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风雨总有晴

——论柳忠秧诗中的儒与道

王焱

    谢冕先生说，从柳忠秧的诗中看到了两个伟大诗人的身影——屈原与李白①。柳忠秧将屈原、李白视为楚文化的诗神，亦将其视为诗歌创作的引路人。在柳忠秧的笔下，既有屈原的行吟，亦有李白的狂歌；既有屈原心系苍生的介入感， 又有李白超脱现世的疏离感；既有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愤，亦有李白“簸却沧溟水”的逍遥，而这也恰恰是儒道精神的投射。在柳忠秧的身上，既有儒家的生命担当，又有道家的生命悠游，这种“入乎其内”的生气与“出乎其外”的高致，构成了其诗歌艺术的张力与魅力。

    柳忠秧的诗有着很明显的儒家色彩，“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郑祥琥先生从柳忠秧的诗歌中解读出了八重境界：忧愁天下、优乐天下、兴亡天下、批判天下、期待天下、担当天下、自君天下、自由天下②。从第一重境界的“忧愁天下”到第六重境界的“担当天下”，无不彰显着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读柳忠秧的诗，强烈的入世精神扑面而来。在《游南京明故宫》中，诗人感叹：“常念家国兴与衰，百年多病总关怀”。长篇古体组诗《楚歌》中，心念天下、哀悯苍生的诗句俯拾即是：“我叹世间心不古，我哭寰中绝弦音, 我号家国悲声远, 九歌动地天亦惊”，“我恸众生多苦难，普济心舟度慈航” ，“天下兴亡东林节，匹夫有责捍碧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诗人处江湖之远，仍关注民生社稷，为天下之忧而忧，在天下兴亡中看到了自己的责任。

    柳忠秧用对崇高的赞颂和对丑恶的批判，表达着他的责任与使命。当诗人们纷纷远离主旋律、躲避崇高、满足于升斗小民的日常叙事时，柳忠秧则选择用黄钟大吕的声音，对崇高致敬。他并不刻意回避主旋律，也不迎合时代的小趣味，更不畏惧被人贴上标签，他的高明在于，能够用磊落的情怀、动人的唱腔、振聋发聩的声响和独特的气韵，为主旋律赋予光明、真实、奇崛、深闳与力量。

    《岭南歌》中，柳忠秧用如椽之笔描绘百越大地瑰丽的自然和壮阔的历史，抒发对岭南先贤的景仰，一扫人们对岭南乃南蛮之地的流俗偏见。正如陈世旭先生所评价的：诗人“透过一代代岭南豪杰之士在中国历史舞台叱咤风云的壮举，张扬属于岭南人的独特精神个性。以摧枯拉朽的气魄，彻底摆脱传统中原文化的评价标准，从繁富多彩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中采撷优秀的文化因子，在复杂纷纭的政治与经济变化中梳理鲜明的文化特质，从而建立起自己的评价标准。”③

    樊星先生亦深感迄今为止少有气势恢宏的讴歌岭南文化的史诗之作，毫不掩饰对柳忠秧诗歌的赞美：“《楚歌》和《岭南歌》正好以文化史诗的气势写出了‘南方’生息繁盛的历史主题。这样的尝试是可喜的、成功的，因为这两部长诗填补了一想文学的空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诗人以这样的方式去回顾‘南方’崛起的历程、去讴歌‘南方’崛起的伟大精神。”④更为可贵的是，诗人不是用苍白浮浅、薄情寡味的“歌德体”，去取悦政治，而是以醇美的诗学素养、宏大的史学知识与厚重的文化底蕴，去对南方文化作史诗性的咏叹和礼赞。柳忠秧曾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表明心迹：“写清白之人，不写涉黑、涉黄之人。写死去的伟人，不写活着的大人。写悲歌壮歌情歌，不写媚歌、颂歌。”在诗人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如其所言的铮铮风骨。

    柳忠秧对庄严崇高的爱有多深，对黑暗丑恶的恨就有多切。柳忠秧对社会的批判，是力透纸背的。在诗人2014年的新作《哭长江》中。柳忠秧长江所遭遇的生态破坏怀有切肤之痛，这种痛并不是抽象的移情之痛，而是血脉相连的肉身之痛，使他产生恨不能以身相搏的激愤，“您的壮阔风云鼓动起我复仇的翅膀/我以诗之利箭，射向您的仇敌/我以血的狷狂，涂染为您复仇的疆场”。柳忠秧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生态领域，对文化领域、政治领域等各种荒诞不合理的现象，他都敢于怒发冲冠，直言以谏。在《天下洞庭天下楼》中，诗人发出掷地有声的吁请和省问：“‘先天下之忧而忧’，请今日千万公吏们扪心问。”足以令那些不作为的权贵们汗颜。

    尽管柳忠秧有着强烈的儒家气质，但他的生命意识并没有被他的“匹夫有责”而羁绊。“天庭王庭两不诏，我自逍遥更从容” （《天下江山黄鹤楼》），柳忠秧心系天下，但并非心念庙堂。因此，他能够像道家一样，从政治舞台的权力结构中超拔出来，与俗世保持适当的疏离感，体认生命的逍遥。郑祥琥从柳诗中解读出了“自君天下”与“自由天下”的境界，这是对其诗歌意蕴的深透把握。

    “自君天下”是柳忠秧的原创概念和重要思想，在其诗歌中多次出现，如“我向九天我自君” （《楚歌》），“自君天下巡江河”（《天下江山黄鹤楼》）。诗人对“自君天下”这个概念进行了解释：“意指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自君、自王，追求绝对精神的独立和思想自由、人格尊严”。可见，“自君天下”，即自己为自己的君主，独立自足，不依附权力。这与儒家“君为臣纲”、亲亲尊尊的等级观念有着本质区别，而与道家强调自我意识与个性自由，追求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有着更多的共鸣。

    楚狂，是不少评论家对柳忠秧的评价。这种狂，在他的《四十自画》中得到淋漓极致地体现——“人间或有真君子，世无孤品柳忠秧”。但柳忠秧的狂，并非虚张声势，而是有根底的。这种狂，既源于他的骨子里的自信与气概，源于他恣肆挥洒的才华，同时亦源于他的思想气质。司空图《诗品.豪放》中有云：“由道返气，处得以狂”。柳忠秧的狂，亦离不开对道与气的体认。柳忠秧曾求学于黄曼君老师的门下，深受先生道家风范的熏染濡化。笔墨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正是因为柳忠秧“有气骨，有气象，有气势”，他笔下的文字才会“其气奇，其气逸，其气壮”。

    郑祥琥认为，“自由天下”是柳忠秧诗歌的终极境界。在《天下江山黄鹤楼》中，诗人以“自由天下骑黄鹤”结束全篇，他的一本新诗选也以此作为题名，足见他对这句诗的喜爱。余三定先生说这一句“将全诗推向一种高臻境界，那就是诗人和哲人获得内在自由的境界，就是人由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的境界。这种境界是具体的、具象的，又是超越具象进入了哲理层次的，因而是深富哲学意义的。”⑤ 余先生所说的这种“高臻境界”，其实就是庄子的“逍遥游”。

    不同于卢梭的政治自由、康德的道德自由、黑格尔的知性自由，庄子逍遥游式自由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是一种不着任何政治、道德与知性色彩的仅落实于精神的自由⑥。这种精神自由，一方面表现为通达宇宙的博大性，如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 （《齐物论》）、“登天游雾，挠挑无极”（《大宗师》）、“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 （《刻意》）、“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天下》）。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受束缚的独立性，如庄子所说的“独往独来，是谓独有”（《在宥》）、“物物而不物于物” （《山木》）。柳忠秧“自由天下”的自由，是一种通达宇宙、充溢天地的博大，一种无所束缚、优游无碍、独立超然、纯真自然的精神境界。

    “黄鹤”是柳忠秧诗歌中的重要意象。据王玉仁先生考证，黄鹤是道家的一种仙鸟，“黄鹤”的“黄”意味着其卓而不群的仙风道骨，这是因为黄帝被尊为道教教主，许多道教经典都被冠以黄帝之名，“黄”字已具有法象的意义，甚至可以借指道教。⑦黄鹤背后隐喻的文化涵义，亦表明了柳忠秧飞扬的道家风骨。

    儒与道，构成了柳忠秧精神气质的二重性。在大多数时候，他身上的儒家人格和道家人格是和谐的，前者使他在现实生活中修齐治平，后者使他在精神生活中高蹈自适；前者遇挫时，后者可以助其缓冲痛苦，后者走向虚无时，前者又可以助其稳健踏实。当然，二者也有激烈冲突甚至断裂的时刻，这自然会给现实中的诗人带来难以排解的痛楚。熟悉柳忠秧的朋友，都知道诗人嗜酒，这酒神狂欢的背后，想必也有某种沉痛的矛盾与无奈。

    柳忠秧的《醉歌二首》中有一句非常打动我：总有风雨总有晴。这是化用了苏东坡的《定风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我看来，苏东坡的“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一种哲学表达，是一种抵达彼岸的空境。而柳忠秧的“总有风雨总有晴”则更像是一种文学表达，他展示了人性的挣扎以及最终的伟岸——既能以儒家的担当去迎接风雨，又能以道家的旷达去顺应风雨。如此这般，一儒一道，天高地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