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  旸 当代人在哪里丢失了野果？（外一篇）

　　提起19世纪美国作家、哲学家亨利·大卫·梭罗，读者耳熟能详的是他的自然人文随笔《瓦尔登湖》。用译者徐迟的话说，那是一本“极静极静的书”。而100多年来，这本“寂寞的”、“孤独的”，“一个人的书”，感动了世界各地千千万万的读者。如今，我们有幸读到这位自然文学大师的“最后之书”——《野果》，它又一次把我们带进那个沉静脱俗而又丰富绚丽的大自然。打开这本书的读者，就像挎上一个藤条编织的篮子，走进森林，跨过河流和小溪，登上山岗，信手摘下作家用美得令人心醉的语言描述的野果——多汁甘甜野趣盎然的野果，享受一次大自然的馈赠。

　　梭罗在1850年前后出版了他的两本书《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的一周时光》和《瓦尔登湖》。但在当时，他的书销路并不好，他还得为别人做些田野调查以贴补生活。正是在这时，他开始对自然科学，尤其是植物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梭罗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天职就是不断在大自然中发现上帝的存在……”他在林中散步时，常常带上一本介绍植物的书，以便随时查阅；他在帽顶做了个小储物架，把采集到的有趣的植物标本放进去。为期近10年的观察记录，为后来《野果》成书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在《野果》中，梭罗描写了161种北美野果，它们都是梭罗家乡新英格兰土生土长的东西。这些野生的、卑微的，甚至有些酸涩的浆果，在作家的舌尖与心头引起无比甜美和奇妙的感受，他以科学家的严谨和文学家的浪漫，写下了这些感受。比如他这样写野草莓：“还是印第安人起的名好——心果。仿佛天意，初夏时咬开一个草莓，就真的像吃下一颗红彤彤的心，勇气豪情顿时油然而生，一年余下漫长的日子里就能面对一切，担当一切。”他写酸蔓橘：“春天，我们想要吃酸，酸蔓橘就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酸味让人吃了开心，还让人更加意识到春天就在身边，这就是春天的味道……这种酸味让一个冬天的浑浑噩噩一扫而光”。他写马利筋荚果：“我带了两颗已经开裂的马利筋荚果回家，这两颗荚果里每天都会蹦出一些种子，看着这些种子慢慢盘旋飞向高空，然后消失在天尽头，令我感到非常有意思。无疑，从它们升空的速度可以测出空气的湿度。”他这样细致地描写板栗：“小板栗果就躺在一个精美的摇篮里。小板栗在摇篮里多么安稳呀，基底部绝对平静，上半部有动静也是轻柔的，就这样板栗果被好好地托着，无忧无虑长大。周围的墙那么厚，那么结实，而且还随着小家伙长大而扩伸。板栗果的外表已经很坚强了，但就是这样它们还是被安排在那样万无一失的摇篮里，一直到它们的绿色外壳长硬，变成棕色才让它们出来。”

　　这样朴实而充满感性的文字，在书中俯拾皆是。在他之前，我们还很少看到这样描写那些散落在旷野里的野果的文字。只有对大自然怀着一颗无比敬畏、感恩与赞美之心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就是对那些一般人认为酸涩的野果，梭罗也能发现它们的妙处。比如白橡果：他“尝尝，想不到竟甜甜的，尝不出苦涩……怪不得最早的祖先会选择这种果子做粮食”；他从而质问：“为什么人们不吃橡果呢？……难道人类就不能稍微退回去一点点，过一种更质朴的生活吗？”对只有伐木工人、劳工和下人才吃的棠棣果，他亲口品尝之后，发现这种“卑贱”的果子，和蓝莓、越橘的滋味“难分高下”；但他也承认，这些果子“只适宜在野外吃，不宜带回家吃，回到屋子里吃，味道就不怎么样了”。每当他在野外发现佳果，都在第一时间采摘，当场一口吞下。这举止看似贪婪，其实是表明了态度：一是绝不辜负大自然对人的赐予，二是对生长在荆棘草棵之中的果实给予“国民待遇”。这是一种体现“天赋人权”观念的姿态，与周围纯净简朴的环境相得益彰，自然天成。

　　他对野果细致入微的观察，不仅限于感性的层面。比如：“许多果实就是为了使人容易吃进去被进行过改良，例如樱桃和李子；有的是根据人的手是否容易拿而改良过，例如梨子和苹果；还有些个头很大的，像瓜一类，但也有可以切分的标记，适合一大家子或很多人共享……西瓜也是如此，虽然它摸起来没有一棱棱，打开也看不见有什么切分的标示，但瓜皮的颜色是一种提示——按颜色标示的区域切分下去，就成了分量适中的一块块了。”

　　这简直就是科学的说明文，同时蕴含人文的意味。在他笔下，野果是一些有灵性的大自然的精灵，他从中发现了生命的奥秘，获得了解打开造物密码的钥匙。他由此进行了一系列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哲学思考，他说：“大自然是永恒的，不要对抗它。只要顺应大自然，我们就健康。”“广袤天地就是学校。只关注研读书本或上学上课，却没想到眼前的万千风光就是一本内容丰富的教科书，这岂不是很可笑吗？”“无论出于谦卑还是敬畏，这种山峰都不应当允许任何人拥为私产——因为这样一来，人人可以登山，可以攀爬到比自己更高的地方，能俯视地看自己的家乡，就会甩开奴性，眼光开阔。”

梭罗生前并未能完成这本叫做《野果》的书，尽管他为此花了很多时间。临终前，梭罗将《野果》的手稿用厚厚的纸包起来，仔细捆好，和数千页其他手稿一起收存起来。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这些手稿几易其手，辗转蹉跎以至页码凌乱，一直未能出版。难产还有个原因，梭罗的笔迹是出了名的潦草，辨认起来很难，给后来的整理者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所幸马萨诸塞州梭罗学会媒体中心负责人布兰德利·P·迪先生，花了几年时间，不辞辛劳地破译梭罗的笔迹，终于使这部杰作在1999年，也即作者去世一百三十多年后，得以整理出版。

　　中国读者与《野果》谋面，已过去悠悠一个半世纪。书的封皮上印着“这是一本值得等待一百五十年的书”。是的，它值得等待。因为在这一百五十年中，我们早已丢失了野果。

　　我们丢失了野果，是因为人类在此期间历经了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在《野果》中梭罗曾批评的：“如果长了越橘的地都被划为私人所有了，那个国家会是什么模样？……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糟践大自然的了。看到这种情形，我能想到的就是：这里那些甘甜姣美的越橘果都变成臭烘烘的钱了，这真是对它们的亵渎。”而那时他批评的“只要能换成钱够他们过上一阵子，把自然的美丽牺牲了也不在乎”，还只是少量的现象；而后来，则演化成大规模的“向自然进军”——“几大地产商就可以将山峦全部夷为平地，而跨国公司更可轻而易举地将大片美好的土地改造成工业园，取代灌木、池塘、鸟鸣和花香的，是冷冰冰的巨大厂房、粗壮的油罐、刺耳的轰响和刺鼻的气味。”（荻港语）“从西方到东方，人类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这个过程。在一座座摩天大楼构成的水泥森林里，当然找不到野果。

　　我们丢失了野果，是因为我们曾经相信“人定胜天”，在“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万丈豪情中，在“战天斗地”、“山河重安排”的宏大运动中，一座座青山被推了光头，一片片森林轰然倒地，湖泊被填平，河流被段段腰斩。而换来的，不是粮满仓果满地的天堂，而是大自然无情的报复。

　　在笔者儿时的记忆中，出北京城不远，也就是现在的二环吧，就可采摘到野果——野桑葚、野樱桃、野酸枣，那里的小山与小河，是孩子们嬉戏的乐园。我们曾像梭罗当年一样，在这片自然赐予的小小乐土上，摘下酸甜的野果送入口中。而今自四环路驱车100公里，或许能在郊外山间找到一些残存的野果，但我们已不敢也不屑将它入口——谁知无所不在的污染是否已光顾这里，而人工培植的光鲜水果已是满坑满谷，尽管它们是化肥与农药催熟的。　

　　当代人生活中，哪里还有野果的味道？　

找寻野果和抛弃野果，一个是与自然共生的、充满爱意的态度，一个是与自然为敌的，战斗的姿态，其结果，前者是在共生与爱意中建立人类美好的家园，后者是自然凋敝，人文尽毁，一步步走向“失乐园”。这就是等待了一百五十年的这本书，在今天仍能感动我们的原因。我们读梭罗的《野果》，不只是要学习其中的博物学常识，欣赏其中的诗意，还要找回被我们丢失了很久的“野果”——敬畏自然的情怀与感受自然的能力，从而尽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尽可能地少丢失一些“野果”。

小石虎胡同的前尘今事

曹雪芹与徐志摩，一个是中国古典小说作家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中国近现代诗歌的开创者，这两位不同时期的文学巨擘，因西单小石虎胡同而发生了某种联系——在这里，他们都度过了人生、事业的低潮期，并最终迎来了各自的创作巅峰。

　　1972至1975年，我是北京一六零中学（中央民族大学附中）的学生。学校设在西单小石虎胡同，在一座虽然破旧，但仍不失往日恢宏气派的王府大院里。那是“文革”中一个短暂的恢复正常秩序的年代，我和其他一些从父母的“干校”回京的同学，在这里上了“文革”后首批招生的高中，得到知识的滋养，这才能够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在这里上学时，我曾听班主任肖美老师讲过：这座王府，不仅徐志摩在这里待过，曹雪芹也曾在这里工作过。

　　令小石虎胡同名声在外的，是它的31、33号院，上世纪60年代前为7号、8号院。据记载，7号院在明代是延陵会馆，又称常州会馆或武进会馆，是江南举子进京科考居住学习的地方；明末，为东阁大学士、宰相周延儒的府第；到了清初，这里又成为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的府邸。因清皇太极的小女即十四格格恪纯公主下嫁给吴应熊，这里一直被人们称为“驸马府”，又称“恪纯公主府”。康熙年间，这里成了右翼官房；雍正三年改为右翼宗学，曹雪芹当教师就是这个时候。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大臣、学者裘文达入住这里。裘文达时任工部尚书，在此度过18个春秋直至病逝。道光二十年(1840)，这里成了安徽潘氏住宅；民国初年，是议长汤化龙宅，属财政部官产；民国十一年(1922)，经梁启超申请，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批准将此院拨予开设松坡图书馆第二馆。

　　8号院原为绵德府。绵德是清高宗第一子定亲王永璜之长子，乾隆十五年(1750)袭王爵，乾隆四十二年封镇国公，此处是他封镇国公以后的住宅。此院旧时也称“毓公府”。府坐北朝南，三进院落。府中北院，巍然屹立着一棵巨大的古枣树。树高达15米，干周长达3米，始植于明初，距今已六百多年，是北京的“古枣树之最”，人称“京都古枣第一株”。

　　清代曹雪芹在石虎胡同“右翼宗学”任教，是他隐居西山写出不朽之作《红楼梦》前一段重要的经历。清代的“右翼宗学”建于清雍正年间，为了加强对八旗子弟的教育，清朝政府在原吴应熊的“驸马府”建立了“宗学”。用现在的话说，应该叫官办的贵族子弟学校。在这之前，曹家因罪被革职抄家，回京归旗。曹雪芹在宗学里的具体工作，红学家有的说是助教，有的说是教师，因为曹雪芹是顺天府的拔贡，是经过朝考合格了的，故能到宗学任教。

　　那么，徐志摩怎么会住到一个清代的旧王府里去呢？这还要从梁启超创办“松坡图书馆”说起。1916年蔡锷将军病逝后，为纪念蔡将军，梁启超创办了一个以蔡将军的字“松坡”命名的图书馆，亲自担任馆长。“松坡图书馆”的主馆设在北海公园的快雪堂，分馆就在西单石虎胡同七号。这个分馆（也叫二馆）是外文部，收藏有梁启超从欧洲考察带回国的英、法、德、日文1万余册外文图书。

　　1923年初，徐志摩从英国回到祖国。他这次回来，本是为了追求林徽因，但林徽因已与梁思成订婚，徐志摩好梦未成，滞留北京，暂时寓居在石虎胡同七号的好春轩。梁启超也是徐志摩的老师，他曾推荐徐志摩去上海《时事新报》做副刊编辑，徐没有去。后经胡适、蒋百里推荐，徐志摩担任了松坡图书馆外文部的英文秘书。

　　对徐志摩来说，石虎胡同七号具有特别的意义。当时的社会正时兴私人俱乐部式的周末聚会，像徐志摩这样交游广泛的诗人，又是从西洋归来的留学生，自然常是高朋满座。经常来参加聚会的有胡适、陈西滢、林徽因、林语堂等作家文人，也有梁启超、林长民等社会名流。当时徐志摩感情上遭遇挫折，事业上也不太顺心，他排解忧愁的方式，就是在既有的社交圈子里，发起了以石虎胡同7号为俱乐部的聚餐会，每两周聚餐一次，作诗叙旧，唱和痛饮之余，徐志摩还经常表演京剧、昆曲，为宾客助兴。聚餐会后来逐渐发展壮大，演变成为著名的新月诗社。徐志摩在这里居住时，还曾写下过一首题目就叫《石虎胡同七号》的诗。民国二年（1913），8号院开办了蒙藏专门学校，培养来自蒙古、西藏、青海的学生。民国二十年(1931)3月24日，为扩充校舍和操场，蒙藏学校与松坡图书馆正式立契，以9000元现洋购下7号院，将8号院和7号院中间的院墙拆除，两院相通，学校分为东西两路建筑。西路有三进院落，主要由府门、正厅、过厅、后厅、东西殿、东西配殿等建筑组成；东路有四进院落，建筑包括大门、正殿、北房、东西配殿、东西耳殿。第三进院后院有一座石制元太祖成吉思汗纪念碑，是蒙藏专门学校为纪念元太祖建立的。

　　蒙藏学校成立后，不仅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民族英才，而且是革命者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1923年秋，李大钊、邓中夏等来校，在古枣树下，向少数民族进步青年传播革命思想。乌兰夫在这里读书时，就曾在他住的“东大寝室”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开过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