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芳 拭去地狱的痛站起来（二）

此后，杨光成了宋家的常客，她的快乐和自信慢慢感染着、改变着宋学文，萎蔫的生命一点点焕发生机。

依恋、思念、爱慕，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感觉在宋学文心中悄悄滋长，而且愈发强烈。他怀着矛盾的心情给杨光写了一封信，婉转地表达了一个残疾人想爱又不能爱、不敢爱的痛苦心理。宋学文忐忑不安地等了6天，一封滚烫的回信在他眼前展开：“不知你有没有玩过一种‘闯关’游戏，只要你闯过一关，你就会得到一个奖品，但是下一关的奖品却更加丰厚，更加充满诱惑力，激励你继续下去，取得最后一关的大奖。但你也要随时做好心理准备，每一关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不知你是否有胆量向它挑战？”宋学文当然明白这个暗示的真正涵义，他有勇气夺得最后的大奖。

3月，宋学文即将去北京进行每年一次的例行复查，一想到离开杨光，独自回到满载痛苦记忆的医院里，他就心酸地想落泪。杨光经过短暂的考虑，毅然辞职陪宋学文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宋学文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明白杨光此举意味着什么。杨光说：“从我决定踏上火车的那一刻起，我知道，我的命运从此就和你连在了一起！我不管这么做对不对，也不管其他人怎么看我！我再也无法忍心让你独自去承受各种痛苦，那对我也是一种折磨。我希望我能带给你快乐，并分担你的痛苦。”杨光扑在宋学文身上，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在医院里，杨光日夜守护在宋学文身边，帮他穿衣服、洗漱、端饭端菜、倒屎倒尿。两人一起下棋、聊天、听音乐，有杨光相伴的每一天都是惬意快乐的，就连枯燥痛苦的检查也变得轻松了许多。

受伤以后，宋学文自惭形秽，最怕见人。有一天，杨光让宋学文陪她上街购物，给她拎东西。宋学文想：我怎么帮你拿东西啊？可又不好拒绝。满大街的人都像看怪物一样向宋学文投来怪异的目光，巨大的压力挤压得宋学文透不过气来，他的身体竭力后仰，似乎离杨光近一些才安全。杨光旁若无人地指着各种音像制品大声地和他说这说那，宋学文慢慢被眼前五光十色的世界吸引了，他喜欢这种喧嚣与繁华，旁观者的眼光也就不太在乎了。

受伤后宋学文对于未来没有太多的设想，但自从杨光走进了他的生活他就不能不想这个问题了。受伤以后，单位每月发给宋学文工资和护理费共800元，而每个月的水费、房费等各种费用就要100多元，他承受不了。他委托母亲去找公司领导，希望能增加护理费，再出资帮他安上假肢，以便重新站起来，生活基本自理。母亲往公司领导办公室跑了上百次，低声下气说尽了好话，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宋学文也多次去找领导，得到的答复只有一个：必须拿到医疗终结才能解决问题。但辐射病是终生潜伏的，根本没有所谓的医疗终结！

为了维护男友的权益，帮助他实现站起来的梦想，杨光决定带着宋学文去上访、上诉。1999年7月26日，宋学文和杨光再次来到了北京。在北京解放军307医院医生的特别关照下，他们住进了医院的招待所，每天每张床25元。宋学文只带了1000元钱，要在北京打持久战，这个住宿费显然是无法长期承受的。第二天，杨光寻觅了一上午，终于在西四环的沙窝找到了一处出租房，一间不到7平方米的小屋，每月租金350元。

这一年夏天，北京街头的上班人流中出现了一对年轻人的身影，清瘦的女孩推着轮椅上的残疾青年匆匆赶路，这就是杨光和宋学文。他们先后去了全国总工会、残联、劳动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化工部中石油信访办、国务院信访办等相关政府部门，平均每天要走六七十里路，由于不熟悉地址，很多时候都是白跑冤枉路。他们没钱打出租车，再远的路程也是靠双脚去丈量。到了办公大楼门口，90多斤的杨光就把相同体重的宋学文背在身上。趴在杨光背上，宋学文能清晰地感觉到她的脚步越来越沉重、迟缓，全身在发抖，力气在一点点耗尽，可她仍旧咬牙坚持着。把宋学文背上楼，她再返回楼下搬50多斤重的轮椅，完成这一套程序，杨光每每累得几近虚脱。

不久，杨光的脚就因为劳累变得浮肿、还打起了血泡。杨光那双“松糕”凉鞋也断了鞋带，她索性剪去鞋带当拖鞋穿，可这下脚更累了。宋学文心痛不已，每天晚上都要将杨光的脚抱在怀里细细地按摩：“我俩就剩下这一双脚了，可一定要好好保护它们啊。”杨光不由感动得珠泪涟涟。

盛夏的北京酷热难耐，宋学文再渴也不敢喝口水，他身体循环面积小，易排尿，杨光每次背宋学文上男厕都挺难为情，所以宋学文自觉地尽量少喝水。杨光担心他中暑，不允许他控制饮喝，就买了一个尿壶背在身后的背包里。

上访的结果并不乐观，最后，他们找到了国务院信访办——这是他们此次上访的最后希望。

接待人员看完宋学文的材料后，给他写了张条子，让他们去找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让他们给予处理。这张纸条还真好使，只用了4天，中国石油天然气的领导就召来了化建公司要员，并通知宋学文去解决问题。

宋学文满怀希望而去，听到的却依然是旧答复，双方再次发生了争执。公司领导意欲阻止他们在北京给自己添麻烦，执意要带他们回去。宋学文灵机一动，以要在北京看病、访友为由，声称一星期后回去解决问题，这才逃出了中石油的大门。

上访之路行不通，宋学文又转而寻求法律途径。杨光让宋学文歇歇，自己带着他的全部材料和照片到京城各处的律师事务所咨询。经过几天的奔波，终于找到两位律师愿意共同代理宋学文的官司。考虑到他的困境，律师自愿少收一部分受理费，只要25000元。

即使是25000元对宋学文来说，也是个不可承受的数目。宋学文的母亲得知这个消息，不惜借高利贷为儿子凑钱打官司。宋学文上访期间妹妹因病住院，宋学文的母亲每借一元钱都要分一半给病中的女儿。

杨光和宋学文的处境更为艰难。有一天，他们手里只剩下2块4毛钱了，无比焦急的宋学文想到了去乞讨。他将这个想法告诉坐在炉子旁边织毛衣的杨光，杨光停下手里的活，吃惊地望着他问：“难道咱们只能这样吗？”杨光在给邻居织毛衣。邻居见杨光给宋学文织的毛衣花色新颖，大小合身，就买了几斤毛线让杨光给织几件，邻居当然不会让杨光白受累，执意每件给她50元手工费。“我明天就去！”宋学文断然给自己下命令，生怕过一会儿勇气泄了改主意。乞讨，说白了就是要饭，只能厚颜无耻地靠别人的施舍过活吗？他心里也很矛盾，可是没别的路可走了，眼下糊口是首要问题，自尊、颜面通通后退。

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出租屋的灯亮了，杨光给宋学文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旧毛衣和旧裤子，又把一小瓶二锅头塞进宋学文的裤腿里，叮嘱他天气凉了，冷了就喝两口暖暖身子。然后，杨光推着宋学文穿越深沉的夜色来到了翠微大厦前面。宋学文催她先回去，晚上再来接自己。杨光犹豫了一会儿走开了，她没有走远，而是转身上了过街天桥居高临下看着他。她看见街上的行人渐渐多起来，宋学文吃力地靠近阅报栏，阅报栏前的人散了，他又滚动轮椅迎着两个女孩挪过去，女孩绕开了，杨光的眼泪不知不觉扑簌簌落下来，她一狠心回去了。一上午，宋学文一次次鼓足勇气说出难以启齿的请求，全部收获也只有半根烟头儿。

宋学文的情绪非常低落，他不知道自己当下的生活该何以为继，让杨光陪自己吃这份她本不该吃的苦他更是有千万个不忍。杨光没有丝毫的抱怨，她更愿意将种种苦难看作上苍对两人的考验，只要并肩闯过去定是柳暗花明的。

杨光写了几十张手工编织毛衣毛裤的广告宣传单，并把这些小广告贴到了租住地方圆两站地以内的路边显眼处。随即，登门送毛线的人络绎不绝，杨光开始没日没夜地织毛衣，累得腰酸背痛也没有一句怨言。在三个多月里，她织了80多件毛衣毛裤，也因此落下了病根儿，时常颈椎和后背痛得睡不着觉，这也成了宋学文心里永远的痛。

宋学文和杨光苦苦煎熬、苦苦等待。由于当时我国没有核辐射赔偿标准，2000年11月16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交通肇事罪的赔偿标准对此案做出终审判决：吉化建设公司赔偿宋学文487873元。

尽管赔偿额并不令人满意，但这场艰难的索赔毕竟以胜诉画上了句号。宋学文看着用健康、奔波和着血泪换来的支票上那一串数字，并没有欣喜若狂。他付了10万元律师代理费，还了10几万元的高利贷，杨光又带宋学文去武汉花20万元安装了假肢。巨款从手里流过，他们又回到了从前的清贫。好在事实证明贫困压不垮两个羸弱的肩膀，只会使两颗心靠得更近、更坚毅。

安装假肢后的宋学文，开始努力尝试着练习站起来。

杨光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冲破世俗观念走入一个重度残疾人的生活，这份惊世骇俗的姻缘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的。

杨光家住在吉林市乌拉街县，父母都是农民。杨光和母亲最贴心，早在她陪宋学文去北京复查之前就把男友的情况告诉母亲了，善良的母亲流着泪叮嘱：“你可不许对不起人家啊！”不过，杨光父亲这一关就没这么简单了，杨光父亲向来脾气暴躁，说一不二，所以杨光和母亲一直严守秘密。宋学文设想了无数次走进杨家的场景都是尴尬的、愤怒的，可是再丑的女婿也得见未来的岳父啊，宋学文怀着复杂的心情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元旦之前的一天，杨光的母亲见丈夫心情不错，就和他说了女儿交男朋友的事，还把宋学文的照片递给他看。老人的脸色顿时晴转多云，他沉默不语，悄悄熄了灯，一个人坐在黑暗里一直到天亮。他在屋子里坐了三天，哭了三天。三天之后老人表态：“孩子都大了，有些事就自己拿主意吧。我不怪谁，但不应该一直瞒着我。如果要是愿意回来，元旦就回来吧，我也想开了。”

元旦那一天，宋学文坐在开往杨光家的汽车上，心里七上八下的。杨光说：“有什么好紧张的！你就当自己是个正常人，坐车把腿坐麻了！别人抱你进屋，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她心里也是波澜起伏，五味杂陈。

司机抱着宋学文进了杨光家，坐在杨光父亲对面，宋学文搜肠刮肚地寻找话题。杨光父亲的目光投向他的下肢，又扫过他戴着黑色手套的双手，宋学文紧张得直冒汗。不过，他从杨光父母和善的微笑中看得出，他们是同情、怜爱他的，这已经大大超出他的预期了。就连杨光家那只特别厉害的京巴狗都扒着宋学文的“腿”，向他摇尾巴以示友好，杨光的父亲见状笑着对宋学文说：“狗不咬家人啊！”听了这句话，宋学文一下子如释重负。

在宋学文和杨光情感道路上遇到的最大羁绊来自宋学文的母亲。

起初，宋学文的母亲对杨光很好，但在杨光陪宋学文去北京复查期间，她们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有一天傍晚，杨光推宋学文在医院大院里散步，大雨骤降，来不及返回，两人赶快到附近的一座楼里避雨。那场雷阵雨洋洋洒洒酣畅淋漓地下了一个多小时，当他们回到病房时，宋学文的母亲已找遍了大院里所有他们可能去的地方，拎着一把湿淋淋的雨伞，怒气冲冲地回来了。“你们去哪了？下这么大雨不知道回来呀？”她吼道。“我们在隔壁的楼里避雨。”杨光小心地解释。“哪个楼我都去了，我怎么就没找着？走不告诉我一声，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你们当我是什么？”宋学文的母亲愤然把雨伞摔到了地上……

宋学文的体质差，怕淋雨感冒，母亲的担忧宋学文理解，但她对杨光说话的生硬态度，宋学文就难以接受了。杨光坐在床边，低着头缄默不语，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那一晚，她趴在宋学文肩膀上伤心地哭了。

宋学文原以为这只是母亲情急之下口不择言，不是真的对杨光不满，没想到，不久两个女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

回到吉林后，宋学文母子和杨光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宋学文母亲和杨光的交谈越来越少。本就不大的小屋放了两张床，没有轮椅行走的空间，宋学文只能整天呆在床上和杨光一起折千纸鹤、幸运星。盛夏的一天，母亲回乡下了，宋学文让杨光把自己的床拆掉，以便能坐上轮椅活动活动，两人晚上就睡在地上。这个举动激怒了母亲，她拿出坚决“捍卫领土完整”，“神圣主权不可侵犯”的架势，激情澎湃地给两人开了一场批斗会，弦外之音多是对杨光的指责与不满。在宋学文母亲不依不饶的逼迫下，杨光把亲手拆掉的双人床一点点拼装好，然后默默收拾自己的衣服，一件件装进旅行袋，拉上拉链。宋学文不能失去杨光，他一把拉住她的胳膊无力地哀求。“你别管我！放开我！”杨光第一次冲宋学文嚷了一句，里面夹杂着愤懑和委屈。宋学文一怔，陡然松开了手。杨光马上意识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太大了，哽咽着向他道歉。宋学文和杨光相拥而泣。

直到今天，宋学文也搞不清楚，两个同样善良温和、同样深爱着他的女人为什么格格不入？是因为自私偏执的母爱，不允许其他女人夺取她的“所有权”，还是对杨光真挚情感的怀疑，担心遍体鳞伤的儿子再受伤害？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杨光给了宋学文母亲无法给予的人间真情，在杨光的精心呵护下他的身体和心灵都在恢复。宋学文倍感欣慰的是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母亲渐渐看到了杨光性格中的闪光之处，也真诚地接纳了她。有一次，她给杨光买了一件蓝色上衣，冒着30多度的酷暑从农村给杨光送来，还说现在婆婆都给儿媳买这种颜色的衣服，可以保儿媳平安。宋学文和杨光都感动不已。

得到双方老人的认可，宋学文和杨光怀着美好的憧憬开始规划他们未来的生活。打完官司之后，化建公司收回了曾经分给宋学文的住房，宋学文和杨光居无定所，他们都渴望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安稳的家。2006年，宋学文和杨光在杨光的老家，乌拉镇农村建起了三间砖瓦房。宋学文每天都摇着轮椅去看房子的施工进度，设想着哪里放床、哪里放桌子……幸福的喜悦渐渐浮上年轻的脸庞。

2006年9月29日，这是宋学文和杨光永远铭记的日子——他们在这一天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城市晚报》、吉林市交通音乐台获知两人将结婚的消息，向社会征集为他们举办一场特别婚礼的点子，众多婚纱摄影馆、鲜花店也纷纷提供免费服务。最终，大家为宋学文策划了一场浪漫的湖心小岛婚礼。为了营造喜庆的气氛，婚庆公司还从云南空运来了88只蝴蝶，在婚礼上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