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不是一个好茶的人，只是闲暇跟着几个有点品味且嗜茶如命的朋友去了几趟茶楼，听了他们半仙般的神聊海侃，对茶的兴趣也便不自然地昂扬起来。

茶叶，对于我们国人来说是一种极其普通的饮品，是所谓“开门七件事”即“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这说明了它与人们日常生活有着须臾不离的关系。七件事中茶排最后，这不是说明茶的地位次要，相反，恰恰说明了只有满足“柴米油盐酱醋”的基本要求后，才有心绪和资格去追求茶。也正如此，茶叶从七件事中凸现出来，开始走入“文化”系列，于是乎，既俗又雅，既野又文，既解渴疗疾，又悦目赏心的茶叶受到了世人的欣赏和青睐。

地球上有茶树植物已有七八千万年的漫长历史，而茶被人们所发现和利用，相传起源于神农时代，大概茶叶属于神农氏尝遍的百草之一，如此推算，也有四五千年了。

如果除去《诗经》和《神农百草》中关于茶的模糊记载，最确切的记述当属《茶经》。这部通篇只有7000多字的成书于唐代中叶的茶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论述茶叶的专著，作者是被国人称之为“茶祖”的陆羽。

相传陆羽是一个孤儿。湖北天门县有一座龙盖寺，寺里的智积禅师清晨散步，在城外的西湖之滨，听见群雁的喧叫声，走近时发现三只大雁用翅膀护卫着一个婴儿，就将他抱回寺中收养。孤儿长大后，自己按《易》占卦卜筮，得卦辞“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便以陆为姓，羽为名，鸿渐为字。

少时，智积法师要陆羽学习佛典，早慧而倔强的陆羽拒不从命，13岁时逃离寺院入杂戏班扮演丑角。后来，他的才华被竟陵（今湖北天门）太守李齐扬发现，李便介绍他去天门西北火门山的邹夫子处就学。在学习之余，陆羽钻研茶事，20岁时已成为学识广博、精通茶艺的士子了。“安史之乱”爆发，陆羽随着逃难的人群一路南下，来到盛产茶叶的湖北苕溪，后结庐隐居，或与志同道合者畅谈茶事，诗酒往来；或山野之中单身独行，夷犹徘徊。他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切磋学问和品茗斗茶，将茶艺与禅机结合起来，把饮茶提到美学、文化的高度，撰写出彪炳史册的茶事典藉——《茶经》。皇帝闻其名召陆羽入朝为官，陆羽坚辞不就，在隐逸中与情趣相投的名僧、名士及官员饮茗赋诗，安度晚年。贞元二十年冬天，陆羽走完了他72年的生命历程，病逝于湖州。

陆羽一生清雅淡泊，但却是一个十足的血性人物，他在一首《六羡歌》的诗中写道：“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表明自己不图高官厚禄，不爱荣华富贵，追求洒脱，这就是陆羽殚精竭虑的精神世界。

中唐以后，陆羽被奉为茶神，他的塑像和牌位在茶作坊、茶店和茶馆中都有供奉，他的名字被写入额幛、楹朕，陆羽的神威在茶业经营者的心目中是足以保佐他们财运亨通的。历经千年而不衰的茶神陆羽崇拜，完全溶入了中华茶文化的汪洋大海。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信仰不同，教派林立，势头较大的就有佛、道、儒三教。作为精神统治，不管何种教派，自然有着其博大精深的内含和精髓。茶作为一种广为普及的文化，就必然会和各种教结缘，派生出别具一格的另类文化。日本人崇敬茶文化，将“茶道”做到了一种带有独特民族特色的极致，“茶禅一味”之说便是最好的阐释。如果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日本佛教的最早布道者，又是最早的茶学大师和日本茶道的创始人。佛修来世，那么，佛僧的苦寂和茶的乐感又怎么会连袂相伴呢？纵观历史，中国是一个思想大熔炉，但任何一种外来思想和文化如果不在这个熔炉中冶炼和锻造，是很难在这块土地上扎根和发展的。中国人的现世享受和感官刺激，本来和佛教的清苦空寂是格格不入的，可能是因为行者慧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染尘埃”的“顿悟”说，使得中国式佛教的享受观和茶理有了命脉上的一致，茶和佛教从文化的角度协调了起来。关于茶禅一同的故事，历史上流传很多。唐代僧人从谂常住赵州观音寺，人称“赵州古佛”。此人嗜茶成癖，他的口头禅是“吃茶去”。据说有僧到赵州拜从谂为师，他问人家：新近曾到此地吗？僧人答：曾到。他说：“吃茶去！”再问一遍，僧人又说不曾到。他仍说：“吃茶去！”其实，这不过是从谂的口头语，犹如说：“旁边呆着去！”但其他僧人却替师傅圆谎说：“这是让你把茶与佛等同起来。”从此，僧人们都真地把茶中之道与佛经一样认真看待起来。“吃茶”在禅人修行过程中，就含隐着坐禅、谈佛。中国原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曾写诗曰：“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赵老告诫修行者，既要从茶中体会禅机，但又不可执着过分，反失茶和禅的宗旨。

道教倡导的是现修今世，虽然“避世”和“无为”给人以精神上的颓废感，但道教所发扬的艺术境界是和茶的境界不谋而合的。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至今为民众所传颂，唐伯虎就是一个一生崇尚道家思想的闲雅之士。因此，他的茶画更多了些风雅美韵。他的画中点晴的是流泉、茶炉、泉声、瀑声、林声和琴声。情和景所交融，既显现了庄子万象冥合的观念，又溶进了儒家对现实生活美好的追求。他在《品茶图》中，自题诗曰：

买得青山只种茶，峰前峰后摘春芽。

烹煎已得前人法，蟹服松风朕自嘉。

买青山，自种茶，自煎茗，自得趣，自然与人生，天人合一的茶和道又是多么地浑然天成啊！

儒家文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的母体文化，以平和、温厚、持久为核心的中庸思想，正是中国人对皇天厚土的顶礼膜拜，而中国茶文化正是由这个母系文化中派生而来。佛教在茶宴中伴以青灯孤寂，明心见性；道家饮茗寻求空灵虚静，避世超尘；儒家则秉承中国人的清醒和理智，以茶励志，沟通人际，积极入世。作为中华文化优良载体的茶，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儒家所赋予的思想和理念，在纷乱中求一统，在艰苦中求快乐，在困境中求奋发，在平缓中求持久。

浙江湖州是我国古老的产茶胜地之一，也是茶圣陆羽创作《茶经》的地方，被称作陆羽的“第二故乡”和“中国茶文化发祥地”。湖光、山色、沃土、清流，造就了湖州宜于种茶的自然环境。当年，陆羽、皎然、颜真卿等于此地品茶论茗，开创了流芳千古的中国茶文化格局。所谓“民间茶道”，就是源于湖州人茶文化的创造，“茶道”中最有文化韵味也最讲究的当数“功夫茶”了。“功夫茶”名称的由来众说不一，有的说功夫茶用的茶叶制作上特别费功夫；有的说因为喝这种茶味极浓极苦，杯又特别小，需花上好长时间一口口地品尝，品茶要磨功夫；还有的说，是因为这种品茶方式极为讲究，操作技艺需要学问，有功夫在里面。看来，各种说法皆有道理，后者更有道理。

泡茶最讲究的是水，同样的茶，水不同，泡出来的茶味则不同。《茶经》中，陆羽对泡茶之水有专门论述，唐朝学者刘伯刍和陆羽是同时代人物，他在茶的研究上也很有建树，他将适宜煎茶的水分为七个等级：

扬子江南零水，第一；无锡惠山泉水，第二；苏州虎丘寺泉水，第三；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四；扬州大明寺水，第五；吴松江水，第六；淮水最下，第七。

从字面上看，刘伯刍所列之水皆为南方的泉水和江水，北方名泉名水皆未列其中，这未免有些偏颇。如果论水质的话，济南趵突泉和黑虎泉的水，想必不会在以上七种水之下。

功夫茶对壶也是十分讲究的。通常人们总是认为无锡的砂壶最好，然据记载，潮州的紫砂壶才是最好的。潮州的泥壶含香，养壶最容易。一把小壶，买得家来，先以“开茶”之水频频倒入其中，待“养”上三月有余，小壶便“香满怀抱”，这时方可正式使用。上等砂壶的标准是小巧玲珑又不失古朴浑厚。

关于“养壶”，《清稗类钞》中记载了一则有趣的故事。湖州某富翁好茶。一天，一乞丐到其家中乞讨，只讨茶不讨饭，说：“听说君家茶最精，能见赐一壶否？”富翁听后便笑：“你一个穷乞丐，也懂得茶？”乞丐听了说：“我原本富人，只因终日溺于茶趣，以致穷而为丐。”富翁听了，以为遇到“茶知已”，果然赏他一杯上好的功夫茶。乞丐品完滋味，说：“茶是好茶，可惜味不够醇，原因呢，是壶太新。”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把旧壶，色虽暗淡，但打开盖子香气清冽。富翁爱之不已，请求以三千金购壶，那乞丐却舍不得，说：“只要你一半钱，从此你我共享此壶如何？”富翁欣然应允，自此相共一壶，至成故交。这故事是在说，未曾泡茶，先要在养壶上下功夫，否则再好的茶也喝不出真味来。

在中国，向来有茶酒争功之说。的确，茶的故乡虽然在中国，但传到中原和广泛使用并不早，所以，早期的文人常常以酒助兴。曹操的《短歌行》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字里行间有感人生短暂，劝人及时行乐。到魏晋南北朝，社会动乱，无以匡扶，文人愤世嫉俗，出现颇具才华而又无以施展的清谈家。早期的清谈家刘伶、阮籍等大多为酒徒。可酒多乱性且常常失言，失言者下场往往很是悲惨。理智的清谈家在酒之外便将茶作为唯一的选择，恰恰在这时，茶加入了清谈者的行列。茶从此走上了诗坛。此时的诗人左思，写出了我国第一首以茶为主题的《娇女诗》。

茶文化到唐代达到顶峰。以陆羽、皎然为代表的饮茶集团出现之后，颜真卿等人组织了类似现代沙龙式的文人茶会，皇甫曾、刘长卿、刘禹锡等人把茶艺、茶道精神通过诗歌加以渲染。从此，文人对茶的认识被提升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把茶大量移入诗歌，使茶酒在诗坛并驾齐驱的是白居易。白居易一生爱酒不嫌茶，在白诗中，茶酒不争高下，像孪生姐妹一样出现在同一首诗中：

看风小榼三升酒，

寒食深炉一碗茶。

白居易终生、终日与茶相伴，早饮茶、午饮茶、夜饮茶、酒后索茶，有时睡下还要索茶。朋友称他为“别茶人”，是因为他善于鉴别茶叶的好坏。诗人卢仝曾说：“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这是浪漫主义的夸张。而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的白居易，对茶激发诗兴的作用说得更为实在：“起尝一碗茗，行读一行书”，“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诗助茶兴，茶涵诗思，甚有味道。白居易把茶看作是清醒头脑、自我修养、明辨是非的“清醒朋友”，他在《何处堪避暑》中写道：“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从心到百骸，无一不自由”，“虽被世间笑，终无身外忧”。在饮茶之外，白居易还亲自开辟茶园，亲自种茶。大概白翁忧国忧民之心太沉重，想在植茶中寻找一种排遣忧虑、回归自然的乐趣吧。

元稹和白居易同期，元诗形式精巧，茶诗更是匠心独远，他写有一首名为《茶》的宝塔诗：

茶

香叶，嫩芽。

茶诗客，爱儒家。

碾碉白玉，罗织红纱。

铫铛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谈尽古今人不倦，将至醉后岂堪夸。

此诗格局构思巧妙，且把茶与诗人、僧人的关系，饮茶的功用及意境，烹茶、赏茶的过程都写了进去，可谓难得的巧诗。

一代文豪苏东坡，一生诗、词、文章无数，书法、绘画、医药、美食诸方面造诣非凡。东坡不仅深明茶理、茶道，而且凭一个艺术家的感觉，对茶道的艺术境界自有特殊的体味。他的《汲江煎茶》便写出月夜临江烹茶的独特妙趣：月夜里，在江边生起红红的炭火，诗人的心火也在燃烧。但现实的夜幕，使他明白，需用清醒的茗汁浇开心中的郁垒。于是，亲自到江中取水，瓢中盛来的不仅是大江的盛情，而且把碧空明月也贮于其中了。茶被烹煮，泛起乳沫，发出声音，诗人的血脉也沸腾了。于是将茶事、人事加以对比：“雪乳已翻煎脚处，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由茶到人，由茶事到人事，自然而然地有了超然般的旷达与平静。

对茶的论述，敦煌发现的唐本《茶酒论》中有“百草之首，万木之花，贵之取蕊，重之摘芽，呼之茗草，号之作茶。”茶是上天赐与大自然的精华，是大自然给予人类无私的馈赠。茶虽上及达贵，终究出乎民间，是千万人民历经沧桑的造化，茶文化的精髓自然是人类精神的核心，人民生活和民间疾苦是茶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诗人范成大的茶诗，民间生活的影子时时映照其间。如《田园四时杂兴》云：

蝴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

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

短短四句，把人、物、飞蝶、走犬、家鸡、短篱、菜花、行商皆入诗中，写出茶农丰收后的希望和喜悦。茶情缕缕，跃然诗行。

茶性平和绵软，象征着和谐与平静。但智者仁者各有所见，民族英雄文天祥以茶见勇，以茶励志，誓与外寇斗争到底的决心也融入其咏茶诗中：

扬子江心第一泉，南金来此铸文渊。

男儿斩却楼兰首，闲评茶经拜羽仙。

反对战乱，企望和平，盼望有茗茶一样的和谐、宁静，这是茶人的愿望，虽敢于“斩却楼兰首”，但更向往茶圣陆羽的和平精神。

从文化的角度放眼中国历史，能留下名字的茶人们大多学了些庄子的脾气，很爱与世俗唱对台戏。陆羽怪异，朝廷请他做官不去，偏要将一生托付给茶。王安石好茶，倾厦般坏透了底子的宋朝，在他眼里却是个可以改革的王朝，变法变了个一塌糊涂，落了个骑毛驴踯躅金陵街头的下场，连小说家都叫他“拗相公”。老舍先生的学问在现代文学史上无几人能与之比肩，他的人格品位也够高的，可他偏要写北京的平民生活，不是拉黄包车的祥子，就是虎妞这样的平民女子，《茶馆》里尽是些上不了档次的三教九流。说到底，在茶人们看来，所谓荣华富贵薄如开水，倒不如做个自在的茶仙好。穷的茶人一身穷骨气，富的茶人也大多不苟同世俗，很懂得洁身自爱。茶人的这种性格，培养了许多知识分子忠耿清廉的高贵品质，以惠兰般清雅之气影响和清洁着社会。

如今，世界大统促进着民族文化的频繁交流，模糊着国与国之间的文化界线。肯德鸡、麦当劳等外来饮食文化清新着国人的眼球，侵浸着五千年的文明。一些以捍卫国粹为已任的忧天者大呼危险，提醒人们谨防外来文化侵蚀。笔者以为大可不必，曾几何时，西方人的墨镜、西装和咖啡登陆上海滩，将一个处于原始状态的小渔码头变得灯红酒绿；回过来说，我们的茶叶漂洋过海，在给外国人醒脑提神的同时，不也在影响着他们的文化，传播着中华文明吗？

茶叶是典型的中国“土著”，茶叶的经络里浸淫着的是中华的文明和文化。随着国际间文化的日益交流，被我们视为“国饮”的茶文化会彰显出越来越鲜活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