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石

1936年3月,何其芳与卞之琳、李广田3人一起,出版了诗合集《汉园集》,其中何其芳的《燕泥集》,收诗16首。1938年10月,何其芳出版了诗与散文合集《刻意集》,收诗18首。后来,何其芳将《汉园集》的诗删一首,留15首,《刻意集》的诗删4首,留14首,合在一起,加上写于1936年至1937年的5首,共34首诗,编为《预言》,于1945年2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预言》可以说是全面反映何其芳抗战之前新诗创作成就的唯一的一本诗集。

何其芳后来说∶“我的第一个诗集《预言》是这样编成的∶那时原稿都不在手边,全部是凭记忆把它们默写了出来。凡是不能全篇默写出来的诗都没有收入。这也可以说明我当时对于写诗是多么入迷。”(1)沙汀在回忆中也说过∶1939年,初到冀中那段时间,何其芳“一有空他就埋头抄写他抗战前所作的诗歌。字迹又小又极工整。这个手抄本我曾经一一拜读,尽管它们的内容同当时的环境很不相称,但我多么欣赏其中那篇《风沙日》啊!”(2)《预言》很快于第二年得以再版。不久,何其芳在给巴金的一封信中,还商量能否“重印”,以“留作一点纪念。”(3)这个愿望后来实现了。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第3版。何其芳逝世后,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出了第4版。《预言》的美丽和真挚获得了许多读者的心。

现在能看到的,何其芳的《预言》及抗战以前的集外和佚诗近80首。本文仅就何其芳30年代这些诗篇的情感世界和艺术追求,作一点粗浅的探索。

青春与爱的人生“独语”

“五四”以后,打破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中国新诗产生了自己最初的爱情诗创作趋向。这是近百年诗歌发展在传达情感与表现题材方面的一个现代性的突破。朱自清在肯定这种突破的意义时,曾引述闻一多的话说,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道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他认为,“五四”时期的爱情诗,只是做到了“告白”的一步。(4)但是,这个时期的“告白”式的爱情诗,创造的主体的意识和接受者的内心反响,往往过分注意于这些诗中所具有的反封建礼教的意义,这一类的作品也往往遭到了更多的非议。如鲁迅说的,“听说前辈老先生,还有后辈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近来尤厌恶恋爱诗。”(5)到了30年代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诗歌创作者反封建意识的淡化而对于生命本体体验追求的增强,是爱情诗主题发展中一个十分明显的走向。爱情不再是一种社会思想的载体,而是人生美丽与痛苦的情感体验。一些诗人选择了爱情诗这个领域,历史也选择了这样一些以爱情为题材的诗人。戴望舒、何其芳等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何其芳中学时就开始新诗创作的尝试。他先曾模仿过冰心《繁星》体的小诗,写过很多幼稚的尝试之作。当他于1929年进入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17岁的年青人就倾心于当时诗坛上交相辉映的闻一多、徐志摩代表的“新月派”诗和戴望舒代表的“现代派”诗,接受了他们的影响。梁宗岱的关于法国后期象征派大诗人瓦雷里的评介和所译瓦雷里的长诗《水仙辞》,更为何其芳所喜爱和耽读。何其芳开始以现代格律诗的形式,象征的或浪漫的意蕴,抒写自己的生命的感受。其中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对于青春与爱情的吟诵。1931年4月,进入北大哲学系前,他曾用“秋若”的笔名,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一首题为《莺莺》的爱情诗,在一个带有神化色彩的传说的浪漫故事里,唱出了青年人女性爱的痴情与男子爱的负心的悲剧。他在与杨吉甫合编的小刊物《红砂碛》上发表的十几首新月派风的短诗,也弥漫了青春与爱的赞美与叹息。但这些诗都由于情感的浮泛和传达的幼稚,成为他进入成熟之前的一种遗迹。直到1931年秋天创作的一首《预言》,何其芳的爱情诗才算结出了一颗美丽的果实。

后来,何其芳说,“那种未成格调的歌”继续了半年,“直到一个夏天,一个郁热的多雨的季节带着一阵奇异的风抚摸我,摇憾我,摧折我,最后给我留下一片又凄清又艳丽的秋光,我才象一块经过了磨琢的璞玉发出自己的光辉,在我自己的心灵里听到了自然流露的真纯的音籁。阴影一样压在我身上的那些19世纪的浮夸的情感变为宁静,透明了,我仿佛呼吸着一种新的空气流。一种新的柔和,新的美丽。”“这才算是我的真正的开始。”(6)这所谓的“奇异的风”,就是“我遇上了我后来歌唱的‘不幸的爱情’。”(7)因为是一种过去了的“不幸的爱情”,诗人的理智没有让他沉缅于失意的痛苦感伤,而是将这种情感的经历作为一种体验去“咀嚼”,情感的升华与艺术的升华于是就产生他那些充满着美丽真挚的青春与爱的“独语”。对于这些诗,他总“有一点偏爱”,“读着那些诗行我感到一种寂寞的快乐,……如另外一篇未收入集中的《夏夜》所描写∶

说呵,是什么衷怨,什么寒冷摇撼
你的心,如林叶颤抖于月光的摩抚,
摇坠你眼里纯洁的珍珠,悲伤的露?
——是的,我哭了,因为今夜这样美丽。
你的声音柔美如天使雪白之手臂
触着每秒光阴都成了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