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土地改革

卢松华

土改时我还小，虽然没有亲身参加土地改革，但我对此有很多的记忆，有的是亲眼目睹，有的是听老人们议论，特别是我们村高村长之死使我非常震惊。我一直认为他的死就是由于第一次土地改革的失误引来了杀身之祸。

通县的解放是1948年12月14日。事实上在1947年初，八路军十四军分区就攻克了通县县城，歼灭敌人千余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没被消灭的国民党残余分子逃进了北京城里，全县解放后即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还有早在日本投降后，1945年底左右，共产党、八路军就在运河东西集的侯各庄建立了秘密的通县县政府、通县县委和八路军的县大队。他们经常活动于通县南潮白河、运河、港沟河一带的村庄。我们的村子位于港沟河的西边，又是通县边缘，地处武清、廊坊、三河、香河的交界，是共产党做工作比较安全的地方。当时，我们村总有一些陌生人出现，他们有时住在财主或比较富裕的人家，有时住在比较贫困的人家，经常与高村长和一些贫下中农骨干联系与交谈。当时我们村属于敌我经常出没的村子，有时国民党壮丁队来村里骚扰。有一次壮丁队长赵景玉带着一队壮丁大约二三十人，拿着枪在村里窜来窜去，不知要干什么，老百姓都躲了起来，他们在财主家大吃大喝一顿，乱放一阵枪就走了。有时看谁不顺眼，打骂一顿，弄得百姓胆战心惊，不知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头上。众多百姓盼望早日解放，过上安稳日子。

那是1947年春节后，听到村里人们议论，要斗争地主，搞土地改革，村子里都拿出方案。果然不久，在附近村子和我们村就开展斗争地主分浮财的运动。发动群众还让儿童团去参加，我也参加了一个邻村的活动，一起到地主家喊口号，搬东西，由农会按各家贫困程度分给财物。没过多久，一些胆子小的人，把分得的东西又给送了回去。后来，土改工作组走了，国民党壮丁队又回来了，进行反攻倒算，处死了我们的高村长，土改失败。

高村长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境虽然不富裕，但日子在我们村还算过得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是个乐于为大家办事的好人，我们两家住得不远，出门办事经常碰上。在村里我是小字辈，有时碰上还得聊上几句，他非常和善可亲。就在当年六月份的一天，大家都在传说，壮丁队大队长庞德富来了，抓了高村长，给关在前街财主家。

抓高村长的壮丁大队长庞德富是邻村西槐村人，他横行乡里，为地主效劳，到处要钱要粮，打骂百姓，有时还抓人痛打一顿，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好人都怕他、恨他。方圆十几个村的老百姓都知道他的事，虽然不敢对面说他、骂他，背地里却恨得咬牙切齿。他罪有应得，在第二年被八路军打死在永乐店西口。庞德富把高村长抓到财主家，好多人去说情，没说通，没放人。吃完午饭后，庞德富把高村长拖到村东一广场内，当着群众就开枪把他打死了。好多百姓和孩子去看，开始不知是杀人，我也随着人群由财主家门口到枪杀现场，一切都看得非常清楚。高村长临死前一句话没讲，就躺在血泊中了。当时有的人哭了，有的人不敢讲话，事后壮丁队走了，家里人和一些老街坊才敢去收尸，埋葬了。解放后不久，高村长被追认为烈士，也给家里一些补偿。

那时候，还有一些村的村长或贫下中农骨干被国民党壮丁队给枪杀，当时多数百姓人人自危，不知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头上，很多群众将分到的地主浮财给退了回去，也给后来的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给再次土地改革工作增加了难度。

第二次土地改革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那年冬天召开了群众大会，大会上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和土地问题的指示，贯彻华北局和县委关于土地改革的精神。我们村按上级精神进行土地改革，多数百姓心头还有第一次土改失败的阴影，有等着瞧的思想。经过工作组做工作后，很多群众就发动起来了。这次土改是在和平环境下平稳进行的，工作也比较深入、扎实。在党支部领导下，选出贫下中农代表，按照没收地主土地，富农自愿献地，中农不动，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拿出分配方案，交给群众充分讨论，经过几上几下的讨论，最后张榜公布，可以说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多数群众说了算。地主家除留下平均土地数外，其余土地全部拿出来，富农也拿出部分土地，没有地的佃农和有少量土地的贫农都分到土地。土地改革的顺利、平稳进行，也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发展生产，夺取来年的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0年，农业生产播种前，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这是农村新民主主义的一次革命。两次土地改革一次失败，一次成功，结果也截然不同。一次是政策偏左，急于求成，方法不对，造成群众的不理解，给敌人以反扑、反攻的理由，造成了一批革命同志丢掉了性命；二次土地改革贯彻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对地主、富农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培养了骨干，方法得当，使土地改革任务不到半年时间顺利完成，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