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生于原高密县河崖公社孙家口村。因文革辍学，仅念过高小，务农多年。1976年参军，历任战士、政治教员、宣传干事，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和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学习。1981年起发表作品，著有《莫言文集》五卷，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酒国》、《红树林》、《檀香刑》等，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牛》，短篇《拇指铐》等。1997年转业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日报》社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当代著名作家。在莫言27年文学生涯中，创作近500万字，体裁涉及小说、散文、剧本，其中长篇小说8部，中短篇小说约百部。部分作品已有十几种语言的译本，数部作品在海内外获奖。本文单谈莫言与电影《红高粱》。

莫言在外工作30余年，与家乡有扯不断的情结，正如他在《红高粱》中所写：“我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家乡的风土人情、一草一木让他魂牵梦绕。写文章、当作家，是他年轻时的最大追求，据他当年的战友说，在莫言当了副连级宣传干事后，团里想提拔他为营副教导员，他说：“咱团里能胜任副教导员者不乏其人，但像我这样能写小说的不多，领导要看我还是块料儿，就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把我扶上马，再送一程吧。”1985年，莫言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

1986年3月，小说《红高粱》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发表，在我国文坛上引起轰动，被读者推选为年度“我最喜爱的作品”第一名。小说中高密东北乡的人和事深深吸引了张艺谋。同年7月，在《老井》拍摄期间，他从太行山拍摄现场赶赴北京，与莫言协商小说改编权问题，商定由陈剑雨、朱伟、莫言三人将小说《红高粱》改编成电影剧本。

高粱地在影片中不可或缺，张艺谋最想看到的就是大片红高粱。然而，现实情况却让他陷入困境，当时高密已没有了一望无际的高粱地。莫言说：“小说写的是过去的事情，高密种高粱是五十年代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农民连小麦都吃不完。”没有高粱地，电影就无法拍摄。莫言曾建议张艺谋到东北去拍摄，但张艺谋坚决选择在高密拍摄，并决定自己种高粱。他说，感动他的就是高密土地上那浓烈的气息，离开高密，电影就走了味儿。

当时，影片还没有得到生产指令，摄制组没有正式成立，拍摄资金也没有着落，张艺谋派副导演带原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凑的4万元资金，冒险在高密以每亩250元到300元的价格，与农民签合同种下100多亩高粱（后来又有追加）。如果影片不被批准生产，张艺谋即使倾其当时所有也难偿此债。

1987年夏天，《红高粱》在高密开拍。重要情节几乎都是在高粱地里拍摄的：电影主角“我爷爷”和“我奶奶”轰轰烈烈的爱情发生在高粱地里，“我罗汉爷爷”是在高粱地里被鬼子杀害的，鬼子是在高粱地里被杀的……红高粱就是本片的生命舞台。正是剧组和高密人的努力，观众才在电影上看到了激情飞扬的红高粱。

红高粱场景选在三个地方。一处是莫言的家乡孙家口，该村地处高密、平度、胶州三县交界，解放前此地是“三不管”地带。胶莱河自西向东从村后穿过，每年胶莱河发大水总要在两岸冲出几个大口子，该村正好坐落在决口附近，村名即由此而得。横跨胶莱河有一座石板桥，桥墩、桥面是青色花岗岩石条，古朴得近于原始。抗日战争时期，此桥是连接平度和胶州两县的咽喉要道。1938年3月16日，抗日民众就是在这座桥上伏击了日本军车，毙敌50余人，烧毁军车4辆，击毙日军中将中冈弥高，这是中国八年抗战史上抗日民众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之一。现此处被我市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立碑为证。“抢我奶奶”、“野合”、“伏击战”等众多经典场面在石板桥北及西侧四十多亩高粱地拍摄而成。

另一处高粱地位于原拒城河镇泊子村，村南是一片丘陵，沟壑纵横。张艺谋在此处与农民签合同种了五十多亩高粱，拍摄时动用两辆消防车“降雨”，附近约600多名村民充当群众演员，县文化系统30多名男同志扮演鬼子兵，拍下了“扒皮”及影片中最大的一个场景：天昏昏、地沉沉，泪在流、血在淌，黑压压的一群穷苦百姓被日本鬼子用刺刀顶着腰眼儿赶进了杀人现场。他们身后是一片即将收获的高粱，通红通红的高粱穗子像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把。摄制组在这里完成了高粱外景地最后一组镜头，五十多亩青纱帐全部被踩倒，高粱颗粒未收。

第三处高粱地在原双羊公社郑公村西、峡山水库东侧。当地百姓在水库堤坝边缘种了一些高粱，因水肥充足，高粱长势喜人。摄制组在此拍摄了“炸军车”、“我奶奶死”等镜头。

除红高粱外，影片还着重突出了高密酒文化。酒是高密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民间酿酒现象比较普遍。莫言清楚地记得故乡酒作坊里散发的阵阵酒香：“村子里就有3个酒作坊，每到春节，就有许多车来拉酒，那时候村里到处散发着酒香。”电影《红高粱》为观众展现出乡村酿酒的生动图景：九月初九是酒作坊烧锅生火的日子，“我奶奶”怀着好奇来到酒作坊，她想看看红高粱是怎么变成高粱酒的。当浓烈的高粱酒从酒糟中流出时，“我奶奶”的表情充满了无比的新鲜和好奇。片子接下来“敬酒神”的歌唱，充分体现了高粱酒文化之神韵。虽然电影中红高粱酒的酿造方法是一种艺术夸张，但片中的“十八里红”酒却给观众留下了难忘印象。

为拍摄好酒文化镜头，摄制组曾到高密“北大洼”一个酿“大槐树”牌白酒的作坊考察，作坊环境不尽人意。经筛选，把王吴水库岸边一农户庭院改造成造酒作坊。后又在距高密几千里路的银川市郊镇北堡搭了一个“造酒作坊”。对摄制组来说，外景地越多、越分散，就意味着影片成本越大、拍摄周期越长，但为了影片质量，张艺谋顶着只批给85万元拍摄资金的压力，尽最大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中“我奶奶”出嫁时坐的轿子。上世纪五十年代前，高密富户女子出嫁时多乘轿。“我奶奶”出嫁的路上，年轻力壮的轿夫们插科打诨、嬉笑挑逗的一段戏让观众忍俊不禁。这种类似于闹洞房的场景，莫言就曾从村里的老轿夫嘴里听说过：“抬轿子折腾新娘子，这种事确实是有的。如果女方或男方家里比较吝啬，给的赏钱不够，轿夫们可能就不高兴了，就这样颠来颠去，把新娘子颠吐了。”电影中那场载歌载舞的“颠轿”戏，就是张艺谋在高密民俗基础上创作的。莫言介绍：“这个情节在我小说中也是浓墨重彩，张艺谋又夸张了。”为了营造气氛，剧组拉了十几卡车黄土铺在路上。开拍后，演员在前面走，工作人员在后面用铲子扬土，气氛一下子被烘托起来。当年由巩俐扮演的“我奶奶”所坐的花轿，如今已被高密博物馆收藏。

《红高粱》电影上映后，引起较大轰动。影片先后荣获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大奖、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等11项大奖。有人对莫言说：“电影《红高粱》得了国际大奖，电影界一下子把张艺谋捧上了天。可是，没有你的原著，他能拍出《红高粱》吗？你觉得公平吗？”莫言坦然地笑了笑：“我的小说《红高粱》应该得到的都得到了，现在的电影《红高粱》也应该得到她所得到的。”

红高粱养育了作家莫言，他把中国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中国文化、心理、生命力等展现给了世界。红高粱地也滋养了张艺谋和他的剧组，他们借着高粱酒壮起的胆量，从高粱地这个起点，一路大步往前走，一直走向柏林，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