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2日，清廷奉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1〕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突然结束了。

　　诏令既出，举国上下，有喜有忧。五天以后，上海维新派《时报》发文，盛赞“革千
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2〕。

　　一个月后，晋中太原县举人刘大鹏在日记中写到：“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见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如何，有可忧可惧之端。”〔3〕
 
　　可喜可贺还是可忧可惧？一朝一夕，恐怕还难以确定。1905年废除科举，不论在中华帝国历史还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或断裂点。而这次转折或断裂所影响到的历史时段，不是以十年甚至百年计的。
　　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下谕废止科考，在国朝历史上，科举可谓源远流长；在制度伦理与人文心理上，科举可谓根深蒂固。问题是，废止科举仅仅是废止一种考试制度或选举制度，还是由此废止了一种文明类型？而一纸诏令可以废除一种千年政教制度，是否也可以废除该政教制度塑造的人文心理？

　　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经历了世卿世禄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到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创置进士科，科举制度出现了〔4〕。隋朝“二科举人”、“十科举人”、“四科举人”，尚未形成制度。而唐代承隋制，开科取士，考试科目分常科、制科，还有武举：常科考试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等十余门，制科名目则有八十多种，武举项目分马射、步射、马枪、负重等。考生有来自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或州学、县学的生徒，也有自学成才“投牒自举”的乡贡。选举不仅看考试成绩，而且也看名门显贵推荐，并兼采时望。它上承两汉魏晋重名重行的察举荐选古意，下启两宋明清纯粹以文取士、一考定终身的科举制。

　　“科举之制始于隋，盛于唐，经宋、元、明、清，至清末方废除。”〔5〕隋唐是肇始期，两宋臻于完善，科举制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取士不问家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三岁为一贡，发解、省、殿三级考试，通过锁院、糊名、誊录，分科取士以进士科为主，制度齐备，这都充分体现了科举的公平合理精神。此后辽、金、元三朝，科举一度陷入低谷。明洪武三年诏告天下，特设科举，称“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清两代科举承宋元定制，且逐渐僵化腐化。例如，八股文定于明初，备于成化，如果说最初它还仍有积极意义，日久则禁锢人心、窒息社会、愚民误国了。清末内忧外患，朝野有志者，改革图强，大多发现了科举之弊。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新政立宪，科举制似乎已经到了不得不废的地步。

　　千年古制，十年改废。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应考十九年、刚被赐进士出身的康有为，痛斥科举使国人闭塞愚盲。过去闭关自守，愚弄国之百姓，尚可天下太平；如今海道大开，万国交通，竞逐富强，生死存亡之时，再以科举闭塞民智、窒息人才，亡国灭种，则指日可待。“……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国事危急，“立国育才，所关至大”，康有为提出了变通科举、兴办新学、徐废科举的主张〔6〕。此时西学出身的严复，也认识到中国不变法则亡国，而不废八股又不能变法。梁启超说得更明确：“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7〕

　　科举积陋已久，变科举、倡新学、开民智、求人才，在当时已有共识。庚子之乱后，清廷变法新政，封疆大吏张之洞(湖广总督)、刘坤一(两江总督)、袁世凯(山东巡抚)上奏，要求变通科举，其中张、刘会奏主张“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袁世凯则疏列十条，建议增实学科并逐年递减旧科中的岁、科、乡试名额。废八股、设特科、建立新式学堂，从变通科举到废除科举，从渐废科举到骤废科举，终于到光绪三十一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主稿，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同奏，请立废科举。待最后一根稻草压断了骆驼的脊背后，皇上只得诏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