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燕勤 蹉跎岁月中的刘绍棠(外一篇)

前不久，西黄城根南街东侧正在紧锣密鼓拆迁改建，那里的石板房胡同24号是作家、画家曾任市文联主席管桦的故居，本想摄影留念，可是已经夷为平地，踪影难寻，深感遗憾。由此联想到附近的府右街西侧也在拆迁，光明胡同45号，也是市文联作家、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刘绍棠的（私宅）故居，也在此辖区之内。于是匆匆约上文友去寻觅。庆幸的是光明胡同还是原来模样，完整无损。据当地居民说，这里属于二期拆迁工程，5月份动工。45号红漆院门上了锁，由门缝而望，院内已久没人居住有些荒凉之感。尽管如此，我和文友还是兴冲冲地在刘绍棠故居门前拍下了几张照片。有趣的是，此时邂逅一对老年夫妇和我们不谋而合，也在门前拍照存念。目睹此情此景，思绪如云，不禁往事涌上心头。

出访东欧  布鞋为荣

刘绍棠是当代最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之一。1936年2月29日生于通县大运河畔儒林村一个普通农家。1948年参加革命。13岁以神童的美誉步入文坛，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文学才华得到更进一步展显，连续发表了小说《红花》》、《青枝绿叶》、《摆渡口》、《大青骡子》等作品。笫一本小说集《青枝绿叶》岀版后，他在入党宣誓那天献给了党支部。第二本呈赠给指导他为文做人的（时任﹚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他的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先生编入高中语文课本。50年代刘绍棠、王蒙、从维熙、邓友梅、被誉为四小天鹅之一。不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蒙受了22年冤屈和磨难。1979年刘绍棠冤案被平反昭雪。他虽受22年磨难，但对党的痴情不改，热情赤诚地维护和实践毛译东文艺思想，不计较个人恩怨，不趋炎附势。这就是刘绍棠的可贵之处。刘绍棠平反之后，笫一次出访，我荣幸见证他的风采。

那是1982年金秋，北京作协的4位作家：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张志民应邀参加中国作协组团，赴东欧进行外事文化交流活动。

作为工作人员的我，一大早就赶往机场送他们登机。当时，我在光明胡同接上刘绍棠之后，又到东四六条接诗人张志民，周到体贴的张志民夫人付雅雯大姐，不但为我准备了一份早点，还为另外一辆车上的工作人员也准备了早点，自然，我们心存感激。在候机楼等候登机的四位作家他们的冤案先后得到平反昭雪，个个精神焕发，衣冠楚楚，光彩照人。从维熙和张志民穿的是什么服装，因为没有什么明显的打眼之处，所以我记不清了；印象较深的是邓友梅西装笔挺，脚上的皮鞋锃亮，白衬衫的领子下边系着一根紫红色的小尼龙绳，绳子上还串了个精致的玉坠，随身佩玉有吉祥如意之说，究竟邓作家是不是取其意，那就不得而知了；另外一位便是体壮如牛的刘绍棠，虽已年届50，却满头黑发，不见一星霜花，头上脚下充满了活力。唯独他一身藏青色的中山服和脚蹬内联升的千层底布鞋，虽说令人注目，但时下正是西装热，大有不合时宜之嫌。

“刘老师为什么不穿西装？”我不解地问道。 他脱口而出：“中山服是我们的国服，布鞋是我们民族的特色产品，老外见了照样羡慕不已。”

刘绍棠此言不虚，约是20天后，我们又到机场接出访归来的四位作家。刘绍棠一上车仍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和我讲国外见闻，其中又提到了他的中山装和布鞋，他说，“我这身中山装在异国的大街上特别引人瞩目，好多老外常常驻足观望，尤其在南斯拉夫的文艺座谈会上，见到了曾经在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而走红的男主角，他说他喜欢中国，更喜欢和中国人交朋友，夸我是地道的中国人。谈到我脚上穿的布鞋，这位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男主角更是兴趣盎然，他说他参加过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在中国首映式和观众见面会，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款待，回国时，在中国朋友的陪同下还特意到大栅栏的内联升买了好多双千层底布鞋，以备送给亲朋好友。他还告诉我，他们国家只有上层人物在社交的场合时才穿中国布鞋，布鞋是上层人物的时尚。”至此，绍棠脸上流露着引以为荣的神色，他不无幽默地说：“难怪在大街上有好几次拦住我的老外要用崭新的皮鞋换我的布鞋。早知如此我不如多备几双布鞋，换几双好皮鞋了。” 据我所知：毛泽东当年访苏时，曾赠斯大林一双千层底布鞋。斯大林不无赞美地说：“这是世界上最轻便最舒服的鞋！”

由此,我想起刘绍棠常说的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至理名言。

半壁江山犹可用，红帽随笔记蹉跎

1957年夏刘绍棠买下了西城光明胡同45号院。要说买房的初衷，还得从他结婚说起。

据报载：“上高中时刘绍棠就与同学曾彩美一见钟情，很快发展成恋人关系。上世纪50年代人们结婚较早，从北大退学后，在家人催促下，1958年8月刘绍棠与曾彩美结婚。当时刘绍棠的父亲在前门鲜鱼口玄帝庙胡同租了三间小房，全家九口人都住在那里，再加上新婚的刘绍棠夫妇，实在是挤不下了。刘绍棠曾向团中央、中国作协等申请住房，一时又难以解决，为解燃眉之需，在朋友们介绍下，才在光明胡同买了房。”

其实，刘绍棠在此没住多久，就被划为右派，四处劳改，最后回到了生身之地一一通县儒林村。刚进村口时，遇到一位长者的那一幕令绍棠感念难忘。长者语重心长地说，爷儿们！咱们别只看三指远，早晚国家有想起咱爷儿们的那一天。绍棠心灵受到莫大宽慰，增加了巨大的活下去的热力。后来，果然被言中了，可惜那位长者没有看到这－天。虽然家乡生活条件远不如城里，可是有乡亲们的看顾和保护，并设受太大的委屈。有一次贫农王二哥带领下放干部去割草，每人割多少要记账，王二哥认识秤，但不会写字，于是让刘绍棠当账房先生。刘绍棠便坐在大树下看书看报，等他们把草送到面前。其中有位下放干部便大喊大叫不公平，凭什让贫农干累活，反而让右派干轻活。生产队的人说，你能跟他比吗！他是我们村几代人也没出过的作家。更庆幸的是在农村虽然艰苦一些，却躲过了“文革”一劫。“文革”后，光明胡同管片民警告诉绍棠：市文联8·23事件那天深夜，由民警护送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的老舍时，那个民警就是我，路过光明胡同，我对他说，刘绍棠就住这个院里，幸亏他走得早，不然头一批就得把他打死。刘绍棠在22年磨难中，作为印尼归国华侨的妻子曾彩美不离不弃，而且关爱有加，比如，刘绍棠有烟酒嗜好，曾彩美便买上好烟好酒由光明胡同骑车送到通县的儒林村。曾老师对他的爱，可谓世上少有。刘绍棠划右后，曾老师因为拒绝和他离婚，而丢了党藉。

中风偏瘫后刘绍棠不能自理，曾老师帮他穿衣起床和脱衣睡觉。有一次我接他去看病，正值隆冬，寒风呼啸，曾老师给他添加棉衣，可是一时没有穿上，病后刘绍棠情绪有时失控，他声言色厉地喝道：“你怎么这么笨？连衣服都不会穿！”曾老师一声不吭，最后还是给他穿上了。由于刘绍棠除了半身不遂之外还患有糖尿病，曾老师还特意学会了注射。刘绍棠每次饭前都要由曾老师给他打上一针胰岛素，除此之外，还得辅助刘绍棠洗脸、刷牙、洗澡、擦身。他外出参加活动，曾老师随侍左右，推着轮椅送他进入会场。刘绍棠偏瘫后所写的三部长篇小说和两部随笔的稿子，由于受病痛的影响，字迹潦草变形有时难以辨认，都是由曾老师抄写草稿寄出的。被公认为具有传统美德的贤内助。1979年刘绍棠冤案诏雪，他才重新回到光明胡同居住。此前只是父母和妻子、儿女居住。平反后，刘绍棠焕发了笫二青春，文思泉涌，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写作。几年间，写出了数十部长篇和中篇小说。成为新时期最高产的作家之一。

1979年，我调入市文联。由于工作关糸，经常来光明同45号。虽然这里是独门独户，但不是四合院，因为没有北房，以南房为正，东间是卧室，中间是客厅，西间是书房，被刘绍棠称为“蝈笼斋”。书房南墙有一条幅，刘炳森赠给刘绍棠的隶书：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书桌紧靠北窗根，桌子右端放着一摞手稿和报刊杂志。室内光线很暗。东厢房是他父母居所，西厢房是厨房。几年来刘绍棠在这里都是超负荷运转，身体每况愈下，他全然不放在心上，总认为自己的身体基础好，不会有大碍。

1988年8月8日早8点，我开车接已是北京市人大常委的刘绍棠，到市委去开会。他一上车就呕吐，我连忙递给他一个塑料袋，结果也没吐出来什么、但样子很痛苦。于是我建议说，刘老师咱先到同仁医院看看病，然后再去开会吧？他固执地说，我昨天晚上吃的不合适，又着了凉，不会有大毛病。再说今天的会议很重要，不去不合适。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这病说来有时也很怪，他说在会上他作了很长的发言，也没异常反映。然而，回家之后，下午3点就住进北大医院，又转宣武。经过奋力抢救保住了性命，却落下中风偏瘫。我常想，那天早上的呕吐，会不会是脑中风前兆呢？如果早去同仁医院……可是历史没有如果。他出院后，我曾向他提及，他只是哈哈一笑。事后我才得知，中风预兆岂止出现过一次，只是他未必知晓而已。45岁那年，他有时就觉得累，可是他性格使然，争强好胜不服软，48岁发现糖尿病，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体在走下坡路。但在公众场合，被人一抬一哄就忘乎所以，不自觉地扮演着“燕赵悲歌之士”，老酒一喝就是八两半斤，不少的挚爱亲朋没少劝他要节制，一年当中半年写作，半年玩，可他把这些金玉良言当成了耳旁风。他调侃地说：“我写完这12部长篇，我就减肥穿牛仔裤，我跳健美操、迪斯科。”日常马不停蹄地参加活动之外。他每天都把自己关在“蝈笼斋”，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写了一部又一部小说。中午饭菜凉热一热，填饱肚皮，又进入写作状态。同时每天要把两盒以上的烟卷吸进肚里，即使有不适的症状，烟酒仍不肯减量。偏偏要等把12部长篇写完才肯去就医。大病铸成悔之晚矣。

刘绍棠中风偏瘫后，并没有停止写作脚步，1994年搬到了和平门被他戏称红帽子楼里亦如是，他豪迈地声称：三军可以夺帅，不可夺志。在任何气候温度下，我都不变颜、变色、变相、变形，更不会“左”有利时“左”，“右”时兴时“右”，左右逢源。“天不灭刘，坍我半壁江山，但留下了有用的右侧，8年来，健康人干多少活，我这病残之身也干多少，甚至还要干的多些。我不想当什么十佳百强，但我敢宣称自己是个够格的共产党员。”

刘绍棠48岁那一年，给胡耀邦的信中写道：我向你保证12年里，要写出和出版12部长篇小说，现可以祭告耀邦同志在天之灵，我虽然只残存了“半个身子”，但是还提前一年完成了这个计划。

1996年4月11日刘绍棠又被查出肝腹水，腹胀如鼓压迫心脏、呼吸困难，才不得不住院。病情稍有好转，便在病床上又开始一心不二写长篇小说《村妇》。由阴阳界归来之初又写出了著名随笔《被判死缓》，他依然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力争写出13、14、15部长篇小说。

1997年3月12日刘绍棠辞世，年仅61岁。

刘绍棠的骨灰埋在大运河畔。大运河水，涛声依旧，伴他长眠，他那田园牧歌式美文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

刘绍棠于1936年2月29日生在通州，今年是他涎辰75周年，特撰此文，话当年。

北京作协的作家们和现任主席刘恒

说起北京作协有无尽的话题，“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林斤澜说：“从作协成立到今天，我一直在作协工作，现在离休了也没有离开。这是宝地，是笔杆子的‘一亩三分地。’正好在北京，有千年的滋润，有十方的风光。在那些风云乱渡的年头，这‘一亩三分地’也龟裂龟缩，清苗割除，老树枯萎，谁知刚一转身，刚喘过气来，立马看见泥土暄活，又一代精英破土而出。”这是作协真实的写照。

上世纪70年代末，我调入北京文联工作，那时，文联刚刚恢复不久，百废侍兴。但北京作协的发展之快，阵容之强大却令人注目，没多久就形成了驻会专业作家群，老作家有：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雷加（东北作家群）、杨沫、管桦、阮章竞、草明、古立高、皋向真、李方立等；中年作家有：王蒙、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50年代被誉为四小天鹅，在文艺的新时期佳作如井喷﹚、浩然、林斤澜、赵大年、张志民、葛翠琳、刘厚民、李学鳌等；年轻作家有：张洁、谌容、陈祖芬、陈建功、刘心武、刘恒、刘庆邦、史铁生等。有的作家在革命年代或和平时期，在中国文坛上都留下光辉的篇章，为繁荣发展首都的文艺创做做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比如，杨沫的《青春之歌》，管桦的《小英雄雨来》，以及他写的儿歌，伴随着几代人成长；《青春之歌》被后人评为10大红色经典长篇小说之一；杨沫临终时把剩余的稿费捐给了现代文学馆。再比如，雷加是延安时期报道白求恩的笫一人。他们当中好多人都是全国和北京市人大、政协委员或常委；有的还担任过各大期刊主编乃至文化部长、全国作协领导。在和他们相处日子里，他们的优秀品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比如，80年代初，市文联在办公楼的后院，建成笫一批宿舍楼时，老作家萧军、杨沫、管桦等联名给党组写信，鉴于司机同志们的工作特点，经常早出晚归，加班加点，工作很辛苦。建议文联党组优先解决他们的住房。当时，很多老作家、老干部平反后，落实政策也急需住房。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党组还是采纳他们的建议，使司机的住房和工作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老作家们见利温良恭俭让，好事当前，先替底层工作人员打算的高尚风格，确实令人感动。再比如管桦参加活动时，总是先问东道主：司机有休息的地方吗？中午司机在哪用餐？一一落实后才步入会场。有人说，管主席对司机真好！他笑吟吟地说，这是萧老留给文联的好传统，我们不能丢。在这个不尚读文学作品的年代，青年人单知管桦的墨竹为京城一绝。据说有人向他求画后竟然拿到市场上卖钱，管桦得知却说，我既然把画给了人家，那就是人家自己的财产，卖多少钱均与我无关，再说也许人家生活上遇到了难处迫于无奈而为之。管桦这种宽厚侍人风范，一直传为美谈。仅举几例，也可能挂一漏万了。说了以上作家，再说现任作协主席的刘桓。

刘恒，早年以他的小说《伏羲伏羲》和《黑的雪》以及据此改编的电影《菊豆》和《本命年》而闻名。后又根据他发在《北京文学》的中篇小说《贫觜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成同名的电影、电视剧、评剧，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情趣，尤其是电视剧播出后，红遍了大江南北，深受人们的喜爱。深得文学界好评，先后获首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和首届老舍文学奖。此后他便成了北京作协的驻会专业作家，并当选为继阮章竞、刘绍棠之后的笫三任市人大常委、北京作协主席、全国作协副主席。然而，在他功成名就的背后有几件少为人知的小事令我至今难忘。。

我来文联的笫二年，又去《北京文学》工作，听说有位北京212汽车制造厂的青年工人调到《北京文学》当了编辑，这个青年就是刘恒。当工人时他就经常给《北京文学》写稿，调到编辑部后，更是如鱼得水，一边当编辑，一边写小说。他写的《狗日的粮食》在文坛引起轰动。我在和他交谈中得知，他的家乡是京西农村。那里是贫困山区，不仅没电而且缺粮。耳闻目睹了太多的苦难，他把自己的感受写成了《狗日的粮食》。他说，贫瘠的农村连名字都是贫瘠的，很多女人都叫豆。他的母亲叫稳豆。他把听到的看到的老辈人的苦难描绘出来，在女主人公前面加上“菊”字，就成了巩俐主演的《菊豆》。当然，他写小说并不像我所言的那样轻松，创作的激情经常使他废寝忘食，如醉如痴。有一次，刘恒吃完早点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小说。爱人把给他做好的午饭放在锅里，临上班时叮嘱他：中午只需点上火热一热即可用餐。然而，当爱人晚上下班回来之后发现饭菜原封未动，依然放在锅里。再一看，他仍然在伏案疾书，两眼红红的似乎刚刚落过泪。不禁一惊，不无怜悯地说：你怎么中午不吃饭呢？他说：忘了，再说也没觉的饿。后来爱人经历的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我得知后曾问他：忘了吃饭也就罢了，为何写小说还要落泪呢？他说：自已都不感动，如何感动读者。难怪，凡是一个成名作家大概都有此一说吧。我曾在和平门红帽子楼前多次见到刘恒的爱人，透过言淡举止，她确实是个相夫教子的好女人。虽不是名门闺秀，自幼生长在平民家，同样有许多令人为之动容的故事，据我所知刘恒的《贫觜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有的素材就是出自他爱人的娘家。当然，更有刘恒曾生存在北京小平房多年的影子。我退休后也曾听我所在社区工作的人说：她的住地刚好与刘恒母亲为邻，刘母是党员，也曾在街道工作。住房拥挤不堪，刘恒便和他父亲一起搭建一间有模有样6平米左右的小平房。屋里四白落地，一张书桌和双人床紧挨着，书柜见缝插似的在床和墙之间，除了在书桌前放把椅子再也放不下别的东西。刘恒从海军转业到结婚，一直住这儿。至于“张大民”屋里还有树，那也是笔者两次搭建小平房亲身经历，一次屋里有电线杆子；笫二次屋里有棵香椿树。每逢下雨顺着电线杆子和树身流水。后来多亏朋友帮忙才解决了这个难题。这似乎是题外活，但这是“张大民”生存空间的普遍性。

刘恒为了躲避干扰，有时就到朋友闲置的小平房去写东西。每次临行前，他要买好多方便面，写饿了，用电炉子煮包方便面吃，写困了，往小床一躺便睡，有时半夜醒来又接着写。无论夏天的酷暑、蚊叮、虫咬，还是冬天的严寒，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写小说的坚强意志。刘恒好作品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前些年，有些期刊编辑部，为了向名家组稿，往往选择风景秀丽、环境舒适的宾馆举办笔会。刘恒说，条件那么好、自己却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你说怪不怪？为了不辜负人家的美意，为了盛情之下不能掉链子，他常把事先写好的稿件带到笔会上。

后来我又调回市文联，与刘恒见面的机会少了。有一天机关党委安排刘恒参加无党派人士会议，会址在怀柔，我去送他。已是很有名气的刘恒，依然没有以名家自居，一路上我们交谈了很多话题。到达会址已近中午，他让我和他一起吃饭，饭后我要返回机关，他匆匆由楼上赶来道别，并把分配给他一袋水果放在车里，他说：老哥带回去给孩子吃吧！

近年来我时常写些有关北京作家、艺术家的小文章。每次遇到刘恒，他都说在报刊上看到了，显然很为我高兴，并给以热情的鼓励，让我持之以恒地写下去。为了尽快提高写作能力，为了尽快提高文章质量，我萌生了向他讨教的欲望。于是先后三次把六篇小文交给他指正。第一次是一篇写1976年，我和爱人亲历由于唐山地震波及北京时，发生在与邻里之间的往事。没想到百忙中的刘恒，第二天早晨便打来电话，让我到传达室去取。展开一看两千字的文章居然有四十余处批改，小到一个标点，大到一段话，使文章变得简洁了，也显得生动活泼了，增色不少，不愧为名家之笔。他还前后给我写了三封热情洋益的书信，信中主要讲为文之道。在北京作协成立30周年之际，我把珍藏了十多年，并当做为文之道秘笈的书信公布于众，愿与诸君分享。信，言简意骸如下一一

老段：

此文不错，有色彩，也有感情。我胡涂抹了几处，你若认为不合适，改回去好了。文章之道，全在自悟，外人的指责是次要的。望老兄继续前行，写出美文来。只强调两点。一是标点不严瑾，应加倍重视。因为它关系到文章的顿挫与节奏。二是避免重复。字词重复不用说了，关键是避兔意义上的重复，不如此文章不能清洁。如果难以判断重复与否，就先省略。如果省去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及一段话，仍可表达清楚就坚决省去。省略日久，相信为文之道便可清晰了。望老哥一试！

第二封信写于1998年1月4日晚。

老段：

一直忙，刚抽空看罢你的稿子，望谅。三篇中《苦乐年华》材料最多、却乱，要重新组织一下。《奶奶》一文最真，但材料又薄了，不能多找几个侧面吗？《代笔》弱了一些，不知管先生对此文有何看法，拟稿一事私下可博人一笑，一旦公开却有些不妥你说呢？管先生自己不在意也就罢了。你的文字清爽多了。仍有可指摘之处，略述一二如下：

1．标点不确。尤其不善用逗号，应警觉。

2．叙述中的感叹，比如对人品的赞美，总是一个调子，一种语汇，应当想办法换口味了。

3.不论对人对事，写不出来不硬写，要厚积薄发，还要选好角度。

4．笫一人称“我”也要换一种叙述口吻，不要总是介绍自己的司机身份，以此破题把文章搞“乏”了。可稍稍退远一些，以一个成熟的写作者的口吻公布自己的所见与所思，文章的品位将大进一步不信你试试！

不多叙。祝这老兄前进前进，向前进！

刘恒顿首

每每读此批改文章及信函，不禁感慨良多。自习之以来得到这么真诚而具体地指教，实在难能可贵。我虽然年长刘恒几岁，但他仍不愧为我的良师益友。他给我的书信字字如春天的甘露洒落在心田，受益匪浅。尽管小文还不尽如人意，存在着这样的缺点或那样的毛病。凭着对文学的热爱与追求，我有信心、有毅力沿着他指引的方向走下去，直到地老天荒。天道酬勤，2005年，可谓双喜临门，散落在报刊的小文章受到一家出版社的青睐，为我结集出了书。同年据说以全额票通过，我加入了心仪已久的北京作协，圆了文学梦。我深知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虽然已是年过60，但不用扬鞭自奋蹄。蹒跚学步的文友们，若能从两信中有所收益，也是我值得高兴的事。

“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北京作家协会的作家们和现任主席刘恒。

在北京作家协会成立30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献上珍贵记忆，美好的回忆，我想，这也是最好的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