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踏沙 画家冯法祀先生

与冯法祀先生相识四十余年了。多少年以来一直想以冯先生为题材写点什么。可是每次拿起笔总是犯愁。生于二十世纪初的这位老人几乎一生处在多事之秋，神州大地上整个二十世纪没得安宁，前半个世纪动武的炮火连天，后半个世纪动文的斗争连年。总之是文武两手使得这位老人几乎一世不得安宁。后来神州大地之上明确提出不许折腾了，于是动用一切手段下大力气把折腾的苗头摁住。这摁的力量很大因此摁得很瓷实。那以后不要说动武的折腾，动文的也休想了。是不是这一来就万事大吉，冯先生从此顺风顺水了，像是还不尽然。经验告诉人们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公开的折腾比如在马路上妨碍交通警察会告诉你没你好果子吃。可是走在路上给别人使个绊子看人摔个鼻青脸肿甚至骨断筋折永远有人乐于此道。而这种事警察管不了据说当今的圣人们也拿不出好招。也就因此冯先生不顺心或是不痛快的事也就在所难免。冯先生资格老属于老革命，而许多令他不顺心或不痛快的事不是别人偏偏是一些老革命们干的。最严重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次给他戴了帽子。这种事当然不止一件。冯先生怎么办？我的印象是，这类事他早就看惯了。老先生比我大三十几岁，十几年前我虽已过不惑之年可是自我感觉仍是血气方刚，曾想学古人见不平拍案而起，写过一篇文章对某老革命的做法做不敬之说。文章不能不给冯先生看。冯先生看后先是笑，随后沉思良久终于说了句算了吧。意思是不说也罢。这种事很多，而冯先生的态度一概如此。举个例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老先生想去欧洲旅行，报批。报告由冯先生夫人亲手送到某位既有大名又有大权的老革命手里。大名人见冯夫人去了，问道:“你来什么事呀？”冯夫人说：“冯法祀想去欧洲，这是他打的报告。”大名人说：“拉倒吧！这么大年纪去什么欧洲？行了，报告你放那儿，等我什么时候有时间了看看。”就这样把同是老革命的冯夫人打发走了。数月后冯夫人又去找他。问：“冯法祀的报告你什么时候批呀？”答：“我最近很忙，你耐心等等吧。”半年过后冯夫人又去。问他：“报告你看了吗？”他像是很奇怪：“什么报告？你什么时候给我打报告啦？”冯夫人也奇怪了：“报告是我亲手交给你的，上次你让我再等等今天怎么连账也不认了？”大名人说：“有这事？不记得了。行了！那报告等我有时间了让我的秘书找找看。”这件事当年说起来冯先生脸上的表情是苦笑。后来再碰上这种事他脸上就既不苦也不笑而只剩漠然了。漠然，如果是别人的事，容易理解。而事关自己，漠然。大概只能说太多的无奈使这位老人经多见广而真正懂得了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了。

想起老先生，我总是觉得不写点什么就像欠着债，于是近来终于写了篇文章。根据老先生“不说别人的不是”这种哲学，写成，想让老先生看看。过去在红庙和老先生是近邻，我常去他家。近来我搬到通州，离他家远了。那天我到他家去，走到他家楼下，心里忽然忐忑。想到一个如此高龄的老人不知近来身体如何。恰好碰到熟人，一问，老先生已于不久前过世。忐忑，是因为想到他的年龄，想到自然规律，于是想到风中之烛。可是乍听说熄灭了，心里还是顿感沉重，以至两条腿沉甸甸的。想一想，这几年我一直打算趁这位见证了中国近一个世纪历史的老人在写点什么，一懒，老人已驾鹤西去了。

写成的文章，冯先生是看不见了。现在拿出来，是想到也许有人愿意多侧面地了解一下这位老人。若然，我的这篇文章就不是多余的了。以下原文照抄。

画家冯法祀先生

冯法祀先生是有大名的画家，与徐悲鸿、吴作人一起，被人誉为画坛三大老。可是溯源，冯先生是徐悲鸿的弟子。与老师一起被誉为“老”，大概不会与他在美术方面的成就无关吧。如今，徐、吴二老已作古，三大老就只有冯先生健在了。我对冯先生的兴趣，不是因为他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什么地位，也不是因为他是名角、大腕。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处事中有不少地方值得说说。先说大的或较大的，冯先生早年曾参加一二·九运动，是学生运动领袖。曾发动学潮，反将。这都需要胆识。因为这样做，无论什么时候都有风险。在这次运动中，他率领学生包围南京总统府，要求蒋委员长出府与学生们对话。在民主二字还很遥远的国度里，这样的事，手握大权的人急了，有时候会和你拼命的。所幸蒋委员长还算有气度，出府了，对话了。可是冯先生当初不满意，后来还是不满意，觉得那是敷衍。于是西行，经过一段时间，碰到向延安赶路的红军，加入了这支队伍。从此参加革命了。

无论身在何方，只要是在人群里，不是气味相投，而是有目的地联络一些人，拉拢一些人。从处事的角度说都是一种智慧。以我的眼睛看，稍有些阅历的人都有此智慧。冯先生的阅历不可谓不广，但恕我直言，就处事说老先生的智商像是不高。证据是不注重联络人特别是不注重联络位高权重的人。很多年前我以世俗人的心态和老先生聊天时说过此事。我说联络人是一种本事。这本事用处很大，即可趋利避害又可化祸为福。我曾举例说文革中电影界某巨头遭难于是给当时的国家总理周写信求告获铁券丹书。老先生当时摇摇头莞尔一笑。其实国家最高层的大人物老先生也认识不少。老先生非但不联络，有时还会有意避开。这个问题留到后面说，以下先从老先生的生平说起。

冯法祀先生字季贤，安徽省庐江县人。一九一四年生，他自幼喜爱绘画，于是后来便学了美术。他一生以绘画为主，又搞美术教育，创作之外，桃李遍天下。写这样一个人，应该懂美术，可是我不懂美术。没办法，只好舍本逐末，以期借一些小事勾画出冯先生风范之一二。

冯先生中等以上身材，偏瘦。他早年身体不好，于是拜了一位少林僧人学武健身，而且一学多年。武功如何，有件轶事不妨说说。大概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在北京，冯先生到位于东单的一家电影院去看电影。排队买票时与一个美国兵发生不快。那美国兵长得牛高马大，他欺冯先生文弱，大概以为先生手无缚鸡之力，以力逞强，十分无礼。冯先生从不欺负人，可是也不肯受人欺负。借用一句唱词，该出手时就出手。一下子就把那美国兵摔在地上昏过去了。如今九十多岁了，精气神旺盛，仍可见当年风采。健谈，有一次我见他在课堂上给作家们讲美术欣赏。不用稿子讲了近两个小时，讲得流利，生动。耳朵有些不好使了，但只要声音大些，他不用助听器仍能听清。他声音宏亮，底气足，不像九旬老人。说话常用雅词，用典；下笔千言，写东西常常不打稿子；思路敏捷，清晰；平时对人郑重，严肃，不苟言笑；喜爱读书。总的说他是一位典型的文化人。

我初识冯先生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冯先生的夫人张云仙女士在剧团里和我是同事，但是论年龄她比我大二十多岁。这位老大姐和气，心眼好。我很尊敬她。那时我家离她家很近，当时我还年轻，有一次在路上相遇，我见她买东西太多于是帮她拿回家。冯先生正好画完一幅画，我去了，冯先生便放下画笔和我聊起来。聊什么，现在记不清了，但冯先生待人以礼，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接触多了，我发现冯先生有个特点，对人，即使是晚辈如他的弟子，也总是以平等的态度说话。这样的为人，使人不能不敬重他。冯先生和我是忘年交，论年龄，他是我的父辈。但即使在我面前，他也总是很虚心。虚心的表现，是他喜欢听别人的见解。就是画了画，也总是希望有人能提点意见。前几年他已近九旬又到一个山乡去，而且画了不少写生画。我看画时他又征求我的意见。顺便说一下，我当年也喜欢绘画，油画、水粉画都画过。但那是画着玩。就绘画说我不过是个外行。现在他让我提意见，我当然提不出。这样的为人，有时也让我感到害怕。怕什么，怕自己的无知妄言在这位虚怀若谷的老人面前出丑。

虚怀若谷之外，冯先生另一特点是讲礼。表现是无论什么人去了，他总是让座。就是对晚辈如他的弟子也一样。弟子不止一个，有时人多了，他就让弟子们坐沙发，他坐椅子。这是因讲礼而屈己从人。这种事不少，再说一件与我有关的。我和冯先生很熟，因为熟，在他面前我就很随便，甚至放肆。可是，这责任不在我而在冯先生。可以说具体点，冯先生当年也抽烟，五十岁以后戒了。这之后他就对烟味很反感。我吸烟很勤，去他家也勤。有时烟瘾上来了，我只好忍着，或是到室外去吸。有一次，在一块谈事情，中间不好间断，烟瘾上来了，我忍着。可是冯先生眼尖，又善解人意。看出我烟瘾犯了，他笑笑，说：“你想吸烟了吧，吸吧吸吧，没关系。”还为我拿来烟灰缸。这之后，我忍不住的时候，就当着他的面吸烟了。据我所知，年轻些的人，大都不在他面前吸烟。我，可算是个例外了。

前面曾说过我和冯先生是忘年交，这“交”，也应该说几句，因为“交”，今日的风气下也已经今非昔比。比如，有目的地结交某大款可得酒肉之利，结交某权势者可以福及子孙。又语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我和冯先生之交，至少在冯先生一方，没什么“利”可言。我呢？冯先生家离我家不过百十步。因为近，我常到他家去。有时近饭时了，冯先生或冯夫人说：在这吃饭吧，我也就在他家蹭一顿饭吃。冯先生永远正襟危坐，就是吃饭时也一样。看着他的样子，我有时会想到他的为人。像是不食人间烟火。举个例子:若有机会和某权势者结交，猜想:今日诸君十之八九会趋之若鹜。冯先生特别，他从不刻意结交大人物。这也由来远矣。当年在红军中，他认识了不少不得了的大人物。比如当时红军中的最高层领导人。其中不少大人物也认识他。因为他是当时队伍中稀罕的大学生，画家。大人物自然也喜欢他。这些大人物何许人也？说几个天字号的：一是总司令朱德，据冯先生说那时这位总司令经常挑着担子走路，乍看与老农无异。他不仅知道冯先生，而且后来和冯先生很熟。二是委员长彭真，冯先生在北京地下党干事时彭真为冯先生的顶头上司。他可以和这些人拉关系却从未拉过关系。不和大人物拉关系，在冯先生是一以贯之。说来有趣，因为他是名画家，近来就有大人物也是当年的天字号人物主动和他拉关系，想和他一起在美术界出出名。冯先生居然婉拒。不刻意亲近大人物也就罢了，可是大人物来到身边却有意避开，在今天的世风下，我估计会有人疑心冯先生的智商。我总是觉得，冯先生多年潜心作画，其他方面的心思就用得少了。比如关系学，他全然是个外行。我曾以势力之心设想过他的一生。冯先生在大陆易主后多次受制于人乃至受害于人，作为老革命，他认识政界及军界的最高层人物。特别是认识市长及后来的委员长彭真，他的顶头上司北平易主后还曾召见过他。如果懂关系学，作为名画家，以画交之，举手之劳。而所得就会甚丰吧。这所得，还可以用更势力的眼睛看。是某些手中有权的人，如果想对冯先生不仁，就不能不先看看他背后有何许人也。话又说回来，如果那样，冯先生就不是冯先生了。

可敬之外，再说说老先生的可爱。有时候我总是觉得很有趣。我喜欢和老先生聊天，他虽然平时很严肃，但也有近乎忘形的时候。有一天他说起了七十年前那次学生运动，说起他如何带领学生们包围南京总统府，说得绘声绘色。我当时问他：“您这么做没想过有什么危险吗？”他看着我说：“什么危险？”我说：“您带人包围总统府，委员长急了怎么办？”他认真地说：“你怀疑他会对我们开枪？”我点点头，他肯定地说：“不可能。”我问为什么，他说：“在全国人民面前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他丢不起这个人。”听他这么说，我觉得这位老先生天真得太可爱了。

在这个世界上，天真的人总容易吃亏。因为他会把别人想象为天使。因此做什么事都没有防人之心。而这个世界上天使总是少之又少，把别人当天使的人就很危险了。远的例子，是冯先生五七年被戴了帽子。近的例子，是几年前冯先生有一笔钱，被一个能说会道且穿着军官服的“总经理”借去，可是有去无回。后来冯先生用钱，讨还，那人一拖再拖。后来就索性不理了。冯先生很着急，又生气。打电话，开始还说人话，拖着。后来人话也没有了，说:“要钱没有，你告我好了。”这种事，若是别人，我可能不管。但冯先生的事，我不能不管。于是跑法院，托熟人，总算帮他把这事了结了。

最后再说一点，冯先生喜欢讲理。这也值得一说吗？我看值得。因为有的人，官或别的什么资本大了，想同他讲理，难。因为他未必愿意讲理，也就不会听你讲理。冯先生喜欢讲理。表现首先是他愿意听别人讲，就是不同的看法，而且是由无权无势无名无位的人嘴里说出，他也总是认真地听。能认真地听别人讲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不仅要懂“理”，而且还要懂“礼”。说开了这是教养使然。现在说冯先生：教养有家教和师教。先说家教，冯先生的父亲十五岁由老家外出谋生到南京，以后凭勤奋好学而事业有成。他生有一女三子，除一子早夭外，一女二子都有出息。女儿冯法聪，后易名谷兰，字自芳。师从徐悲鸿，当年亦为画家。一子冯法震，字四知。为著名电影摄影师。其代表作有《铁道游击队》等。另一子便是冯先生。关于这位老老先生我自然没见过故所知不多。但冯先生家有把历尽沧桑的扇子一直珍藏。上面有一首老老先生题的打油诗：

戏题破扇子

团扇成型麦草编，

攘风祛暑抗炎天。

聘君五百人民币，

旧市东单虎癸年。

今日计之双八辰，

鳞伤遍体殊可怜。

打巴补拖连糊纸，

三次加工与周旋。

    诗后有小字：乙巳仲夏，八八老人于煤渣胡同六号。小诗写得趣味盎然。后注八八老人，其年应为八十八岁。老人子女们都有出息，可料想家教如何了。再说师教，冯先生受教于徐悲鸿，徐先生人品高尚，能有这样的老师，也是冯先生的幸运了

    写文章，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了个潜规则。即但凡写大人物总是好话多说。理论上我们承认人非圣贤，可是写大人物，尤其是有权的大人物。其言行，一定非贤即圣。没见何人说此人并非圣人。我是俗人，这规矩不敢破。但是写冯先生，因为他手中没权，我的胆子就大了。不妨破破这规矩。下面说一件他也跟普通俗人一样吃俗人饭干俗人事的故事。现在说起来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且说这一年上级给他这位教授配了一名助教，此人三十多岁，自然也是画画的。有一次，这位助教拿自己的作品请冯先生提意见。冯先生的最大特点是说话不会绕弯子。于是直率地指出这位后学者的作品之不足。如果想提高自己，这该是千金难买吧。可是不然，助教先生大怒，他说：你个右派，凭什么这么说我的画？冯先生平时对许多事都超脱得如圣人，这天却冲天一怒成了凡夫俗子。他一巴掌搧了过去。那位挨了打，先是一愣，继之想还手。大概听说过冯先生会武功，怕吃亏，而且理亏，只得作罢。无论什么原因，冯先生盛怒以至如此，总是有违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圣训了。

    文章写完了，可是一想，冯先生是个画家。对他的画不置一辞，像是不妥。但我已说过我不懂画。那就不置一辞，让别人去说也好。

2011年5月于北京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