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对人生

世间能够辉煌一生的人实在太少，也实在太难了。即使做了头领，当了领袖，也不敢说自己究竟有个什么样的结局。中外古今的伟人，尤其是以政治为生活的伟人们，生前无论多么叱咤风云，风光无限，死后历史总要给他一个盖棺定论的评价，谁也得不了满分。就连给美国经济以及诸多领域带来坚挺的克林顿，刚刚与无论那个男人见了都非常有想法的莱温斯基有了那么一点地下“性”活动，便被他的政治对手们折腾得差点晕了过去。如此看来，我这个奋斗了三分之一世纪、骨子里都冒着土腥味和野草气息的彻头彻尾的农家子弟，事业没有辉煌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生就是人生，不是别的。人生来的命运就像一个比喻：蛆虫生下来就注定，有的吃肉，有的吃屎。我不是蛆虫，可在人的类别上，我属于后者。

  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可其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无有几人能与之比肩。我就生在苏东坡曾做过知州的古密州，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苏东坡死得早，我又生得晚，我们爷俩儿压根就没见过面。因此，苏老头儿的吏治清明我连边儿都没沾过，只是读了他的大作之后才沾沾自喜了好一阵子，他当过我先辈的领导，我的先辈曾是他的百姓。我的那些和他同辈的长老们肯定聆听过他的抗旱保苗的动员报告，也见过他“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密州出猎，更一睹他“把酒问青天”的不平凡的气度，要不我的血脉里怎么还残存着一点点文学的气质。

  我出生的实在不是时候。听老人讲，那个时候苏大歌掐我们的脖子，再加上自然灾害，老百姓生活惨极了，就连处在青春期的女中学生都没了一月一次的月经。这些只是听说，史书中不一定有记载，可三年生活困难毕竟是真切的。我是六三年生人，大概是我的母亲脸上刚刚有了点血色，再加上盼儿心切，就无计划地把我产了出来。据母亲讲，她奶水不足，就将黑面做成面糊，用指头抿在我嘴里。就连这点享受在我当时不到四岁的哥哥眼里，已经是很奢侈的我，他不时地用他的小黑手从碗里抹一点面糊放到嘴里巴嗒关天。母亲每次给我喂饭，哥哥总是忠实的守候者。

  我的父亲长相潇洒，天资聪颖，言语精巧，办事利落，为人耿直。又兼之上过私熟，受过新式教育，在当时算个不错的文化人，不到十八岁便参加工作到了县里的油脂公司当会计。业务超群，爱打抱不平的他，在那些一个接一个的运动里，必然是个弄潮高手。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最主要因素——性格，注定他做了不吃国库粮的公家人。几年之后我父亲卷着铺盖，头也不回地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那块故土——潍河岸边一个穷得几乎揭不开锅的小村子。在辞职和下岗并不算奇事的今天，父亲的行为并不费解。可在把吃国库粮看作比生命还荣耀的年代，父亲的行为在一个闭塞愚昧的村子里引发的轩然大波着实让一些不怀好意的乡亲们猜测了好一阵子。父亲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辞职，不但辞掉了他自己每天能吃上白面饽饽的机会，也辞掉了全家人农转非当城市人的梦想，更辞掉了他的并不算愚笨的儿女创一番大业的唯一跳板。尽管父亲啦呱起想当年的举动并不后悔，可我看到人家那些接父亲班的农家子弟，骑着大金鹿自行车，载着从城里搞的花媳妇，洋洋得意地行进在飞扬着黄土的乡间小道上时，我的心里会泛起些懊恼和不平来。父亲啊，尽管我在辈份上不能和您平起平坐，可您老人家的一气之下，着点改变了您独生子我的人生旅程。多亏我撵上了恢复高考后的头班车，尽管考得不理想，可终归弥补了做一回城里人的梦想。

   人应该是和植物或者其它动物一样，属于土里生土里长的。可人一旦有了思想，尤其是有了思想后的中国人，第一个愿望就是尽快离开哺育他生长的黄土地、黑土地和红土地。 这种现象或许外国也有，但我看过《静静的顿河》，看过《呼啸的山庄》，看过《廊桥遗梦》，这些书里面描写的家庄很叫人向往，喇叭花开得鲜艳，碧绿的青草散发出泌人心脾的香气，牛和羊都很健壮精神，农庄里产生的爱情也比城市的纯洁和高尚，城市人都向往乡村生活。时至今日，我才悟出道理，那就是：外国人和中国人不一样，品种上就不一样，所以，外国的乡村和中国的乡村也不一样。这仅仅是道理，决不是原因。要说原因，恐怕得由生命科学家和动物学家来解释，其它原因不好说。我也是中国人，尚且算不上优秀的中国人，既没有柏杨老人的勇气，也没有王小波式的反骨，更没有北大怪才余杰观察事物和分析问题的穿透力，我怕说出来让同类对我有看法。总之，我既脱不了俗，我就要奋斗，走出生我养我的，到现在我也说不上有着一种怎样感觉的偏僻的小村子；走出那一代又一代曾为之奋斗却总也解脱不了的贫穷；走出那一代结仇，几代都要付出代价的乡村愚昧；走出父母对子女那割舍不了，但总得割舍的被泪水模糊的视线。就这样，我从背起母亲给我缝制的第一个花布书包起，从小学到大学，一上就是十五年。

  父母生孩子多，子女们求学的愿望迫切，这就造成了家境的窘迫和生活的拮据，小学五年，除了地瓜，我很少见过玉米煎饼。吃饭时，笸箩里的几个令我们馋涎欲滴的玉米煎饼是母亲特意给每天都从事着重体力活儿的父亲吃的，孩子们只能过过眼瘾，嘴里嚼着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顿复一顿的地瓜。作为小孩子的人，怎么也弄不明白，世界上怎么有哪么多吃也吃不完的地瓜，大人们就不会种点别的吃。我恨透了地瓜。上高中时，同位的一位城里女孩子对我有好感，拿烤地瓜和我联络感情，我不知道地瓜后面是一颗含情脉脉的少女的心，果断地跟她讲：全世界剩下一个地瓜我也不吃。我这句蕴含着对生活有着痛苦体验的话语，大大地伤了这位极有可能和我相伴一生的漂亮女孩子的心，直到毕业她再也没有和我说一句话。地瓜都可以当作信物，可见地瓜代表了中国几代人的生活内容。如今，我见了地瓜就反胃，就连用地瓜干酿就的白干酒我都不喝一口，我怕酒里有地瓜的看不见的鬼魂在作崇。

  记得上初中时，大姐给我买了一双白塑料底，平纹布鞋帮的紧口鞋，我穿着它在刺骨的寒风里走近十里地去上学，脚冻得像猫咬一般。不长时间，我珍惜得不得了的这双鞋子在冬天化了冻的泥泞中不堪重负，底和帮分了家。我怕大姐看着伤心，也怕另外买鞋加重家里的经济负担，便用订收机订好，又穿了好多日子。在食不裹腹的日子里，穿衣戴帽是一件不上讲究的事。一件衣服，大的穿了小的穿，男的穿了女的穿。因为那时除了蓝布是黑布，印花布很少，男女衣服的样子也大体一致，所以可以通着穿。我到十岁时，穿的都是哥和姐倒下来的衣服，根本不知道穿新衣服是什么滋味，以致于如今妻子给我买了新衣服，非得洗一水我再穿，否则穿在身上不舒服。穿新衣服对于我来说，就像将神经衰弱强加给我，有了它就睡不着觉，因为穿新衣服好像不是我生活的必然组成部分。

  还算争气的我在学业一路绿灯。因为我知道，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实权掌握在管着贫下中农的当权者手中，靠他们施舍给我上学的机会，实在是不敢指望。那一堆大队干部的子女还在伸长脖子等着天上掉馅饼，那有贫下中农子弟的二馍吃，为了老傅家能砍出个像模像样的楔子来，我决意跟那些数理化和历史地理讨个说法。我就不信他们上得大学，我就上不得。我坚信毛泽东他老人家的那段话：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心里清楚的很，说说容易，上大学可不是玩着就能上上，我没有大队干部子女仰头吃馅饼的命运，我只有自我奋斗，才能掐住命运的脖子。为了极要脸面的儿子免受背干粮上学之苦，母亲走东家去西家，向家里有当工人的借粮票供我上学。粮票不够，宁愿全家吃上一周瓜干煎饼，母亲也将瓮底子仅有的一点面粉，掺和上一些玉米面，为我烙上一包混合面的单饼。夕阳西下的瑟瑟深秋里，当我背着还有些温热的干粮返校时，刚刚烙完饼，还沾着一手面粉的母亲总是执意送我到村外，已走远的我回头张望，那衣单薄，弱不禁风的母亲依旧立在村外小路上那如血的夕阳里。母亲啊，也就是从那时起，懂事的我读懂了什么叫母爱。母亲啊，如果说父亲是家庭这艘航船的舵手，您就是这艘航船独一无二的避风港了。您瘦弱的双肩接过来儿女们的疲惫和要求，送出去的是充满担心和忧虑和渺茫的希望。而就在渺茫的希望中，您倍尝艰辛，操持着一个个枯燥无味的干涩日子。母亲啊，您这种朴素地对待生活的态度，将根深蒂固地影响儿子一生。在今天浮躁的社会里，儿子之所以能够抗拒空虚和失落，全是因为儿子有了您这样坚强而充实的母亲。您将是儿子一生中奋勇向前的原动力。

  人生面临的并不都是机遇，但机遇可以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这就是人生无规律的规律。我就在这无规律的规律中实践着，用时间，用青春，用全部的生命。十年前那个终生难忘的秋天，当我怀着黄金般的理想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那早已播种下爱情再一次令我心旌荡漾，“你要饭我也跟着你”，一句至今想想来仍令我如痴如醉的山誓海盟，鬼使神差般地将我从孔圣人的故里一下子拽回了我二十分不想回归的故乡。生我养我的故乡啊，我恨你的愚昧，恨你的贫穷，恨你我不得不恨的一切。然而，你的不知为何的魅力终于将我的恨化成难收的覆水。为了爱情，为了生育我的父母大人，为了爱着我的兄弟姊妹，为了心中那割舍不了的恋乡情结。我从象牙塔走向乡村，从知识的海洋走向苦涩的岸边，从天堂走向地狱。命运注定我是苦行僧。我渴望涅磐，我必定要下地狱。炼狱是痛苦的，我生命中必须要有这个痛苦的过程。血液里浸染着父亲遗传基因的我，就跟当年父亲卷铺盖回家一样的一头扎进交织着爱和恨的故乡。我再一次与泉城的四面荷花三面柳失之交臂，再一次远离爵显位的历史机遇，跟繁华都市的红灯酒绿作了永远的告别。

  我熟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雄浑着旋律呈现的是生命的壮美。而对我来说，命运不仅仅是壮美，还有别的。我不相信宿命，但我不得不对命运这两字作一番颇费周折的探寻了，因为，这对我今后的人生旅程非常要紧。

  面对黄土背朝天的故乡啊，我害怕贫穷和愚昧才远离你，我为了贫穷和愚昧又亲近你。因为是你生养了我，我生命的脐带到死也与你相连。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骨头里浸透了您那口苦井的黄水汤。

  我歆羡辉煌，但我更适于平凡。

  因为平凡永远和辉煌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