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撒绿色的园丁

——悼念恩师浩然先生

孙宝琦

1972年，著名作家浩然先生来到通州，实行他的“文学绿化工程”。一直干到1982年，一干就是10年。尔后又移师三河……

他在通州的那段日子里，以举办短期“文学培训班”、“文学讲座”为主。用这种方式培养文学新人。每年多则举办四五期，少则一二期。每期长则10余天，短则半天。经常听他讲课的文学青年约有四五百人之多。每逢他讲大课时，偌大的“通州会堂”总是人满为患。前来听他讲学的有：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中小学教师、工人、农民、当地驻军干部战士，还有不少插队知青。

让人感动至深的是，他在启动这项工程时，并不是在执行某个上级部门、某位领导的指派，而是凭着一个作家的良心；一个作家的使命感，自觉自愿的，没有点滴索取，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里。今天，在喜迎奥运的日子里，社会上涌现出许许多多令人可亲可敬的志愿者，其实，创建社会文明的第一志愿者、工龄最长的志愿者，应该首推他——浩然。

出于工作关系，更主要的是受到先生人格魅力的吸引，我很快成为他的铁杆“粉丝”之一。我十分仰慕先生那种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只讲奉献不计报酬的高贵品格，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他的立身成名之作《艳阳天》是我十分喜欢，长期保存的文学作品之一。书中那浓郁的生活气息，那质朴的语言，好像字里行间都闪动着先生自己的影子。

那时，举国上下的财政都很困难，先生来通州讲学总得用餐吧，总得喝点茶水吧，有时就这么一点点开支都很难解决。于是，我们这群铁杆“粉丝”们就想了一个法子：由我们这伙人轮流坐庄，请先生到我们家中去就餐。先生毫无一点点大作家的架子，名人应有的派头儿。走路时与我们肩并肩，进了家门自己动手沏茶倒水。

翻看那些尘封已久的笔记本，先生的谆谆教诲好似发生在眼前。那时，先生常常告诫我们说：“我们要用美好的事物，美好的灵魂去影响别人，以此传播希望之光。唯有运载着希望的文学作品，而不是潜伏着绝望的文学作品，才能够鼓舞起读者健康的情绪，向前奋发的信心和力量。”先生还经常教导我们说：“一个对人冷淡无情和对社会事业漠不关心的人，无论他怎样善于观察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作家。这就是说在生活中、工作中要有热情——热情地喜欢人、帮助人或批评人……”

先生在教我们怎样写小说，更主要的是在教导我们怎样去做人。

转转间四、五个年头过去了，在先生手把手儿孜孜不倦的教诲中，有那悟性高的很快成材了，他们纷纷走上了专业作家、编剧、大报刊编辑的道路，还有一些年轻有为勤恳敬业的，先后踏上了党政机关的领导岗位。由于受到先生的教诲，他们个个干得都很出色。他们是讲习班的骄傲，也是先生的骄傲。当腐败之风在全国挥之不去之时，只有从讲习班里走出的这批同志，人人都能廉洁奉公，洁身自好。掩卷反思，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

只有我们这群笨人，天生就的一副榆木疙瘩脑袋，却迟迟不能开窍儿，我们的脑袋瓜儿好似一块块贫瘠干涸的盐碱地，任凭先生洒下多少辛勤的汗水，播下多少颗种子，却就是迟迟地不发芽，不开花，不结果。我们写出的一篇篇小说习作，既缺少文采又缺少可读性，别说拿出去发表，就是自己看了也觉得可气……

我们着急，先生比我们更着急。于是，他带着我们几个铁杆粉丝，一头扎进运河边的一座小村子里。那次经历，虽然已逝去了近30个年头，它却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活灵活现地闪现在我的心头。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们一行人来到一块极普通、极常见的菜田旁，菜畦里长着绿油油的芹菜，水灵灵的小葱，还有挂满了架的黄瓜、西红柿，十分惹人喜爱。在菜畦的中央有一眼老式的水井，圆圆的井口是用一整块青石雕琢而成。因为年深日久，那青石井口被绳子勒出了许多沟槽，井台上还有一架朽裂的辘轳。先生指着那口水井对我们说：“我的短篇小说《一担水》就是看到了这样的一口水井，看到了井口上的那些沟槽、那架辘轳，才焕发出的灵感……

《一担水》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想不到它却引发自一口老井……举一反三，从生活到文学作品，我似乎领悟到了一些什么，又似乎更混沌了。先生见我们还不开窍儿，于是又给我们布置了作业：每人写一篇报告文学，自选任务、自定题材，10天以后交稿子，禁忌只有一条：踏踏实实地下去采访，不许瞎编臆造。

他动了真格的，我们这群长留在他身边的文学追梦人，个个都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同时，每个人心里又都憋着一股子劲儿，因为我们都有一颗争强好胜的自尊心。在这条起跑线上，谁也不愿被落下，谁也不愿甘当垫底儿的。

先生觉得给我们施加的压力还不够，临解散时他又说：“这一组报告文学，要在《北京文艺》发专刊，出刊的事由我去联系，望大家努力。”那时，他已经担任了《北京文学》的主编，他为我们出一期通州专刊，很容易，而让我们这群笨学生，人人能写出一篇供千人瞅、万人看，不辱使命、不给老师脸上抹黑的好文章，却难似上青天……

我的采访对象名叫池友德，远在60年代就是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他是被原北京市委老书记刘仁同志发现的一颗明珠。1964年前后，老书记刘仁同志的足迹，踏遍了运河两岸的村村寨寨。当他来到白庙村时，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情，却引起了刘仁同志的关注：在别的村走，凡属公用房屋、院落的土墙头儿，大多因年久失修，被雨水冲刷得七零八落，十分难看。只有在白庙村，那些同样归属、同样用途的土墙头儿，却被人们用麦秸泥抹得光溜溜，干干净净。刘仁同志向村干部们询问道：“这些土墙头儿是谁抹的？”村干部们漫不经心地应道：“那是一个老光棍汉子，贫下中农池友德干的。”“是你们派的，给他每天记多少工分？”“队里没派他，每天收工后他自己加班干的。”

一个纯朴无华、总在默默奉献的活雷锋，一个为人善良、宽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老庄稼汉子，被刘仁同志在无意中发现了……他的事迹被整版地登在《北京日报》上，被印成小册子。后来，他入了党，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担任白庙村的党支部书记……进入70年代以后，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说实话，这是一个被时代抛弃了的老劳模。这样的人物，焕发在他们身上的那种精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时代还需要他们吗？我还能从他的身上挖掘出符合时代潮流的亮点吗？

我把自己的担心和疑虑向老师和盘托出，浩然却鼓励我说：“你一定要下去，努力把这个人物写好，时代需要有知识、有文化、敢于创新、敢于开拓进取的新人。时代也永不摒弃那种朴实无华、无私奉献、勤勤恳恳，具有敬业精神的实干家。这种精神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闪光点。如果写得好，这篇文章可以在这一组报告文学里打头条。”

我满怀激情、满怀信心地来到了白庙村，池友德已经从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在一个村办猪场里当场长，说白了，就是一个喂猪的饲养员。我在那里住了7天，写出了一篇题目叫作《新长征路上的老模范——池友德》人物通讯，洋洋洒洒五千多字，我写了一个面临倒闭的养猪场，在池友德的带领下，是怎样走出困境扭亏为盈的。

浩然老师看了我的稿子直挠头，五千字的文章被他砍得只剩下三千多字。题目被他重重地划掉，改作《岗位》二字。这就是我的处女作，他是被浩然老师改出来的，也是先生手把着手儿教出来的。

从那以后，浩然老师对我们的要求更严了。他常常告诫我们说：“要想搞文学创作就得立大志，憋足劲儿写出高水平的作品，力争当有影响的作家……千万不要当那种胸无大志，满足于制造平庸之作的庸人。”

如今，老师已经仙逝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他的人格魅力，他对我们的那些教诲，却永远地留在人间。

2008年2月25日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