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国内对该奖指责的性质悄然发生变化，从“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变成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肉要吃，娘也要骂，为什么不？这从来就不是东方人的专利。历史上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诟病频频，首先大多来自西方人，因为东方人离它太远，起初资格不够。譬如高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美国就骂得不少，最厉害的抨击来自美国作家玛丽·阿拉纳。她说“应该彻底取消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偏见和狭隘长期占据这个奖。”最典型既“吃”又“骂”的当属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他尖刻的宣称，诺贝尔设立奖项对人类的危害程度，远远超过了他发明炸药的危害，但这并不妨碍萧翁去领奖，哈，他是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钱钟书先生历来轻蔑诺贝尔文学奖，有文章介绍，钱先生曾一一历数诺贝尔文学奖的漏评、误评之处，有理有据，言之凿凿。此说固然不错，但只会引起瑞典皇家文学院那帮文阀的窃笑：你骂你的，我评我的；说我们漏评、误评，我们一概承认，可惜你们（钱钟书之流）往往骂不到点子上，要由我们在今后用更明显的“错误”来加以补充说明。嘿嘿。

   一个偏安欧洲北部的瑞典，为何俨然成了世界文学奖项的魁首？且不说欧洲富有文学根基深厚的的国家，如英、法、俄、德，就连它瑞典周边的挪威、丹麦也出过易卜生、安徒生这样的文学大家，瑞典有过什么？莫名其妙！它虽然略输文采，却稍胜金钱，利用诺贝尔身后丰富的遗产，可以使全世界无数文人尽折腰。

    对一帮世界级的文学“巨星”（不言“泰斗”）慷慨颁一通奖，拉大旗做虎皮，权威性自然就有了。网罗到的大师级作家多了去了，托尔斯泰、乔伊斯、哈代、昆德拉、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易卜生算什么？卡夫卡、普鲁斯特、契诃夫、里尔克、高尔基、老舍、左拉是谁？不缺你几个，我是诺贝尔，想干啥就干啥！

    区区一个瑞典，不是经济大国，不是政治大国，更不是军事大国，在国际社会中说话音量不高，却总是不甘寂寞，继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之后，企图成为20世纪崛起的“文学裁判所”，在文化上扩张，用文学干预政治，用诺贝尔影响国际政治格局，以期别人高看自己一眼。在这样的动机驱使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判可谓劣迹斑斑。

    其一是推崇欧美文学主流至上，排挤和边缘化东方文学。迄今为止的108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属于欧美文化范畴的有103位，其中瑞典作者8位，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事情，亚、非主流文化得主仅5位。需要声明，我的划分并不以地理位置，而根据文化和种族属性，如南非的纳丁·戈迪默、以色列的约·阿格农等，都属于欧洲文化范畴。

    在5位亚、非洲文化得主中，把印度文豪泰戈尔列为亚洲主流文化作家也有些勉强。如果当时的印度不是英联邦成员，如果泰翁不是用英语而是用印地语写作，任凭他老先生即便有《吉檀枷利》，再加上《园丁集》、《飞鸟集》、《沉船》一系列等身著作，也不一定能保证得奖。

    其二是进行泛欧文化扩张，在欧洲以外的国家中，把授奖向欧洲英、法、葡、西等国的前殖民地国家作者倾斜，如巴西、南非、西印度群岛、阿尔及利亚等。貌似公允，实则偏颇，其真意在推动和扩大泛欧文学的影响力。

    三是诺贝尔文学奖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积极参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政治、意识搏弈，对红色苏联进行的“文学对抗”更是不遗余力。1933年，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流亡的白俄诗人蒲宁，这与他跟苏联政府的不合作态度不无关系。颁奖词是“由于他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而布尔什维克不言而喻是俄罗斯古典传统的反对派。

    1940年，瑞典文学院注意到了一部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作者肖洛霍夫当时正遭到全苏文学界的文化围剿。可以肯定的是，吸引皇家文学院院士们目光的，并不止于“关于顿河流域农村之史诗作品中所流露的活力与艺术热忱（获奖词）”，不排除还有作品中“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描写（斯大林语）”的因素。肖洛霍夫在书中的描写是现实主义的，自然触怒了当时极左的苏联文学界，但也因此获得瑞典人青睐。但是斯大林出人意料的态度却使得整个事态发生逆转，肖不仅没有被一棍子打死，反而被领袖授予斯大林文学一等奖。这个奖项的金额高达10万卢布，当时约合14万美元，是诺贝尔文学奖奖金的两倍。这使得皇家文学院偃旗息鼓，甘拜下风。数十年后，当有人问起皇家文学院院长，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为何迟至25年后才获奖，院长毫不掩饰的说：“因为肖洛霍夫当时太红了！”

   在冷战时期，瑞典皇家文学院也有不俗表现。1958年的文学奖给了帕斯捷尔纳克，一个具有不同政见倾向的苏联作家，他的作品《日瓦戈医生》随后在西方被改编成电影广为传播。

    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苏联货真价实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由于苏联政府禁止他领奖，瑞典文学院破例为他开了延期领奖的先河。索氏获奖在世界文学界是一个颇受非议的长期话题，许多人认为他才气不足，得奖与其说是因为文学，不如说是因为政治，并把他与苏联另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相提并论。瑞典皇家文学院多年后也表示，索尔仁尼琴得奖是“有些勉强”，但仍是遮遮掩，态度暧昧。倒是索尔仁尼琴虽没有足够的文学才能，但并不缺乏良知，在苏联解体后，他反思自己虽然没有主观故意，但在客观上对自己热爱的国家造成了伤害，换言之也就是被别人当了枪使。

  其四是对日本作家的授奖耐人寻味。比如川端康成。川端康成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似乎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自从朝鲜战争开始，日本的地位逐渐发生变化，成为西方阵营一员。令人费解的是瑞典院士们界定的获奖作品除《古都》、《雪国》这样的唯美主义经典之外，却还有一部《千鹤》。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位作家会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好，但川端康成一直并不认为《千鹤》是自己最好的作品，他对本书出版后在日本引起的轰动也感到意外。其实《千鹤》是日本文学界“广岛情结”的典型体现，这种情结与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的暧昧态度不谋而合，浓墨重彩地渲染原子弹给大和民族造成的灾难，以淡化或掩盖日军侵略他国的累累罪行。

    1994年获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有着深重的“广岛情结”，在他的作品《广岛札记》中，把日本的原子灾难与中国拥有核武器荒谬的联系在一起，因而对中国颇有微辞。

    把以上两位入选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联系起来分析，对于瑞典皇家文学院的做法，足以令人怀疑是不是有不为人知的阴险企图？

    中国作家张一一很早就说：“世界文坛地位不能以诺贝尔文学奖来衡量，最近10年诺贝尔文学奖9次颁给了欧洲人，难道说欧洲就是世界文化的中心？瑞典文学院一直以来都是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作家有偏见。”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终于授给中国作家，是瑞典皇家文学院摈弃了偏见，还是获奖者迎合了评奖者的偏见？此刻，我不敢妄下结论。

    我对作家莫言先生的作品研究甚少，但仅就《红高梁》而言，在弘扬中华民俗和抗击日寇两大背景之下，有一些诸如“抢亲”、“野合”、“撒尿”的自然主义描写，很符合西方人对落后中国蛮荒、愚昧描述的偏爱，这至少是《红高梁》历史性地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原因之一。再说得远一点，赛珍珠女士的《大地》、高行健先生的《灵山》获奖，也许并非与此无关。

    昨天（2012年10月12日），在故乡高密，下午3时许，作家莫言在媒体见面会上对到访的数百位记者坦言：“诺贝尔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他表示，自己尽管是在体制内写作，但“我是从人性角度写作，我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不是政治的胜利。”他直白地说：“读过我作品的人，知道我是有批判性的，是人性角度写作。”但愿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一样简单。

    一个中国作家终于获奖了，这两天国内已有评论断言，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与价值观已经有所改变。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是否从此做到“出污淖而不染”？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