这样说。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时刻，他能不贪图功名利禄，难道还不值得尊敬吗？

正是由于他保持着一个贫农儿子那一颗朴实善良的心，所以，粉碎“四人帮”后清查时，他与江青的来往，市委那里有记录，便于查对，他能够得到大家的谅解，很快就说清楚了。

清查结束后，浩然想离开北京，到外地找个地方写东西。他让人给我捎信说，他想到廊坊找个地方写东西，廊坊是个地区所在地，离北京又近，回趟家也方便。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个忙可以帮，因为在廊坊我还有方便的地方。当时，我孩子的大舅杨进修，是廊坊第二书记、专员，有这样一层关系，我找到地委招待处给浩然找一间房子，这个面子是一定会给的。加上廊坊文化局我还有一些朋友，我交待一下，他们也可帮我照顾浩然。浩然在这里住了两个多月，长篇小说《山水情》，就是在这里写的。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通县成立作协，我应邀前往。中午吃饭时，席间，他对在座的北京文艺界的一些朋友说，今天下午，你们谁也别找我，我要和刘国玺好好谈谈心。

下午，我们俩就一同回到她女儿的家里。一开始，他就开诚布公地说，你说，苏联过去都说是社会主义堡垒，现在，说完就完了。你说，我们中国会像苏联那样吗？如果我们也像苏联那样，那么，我不也成了特权阶层了吗？

我说，你放心，我们中国决不是苏联，我们有小平同志，我们有改革开放的经验，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中国是绝对不会步苏联后尘的。再说，你算什么特权阶层。你有什么特权？你不就是到那里人家用小汽车接你一下，再住住宾馆，宴请你一下，临走再送你一点土特产和纪念品，这算什么特权。叫我看，现在你不必想这想那，要真想的，是你不能老和老杨（老杨，即他的老伴）在一起。你们俩若老在一起，你什么也别想写出来。她身体不好，也一定会影响你的情绪。你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工作了，他们也都有照顾老人的义务。你若将老杨放在女儿这，或者让四个孩子轮流照顾，你就可以腾出手来写你的重头作品文化大革命长篇小说了。如果你老是离不开老杨，将来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想些也写不了了，到那时你会后悔的。

这次我们俩的促膝谈心，还真有点成效，我回天津之后，他便辞别老杨到通县一个镇子躲了起来写起东西来。可惜，他的决心不大，大约只有十几天，他便坚持不住了，又回到了老杨身边。直到去年去北京同仁医院住院，再也没有离开过老杨。自然，他的文化大革命长篇小说，也就谈不上写了。这，不能不说是浩然的一个遗憾。

从1970年我和他相识到去年他到同仁医院住院，30多年间，我先后给他编辑了短篇小说集《春歌集》、中篇小说集《欢乐的海》、《高高的黄花岭》、《乡村一个男子汉》、《弯弯的月亮》、长篇小说《山水情》、评论集《浩然研究》、《浩然选集》1—5卷，共12本书。这些书，既是浩然辛勤创作的成果，也是我与浩然深厚友谊的结晶。浩然现在还在医院中，我衷心期望同仁医院的大夫们，能够妙手回春，将浩然的病治好，使他能够重新拿起笔来，将他要着意创作的文化大革命长篇小说写出来，并且再创作出一些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来：

我殷切地期望着。

2003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