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不会远去

高国镜(北京顺义)

红孩（文化部《中国文化报》副刊部主编）的电话大多像他笔下的喜鹊一样，是吉祥和报喜的声音。而今天早晨，在急促的手机铃响过后，却是一条噩耗——浩然老师去了。

分明知道，浩然早晚是要离开我们的。说实在话，他病到那个份儿上，早去似乎比晚走对他更好受些，少受些罪；而对于生者，却总不愿接受这悲痛的现实。

浩然老师怎么会去哪？明天就是元宵节了，那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与农民心贴心的作家，却再也望不到十五的圆月了；今天又是个艳阳天，浩然老师却再也享受不到那病榻前的一缕阳光了。

此刻，望着书柜里琳琅满目的书籍，我把浩然给我签名的书抽出来，一本本看着；并抽出了一个相册，翻看着一张张与浩然的合影，我模糊的视线里仿佛走来了浩然的身影——

难忘那红艳艳的黄栌叶

浩然是我久已崇拜的作家。我十几岁就拜读他的作品，几次做梦梦见他赶着大马车向我走来了；可我第一次与他相见，却已是1985年的深秋了。那是在昌平虎峪召开的一次文学青年会上。浩然远不像有人传说的那么“土”——我更不愿“土”成为农民乃至农民作家的标志。浩然长得像他的文笔一般俊秀洒脱。尤其他的一双黑且亮的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里，包含了一个作家对生活的火热之情，对人生的深沉思索。同时我还感到，他那一对深沉的大眼睛透出对我“一见钟情”的偏爱。

当浩然那写了几十本书的大手握住我的手的刹那，我顿然感到，他是那么亲切而平易近人——他比我想象的那个神圣作家平凡得多了。大会发言的时候，我这个本来不擅言辞的人，却慷慨激昂，激动地为浩然说了半篓子好话，这些话是我早就想说的，且在此前几次给有关部门和浩然写过信，倾诉读者对他作品的热爱。那天浩然很感动，他望着我，深邃的大眼对我充满感激，低落的心情显然也高昂了起来。当时有人说，你和浩然投缘哪，你这么不爱说话，却为他说了一大堆话，这对他的情绪很有好处啊。从此我见了浩然，总是比平时兴奋和话多。

会议期间，浩然常常被一群久仰他的人包围着。他没有半点烦的意思。他给文学青年签名题字，讲为文之道。时过半夜他还在灯下看一篇篇习作……

会议要结束了，浩然拉着我们几个顺义作者到山坡上去照相。秋日的山坡，野菊烂漫，黄栌似火，浩然采一束火红的黄栌叶，贴在胸前，像一团火，等那照相机的灯光闪烁。望着浩然手中的霜叶，我似乎看到了他的一颗燃烧了几十年的作家之心。我也效仿浩然，拿了一簇红叶，他却说：“你不要用红叶当道具，我拿红叶是因为我到了人生的秋天；而你还是个文学青年，是一片绿叶呀。”

会议期间，我知道浩然惜时如金，不敢打扰他。他也许看出了我的心思，让我有稿子尽管给他。我鼓起勇气，给了他一篇上万字的小说，并求他给我写几个字，他二话没说，就在我那个大本子上题写了四个钢笔字：“埋头苦写”。望着那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我顿感眼前阳光闪耀，浑身热血沸腾。

此后我再也忘不了那虎峪山上的黄栌叶了，浩然给我写的四个大字，我一直镌刻在心上，并激励着我继续在文学之路上跋涉着；但面对失败，我是茫然的。茫然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浩然那手捧黄栌叶的情景……

谁曾想到，那个当年手捧黄栌叶的人，而今却驾鹤西去了——在我和他20多年的交往中，他给了我多少阳光和雨露的哺育呀。而今论年龄，我也到秋天了；尽管我没什么收获，可我毕竟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一路走来，能说浩然没在暗中相伴着我吗？望着又一张和浩然的留影，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浩然的大眼睛期待着我

在昌平和浩然分手之后不久，我收到浩然托人捎来的一篇退稿和一封亲笔信。没想到，浩然及时看了我的拙稿，并给了不低的评价，尔后推荐给杂志社。浩然对我的稿子没被采用而遗憾，并鼓励我继续努力。反复捧读浩然的信，我真不知该怎么感谢这位大作家对我的关怀。

其实，浩然培育文学新人是不图回报的。他主编的《苍生文学》，一直在竭尽全力扶持业余作者。我曾经贸然地一次给浩然寄去了13篇小小说，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浩然的亲笔信，说是13篇小说他都看过了，都“喜欢”，并做了“修饰”，其中一篇还动了点“筋骨”——在这之后不久，我的8篇小小说就排着不小的队登上了《苍生文学》。

《苍生文学》不是大刊物，却想法培养大作者。那年冬天，浩然和三河文联的同仁们，专程来顺义组稿。在那本顺义专辑上，我的一篇充满生活气息的中篇小说，被放在头条位置，给了我不小的鼓励。

浩然出任《北京文学》主编后，更是大力扶持业余作者。他几次亲自召开约稿会，重点扶植农村作者。但他从来不强求编辑，他说他这个主编得听责编的。有一次他给我推荐了一组散文，初审选了五篇，终审通过了三篇，但最后只发出来一篇《背房》。可见，《北京文学》对稿子要求的质量是很高的。

那以后，又有几次与浩然相见的机会。第二次与他见面，他握住我的手说：“你怎么把我给忘了？”第三次与他见面，他说：“有稿子给我……”第四次他说：“国镜，你该起来了……”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因为我的文学之路上总是充满了荆棘，可我想自己起来，更愿浩然看着我起来……

一次，浩然与《苍生文学》的编辑王宝森、高宇帆、高学文等到顺义组稿。浩然对我说，你写的太杂，什么都写，浑身都是刀，可哪把也不快，他建议我磨快一两把刀，尽快“杀”出去……我的热血沸腾了，我的血液能磨快我的刀吗？浩然的大眼睛望着我，期望的火花闪烁。我作为一个没读过多少书的业余作者，在文学上小有成就，是离不开浩然那双大眼睛对我的期待的。而今他那双大眼睛，却再也看不到他热爱的文学青年了；望着相册里我和浩然，及其他文学青年在树林里那张照片，我又想到了当年与浩然在一起拍电视片的情景——

浩然和文学青年在一起

当初浩然对我这个很笨的文学青年，却寄予了偏爱之心。1991年夏季，要拍一部浩然的三集电视片《咱们农民一支笔》，片中需要浩然与文学青年的镜头，浩然亲自点名，让我去三河拍电视片。那天我赶到三河，已是晚霞似火；待浩然风尘仆仆从密云拍片归来，已是星光灿烂的时刻。浩然不顾一天的疲劳，在他的“泥土巢”里接见了我们几个被约的文学青年。

翌日清晨，我们同挤一辆车，前往事先选好的景点拍片。到了汝河畔，趁电视台的同志拍“空镜头”之际，浩然拿出自己的相机，与我们几个文学青年合影。他对我说：“咱们俩在昌平那张相没照好，到现在也没敢给你，今天得好好补一张。”

哦，浩然还记得在昌平照相的事。那已是五年半以前的事了呀！我望着浩然脸上的又一层风霜，时光无情，浩然已是60多岁的人了。

我与浩然并肩站立在汝河的小桥上，极目远方。望着那亮晶晶的潺潺流水，我似望到了浩然那一颗晶莹的爱心。

拍片开始了。那背景是浓绿欲滴、挺拔高大的杨柳树林。林间景色，清新怡人。一只杜鹃叫，两只黄鹂鸣；几点山花开，几簇野蘑生；阳光沐浴碧叶，露珠打湿草坪。我们几个文学青年，站在我们久已崇拜的大作家浩然中间，身披阳光雨露，脸溢幸福笑容。

浩然亲切地与各位文学青年交谈。他的每一句话，似乎都能给每一个文学青年指一条路。他说，他希望我们都能化作文学阵地上的棵棵绿树。

望着浩然，我嘴上无语，心头却激荡着层层涟漪。浩然，他为了哺育文学新苗，付出了多少心血与宝贵时间哪！听《苍生文学》的主任刘玉林说，浩然几乎每天都要拿出相当的时间，接待文学青年，一字字看他们的习作，从中发现苗子，扶持作者。他不放弃一篇业余作者寄给他的稿子，他认真负责地处理着每一篇来稿。

拍片间隙，浩然从车里抱出一大摞他写的书，一一送到我们手中。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他的题词和签名……这项工作是他凌晨4点钟在灯下开始干的，一直干到黎明；而在4点钟以前，他则给一个作者看了一部三万八千字的小说……他一夜未眠，难怪他的眼睛爬上了红丝，他的脸上隐藏着失眠的憔悴与倦意……可站在文学青年中的他，站在那一片白杨树林里的他，却依旧显得神采奕奕，满含笑容。照他说是，为了搞“文艺绿化”工程，他付出多少血汗，耽误几部著作，他也是值得的，是没有遗憾的，因为他扶持的文学新苗，绿了京郊，绿了三河；绿了高山，绿了平原，绿了文坛……我们站在他中间，那瞬间在摄影师的镜头前化为永恒……而今那位“文艺绿化”的园丁，却离我们远去了……望着又一张与浩然在一起的照片，我又想到了那个爬山虎红透的秋天——

浩然老师给我写序

那是1993年一个爬山虎红透南窗的早上，浩然大病初愈，专程来顺义，为我的第一本书写序。其实我是不落忍让浩然亲自到顺义来的，我想到三河去看他，可他却说，你没车，我有车坐，我还是去你那里吧。于是浩然老师就来到了顺义，直接到我办公的那个小楼上找我。他虽有病在身，却不失乐观，且幽默风趣，充满了慈爱之情。我把从家中带来的苹果拿出来，我说是这苹果不太红，他说你的心红就行了。我让他喝茶吧，他看看表说，该吃药了；他说这一杯茶水他没喝，不要倒掉，别人还可以喝，他用白开水服药即可……这位给了别人千杯万杯“水”的人，却在珍惜每一杯水。中午吃饭，他直怕我多花钱，说是有烙合子和青菜吃就可以了。又说是你写出真东西来，比给我什么吃都好。此刻望着那墙上的爬山虎，我感到浩然老师不也像那爬山虎吗，他不但自己勇攀高峰，还甘为他人做嫁衣裳，扶持别人成长；在他一度又一度辉煌的时候，却又用自己的心血“绿化”着又一代文学“树苗”……

又一个爬山虎红透南窗的上午，我接到了一封发自三河的挂号信，打开一看，这就是浩然亲笔为我的小说集《山情野恋》写的序言。该书出来后，发行了1万多册，浩然老师很满意，他说这年月一部小说集能卖1万多本，结果就很不错了。那之后他又给我的第二本书写了序言，题目就叫《勤奋而执著的高国镜》，对我这个本没什么出息的作者给予了不低的评价，且对我寄予厚望。可实际上，我却没什么进步，总觉得对不起浩然老师的期待。此后，当我的长篇小说《花祭》出版后，当我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后，浩然老师却不能分享我的小小进步了。他被无情的病魔击倒在病床上——我是多么不愿浩然老师过早地倒下啊！他那位牵挂着文学新人的作家怎么会忽然之间就倒了哪！此刻我仿佛听到了“毛毛草”们对他的深情呼唤，梁爷爷——

浩然与“毛毛草”

浩然走了，但他培育过的文学青年不会忘记他，无论长没长成大树，都不会忘记他；即使还是毛毛草，也不会忘记他。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浩然接见那群“毛毛草”的情景。

那是1996年7月17日，我打电话给浩然老师，说是顺义“毛毛草”文学社的一群孩子们想见见他，浩然老师痛快地答应说，来吧，哪能不见文学新苗啊。于是我带着那帮所谓小作家们，叩开了“泥土巢”的门。当时浩然老师正埋头改稿子，见小作家们来了，似乎有几分紧张，赶忙换了一双体面鞋，出去接见小作家们。小作家们叫着浩然爷爷好，小鸟一般扑向浩然。那天的“泥土巢”里可热闹了，孩子们拿出一个个日记本，让浩然爷爷签名、题字。浩然爽快地应着，在孩子们的簇拥下，给孩子们写着一句句真诚的话语：祝愿“毛毛草”长成比我高的大树。临行前，在“泥土巢”三个大字前面，“毛毛草”们围着浩然爷爷，与他一同合影留念。一面红色的夏令营旗，在“泥土巢”的大门上飘扬。

那天，我们告别了难舍的泥土巢。浩然深情地望着我们，一直到我们望不见他为止。“毛毛草”们含泪挥手：“再见，浩然老师！再见，浩然爷爷！”

而今，我望着浩然老师与“毛毛草”们的照片，泪眼朦胧了……我们再也不可能和浩然相见了——

浩然，“文艺绿化”丛书的主编

不能与浩然相见了，但我们却没忘记当时和他相见的情景。顺义有5位作者，应该永远不会忘记，浩然主编的那一套“文艺绿化”丛书。这套书包括本人的中篇小说集《红气球》，王克臣的散文集《心灵的春水》，以及《蝈蝈村》等3本诗集。5本书作为著名作家浩然主编的“文艺绿化”丛书，一并隆重出版。

那是1998年夏天，我找到顺义诗人张宝星，说是有心弄一套丛书出来。事后我们找到时任顺义县委宣传部长的夏占义同志，他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说要找一个有威望的主编，编这套书。我当然就想到了浩然。几天后，我们一行五个作者，直接到三河拜访浩然去了。浩然很高兴，不顾多病和年迈之躯，舍去自己的创作，推掉不少社会活动，亲自审阅那一大摞书稿。经过两个月的审查，浩然以为该5本书稿达到了出版水平。但他说，他代表不了出版社，此书稿还得经出版社三审，方可定夺能否出版？如可以出版，他愿任这套丛书的主编。

此后，浩然几乎是日夜兼程，四处奔波，不但认认真真地审阅书稿，不放过一个错别字，一个标点；而且还亲笔给顺义有关部门写信，说是顺义是经济强县，也要当文学强县，希望顺义的领导支持文学事业，支持这套书的出版。他还几次亲自到顺义来，帮助协调、运作此书；并多次到出版社，协商出版事宜。他的精神深深感动了顺义的领导，也感动了我们。

在那年的深秋季节，这5本书终于散发着墨香，沉甸甸地诞生在燕山脚下，潮白河畔了。浩然老师为这套丛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养育艺术的土地》。人们为这5本书的问世举起了庆贺的酒杯。浩然自然是高兴得喜上眉梢。那天在前往焦庄户地道战纪念馆参观采风的途中，浩然不顾旅途的疲劳，对作者们说，不要满足，还要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一再叮嘱我们，要写出好东西，就得深交农民朋友，与农民打成一片。是啊，这焦庄户就是浩然的老根据地，是他的生活基地。《艳阳天》里萧长春的原型就是他的老朋友萧永顺。他和萧永顺有几十年胜似亲兄弟般的交情。那天浩然故地重游，不禁想起了刚去世不久的萧永顺——

作家与农民朋友萧永顺

说来，我当年也曾多次骑车前往焦庄户，拜访过萧永顺。他给我沏一壶热腾腾的茶水后，便指点着镜框里他与浩然的一张张合影，讲起了他与浩然几十年的交情。他充满自豪感地说：“浩然那真是给咱们农民写书的作家呀。”从他的言谈中，我得知他在生活困难的时候，在浩然处境艰难的时候，他们都彼此伸出帮扶之手，风雨同舟。在老萧家我知道，他总是牵挂着浩然；其实我去他家，也是为了打听浩然的情况。他曾说，他本来想多去看看浩然，可又不“敢”去，他一去，浩然就得耽误写书，还得找人陪他喝酒，他不落忍。他说他离休了，浩然哪有离休的一天哪，总是拼命地写，浩然的时间比他的时间宝贵百倍。

1995年1月，萧永顺去三河看望浩然。回家后，他徒步几华里，把浩然捎给我的几本书送到文化馆。恰巧我不在。事后，我专门去他家看望了他一次，以表谢意。他一边和我呆着一边说，见了浩然，跟他说，悠着点写，别把身子骨弄垮喽。

1997年元月，浩然听说萧永顺病了，前来看望他。知此情况后，我也买了两盒补品，先一步到了老萧家。老萧虽然有病，却顶着寒风，正在楼区的过道站着，眼巴巴望着远方——见了我，他说：“浩然说是来，咋也不到啊？好久没见浩然了，怪想他的。”我几次说，天太冷，您回屋去吧，我等着迎接浩然。当我望着他们俩的手在寒风中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一位有特殊经历和贡献的作家，竟和一位农村基层干部结下了40余载的友谊，且那么一往情深，的确难得。浩然的文学生涯伴随着与萧永顺的友情生涯。浩然的多部文学作品，都是以萧永顺为模特的。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人物形象也塑造着作家。记得好几次，我和浩然、萧永顺同桌进餐，那老哥俩真是无话不说呀。听说萧永顺提前走了，浩然的心情比歪坨山还沉重。那天我带着他徘徊在萧永顺的故居前，他的感慨颇多。直说是，老哥呀，你咋这么早就走了！

谁知道啊，今天，浩然也走了，望着相册里我和浩然及萧永顺的照片，我的心情自然是很不平静的。那位生活在农民中间的作家，怎么就走了哪？望着又一张浩然和我老父亲的照片，我又想到那个金灿灿的秋天——

浩然到我家

2001年10月29日，是一个少有的秋日的艳阳天。阳光金灿灿的，原野金灿灿的；树上的叶子金灿灿的，地上的花果也是红艳艳金灿灿的。在这样一个金灿灿的日子里，三河市文联副主席王宝森陪同浩然来到我家，看望我这个业余作者。那一天，我的眼前是金灿灿的，心头也是金灿灿的。如妻所言，浩然的到来，让我家蓬荜生辉了。

浩然老师从车中下来时，我顿时发现，他的短发几乎白如雪花了，那银光闪闪的白发沐浴着或像是放射着金灿灿的光芒。浩然老师，他用满腔的热血，毕生的汗水，浇灌着文坛之花之果，而今，那花那果金灿灿沉甸甸的了——而那育花人却顶着满头银发，走向了金灿灿沉甸甸的秋天。

浩然下车后，那明亮深沉的眼睛直盯着我家的大门楼，连说好，好，却说不出别的什么词语——原来，他因脑血栓后遗症，语言障碍很厉害，几乎说不出多少完整的话——岁月真是不饶人哪，浩然已是步入70岁的老人了。

浩然走到二门楼前，立刻就站下来。一片金灿灿的光，让他的眉眼间露出了金灿灿的笑。那二门楼上的一副铜制对联，是浩然亲手所书啊！此时，浩然望着那金灿灿的楹联，满意地笑着，然后说，来，先照张相吧。我和妻劝他，先进屋喝杯水，吃点水果再照。他说，不用，先照。于是，他站在金灿灿的阳光和金灿灿的铜牌下，等候着照相。这时，我与妻说，把老父亲也叫出来，让他也和浩然合张影。浩然说，好，叫去吧。可是，等了好久，老父亲却没出来，说是不舒服，不照。我又气又急，直埋怨老父亲。浩然说没关系，然后他主动走进老父亲的屋子，亲热地握住我老父亲的手，俨然像一对亲密的农民兄弟。妻子把那一瞬间化成了永恒——后来一位美国女游人看了浩然和父亲的照片，连伸大拇指，还说是她看过浩然的书。父亲也爱自豪地说，我还和浩然照过相哪。

那天我送了一些院子里长的南瓜给浩然，他直说好，他说他就喜欢个农家院，也喜欢农家院里种的蔬菜。那天浩然坐在写字台前，又给我写了几个字：“情系苍生”。

那天浩然走了，是踏着金灿灿的落叶走的。临走前，他还说，顺义也应该成立文联和作协了。我说，要成立作协的话，肯定得请您当顾问。

然而，顺义成立作家协会的时候，浩然却已经久卧病榻了。成立作协本来是想请浩然当顾问的，可当时他已经顾不得、也问不了他所热爱的文学事业了。挂个虚名，肯定是浩然不情愿的。为了表示对浩然的敬重，我把他前后给我写的八个字，“埋头苦写，情系苍生”，放在了作协的徽标上。就让他的八个字，为顺义的作者指明方向吧。其实，他的题字何止是能为顺义作者指明方向，凡想当作家的人，谁不应该“情系苍生”哪？这个时候，我又望着相册里的一张照片，那照片恰好是我和浩然及我妻子在我家二门楼前的合影，那门楼铜牌上的大字，正是出自浩然之手啊——

向浩然先生“求字”

我这个人虽然字写得如蜘蛛爬，却也喜欢书法；但我从不和人求字，知道人家的字一字千金，求不起；有时候又觉得那字即便求来了，意义似乎也不大。而这二门楼上的楹联，却是我和浩然“求”来的。

那是10年前，浩然已经66岁了，且多病，又忙于写自传，又得应酬许多的活动……但我还是拨通了他的电话，想让他给写几个字。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直说：“行，行。写什么内容你说，我记一下。”于是我把刚想好的一副对联，通过银线，传到了遥远也并不遥远的三河市浩然的家。浩然说，他记上了，待写好后，再给我寄来吧。我说我去取吧。浩然说那多麻烦哪。我心说您不怕麻烦，倒怕我麻烦了。能讨到您的字，也算求之不得。

几日之后，我到三河看望浩然。我给他带了两瓶酒，他很不落忍，说是，你又没发财，别给我买这么好的酒啊。望着我给他带的一对山鸡，活的；他说这野生动物，你怎么可以活捉哪。我说这是家养的，不是野生的。后来他说，这是一对漂亮的鸟啊，不能吃，我要养着它，春天就放生它们。可见浩然的爱心。说着话，浩然便从他高高的书柜之上，取下了一方宣纸。他将纸递给我，说道：“字给你写出来了。不理想。”

我接了宣纸，双手展开，顿时，墨香扑面，满眼生辉，满口只说是：“好！谢谢！”我久久地端详着那幅倾注了浩然心力的条幅，虽然爱不释手，但却一眼就看出了那“笔误”。一定是我在电话里没把话说清楚，因而浩然把“苍生真情”几个字，写成了“苍生之情”，虽一字之差，我却觉得不那么如意，但我没好意思说出来，而浩然却看出了我的心思，问我是不是哪个字写错了。我干脆说，浩然老师，这之情，是不是写成真情更好啊？浩然老师当时就说，是啊，应该写成真情。那就再重写一幅吧。不过我今天没情绪了。以后再写吧。走，咱们先去吃饭吧。当时我真有点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一个字，我较什么“真之”啊，太给浩然老师添麻烦了。可浩然老师一点也没有烦，非要留我吃饭；我说不去，他不干，说是，“中午了，哪能走啊！走，也得吃了饭再走。”他又对其他几个朋友说：“找个饭店，咱们去吃火锅吧，我请客。冬天吃火锅，又实惠又暖和又方便，边吃边聊。”

吃着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火锅，我的心更是热气腾腾的。别小看这顿饭，作为名作家，能在百忙和年老体弱的情况下，请几位业余作者进午餐，可以说是一般名人做不到的。何况我是来和浩然求字的。

我回家后，不过一个星期，就接到了一封信。打开一看，是浩然先生给我重写的那幅字。当时我感动得眼睛都模糊了，浩然身为名人，竟能如此对待一个求字的业余作者。捧着那幅字，如同捧着浩然那颗跳动的心。这字挂在墙上，永远值得高看；挂在心头，会永远放射光芒。那之后我请人把这幅字烙印到了铜板上，又镶嵌在了我家的门楼上：胸怀浩然正气，笔抒苍生真情；横批是：艳阳高照。从此我天天进门出门，都能看到这幅字，这幅似乎不朽的字。字如其人吗？字不朽，人也不朽！

然而，仅仅过了十年的光景，那写字之人就远去了，而他的题字，会永远伴随着我，也会伴随着我的子子孙孙——

多想再听浩然说说话

没有一肚子话想说的人，是当不了作家的。作为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浩然，谁知道他有多少话想说呀！可如今，他却半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而他当初是多想和知心的人说话啊。

记得那又是一个秋天，我又去看望浩然。我是提前吃了饭进的他家门，他直说我外道，应该到他家吃饭。那天浩然太累了，他说他躺着，让我也随他躺着，俩人躺着唠嗑。我说我到外边转转，让他休息两个小时。他说我有话想对你说，我睡得着吗？咱们就躺着，说话。后来我就坐在沙发上，听他躺着说话。他的话还很多。谈到他的写作计划，他说：“再给我10年时间，再让我好好写10年，我就把我想说的话，写得差不多了。” 

没有想到，浩然几年后就躺倒了，甚至也说不了话了。当听说他病倒后，我于那个羊年正月初四，前去同仁医院看他。我平时是从来不打车的，那天我打车赶到了医院。见到浩然老师的刹那，我的心恰如猫抓。病床前，无论我怎么呼唤浩然老师，浩然老师再也不会答应我了；那一对依旧如深潭似的大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不知是否还认得我这个被他称为“傻实诚的高山俊鸟”。我抚摸着他曾是那么聪明的额头，我拉着他曾写过几十本书的勤奋的双手……

此后，在病魔把他击倒的漫长日子里，我时时想去看他，但又怕去看他，不敢看他，不忍心看他的病体，因为那太让人揪心了。那个英俊潇洒，谈笑风生，几乎一生都走在农民中间，为农民写书的作家，怎么就卧床不起了哪？怎么就再也不能和我说话了哪！我难过呀。我知道他有话还想对我说。我有话也想对他说。我给他写了多篇诗文，可他不能再与我交流了。几年前的猴年元宵节，我和顺义诗人冯连才等文友去医院看他，我在他的病床前，为他念了两首诗——

一身浩然正气/满腹锦绣文章/举目艳阳高照/放眼大道金光/不负亿万读者/苍生挂君心上/莫叹妙笔难握/心香永伴墨香。 金猴又来花果山/大师却卧病榻前/愚生无力炼仙丹/谁能再现《艳阳天》？

他的大眼直瞪瞪地望着我，但愿他能够听出我的声音，听懂我对他的崇拜和赞誉之词。

如今，浩然老师是再也不可能听得见我的声音了；从红孩那里我得知，浩然已经永远地去了。听到那个噩耗，我憋得都要说不出话来了，只是翻看着他的著作，翻阅着那一张张与浩然在一起的照片。我多想再叫他一声浩然老师，把他唤醒啊——然而他醒不来了。我曾经给浩然老师请过一尊装茶叶用的陶瓷观音菩萨，祝愿菩萨保佑他健康长寿；当时他站起身来，一边作揖，一边说谢谢，借你的吉言——然而，那菩萨也没能让他长命百岁。而今，在他驾鹤西去的时候，我只能祝愿他顶着艳阳天，踏着金光大道，怀揣着山水情，情系着苍生，一路走好，走好——好在，人走了，他的作品还在，他的人品还在。他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走远，他还会走在读者中间的。

2008年2月23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