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有着十分丰富的竹林资源，分布区域东起台湾、西到西藏、北到山西、南及海南。在历史上，竹林资源比现代还要丰富。产生、演进于这种生态环境下的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竹的影响。竹子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物用和伦理美学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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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竹子在物用方面对文化的影响，大家立即就会想到竹简，在中国历史上，竹简作为文字的主要载体之一，曾持续了四五个世纪之久；竹简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竹子又大量被用于造纸。竹子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发展、其中尤其是文献的传存发展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这已被大家公认。但竹子的物用贡献远不止于此，而是体现在许许多多方面，其中主要的是在建筑、器用、穿戴、食医等方面。
    竹子用于建筑，历史相当悠久。据《三辅黄图》记载，汉代的甘泉祠宫就是用竹子构筑而成的；宋代王禹偁在湖北黄冈做官时，亦曾自造竹楼，并作《竹楼记》。在南方竹乡，尤其是岭南，竹楼却不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风雅玩乐之所，而是寻常百姓的居室。清沈日霖在其《粤西琐记》中称粤西“不瓦而盖，盖以竹；不砖而墙，墙以竹；不板而门，门以竹。其余若椽、若楞、若窗牖、若承壁，莫非竹者。衙署上房，亦竹屋”。西南少数民族的竹楼房舍如傣乡的竹楼，一直延绵至今，风格独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堪称世界建筑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在穿戴方面，斗笠、竹鞋作为防雨用品，一直延用至今；但更值得一提的是竹布。以竹为布，最早见于东汉杨孚《异物志》，“竹疏布”之名则首见于东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其书称：“箪竹叶疏而大，一节相去五六尺，出九真。彼人取嫩者，槌浸纺绩为布，谓之‘竹疏布’。”宋代赞宁的《笋谱》中专门列有从即将成竹的老笋取纤维的“取麻法”。据文献记载，可以“取麻”的竹子有篁竹、麻竹、箪竹、桂竹等等。在古代，竹布的产量是相当可观的，唐时竹布曾是岭南一些州县的重要贡品之一。
    在中国菜肴中，竹笋是普遍受人喜爱的美味佳品。先秦文献中已有关于食用竹笋的记载，如《周礼·天官·醢人》就记载“箈菹雁醢”、“笋菹鱼醢”，箈、笋都是竹笋，可见远在两三千年前，竹笋已成为席上珍馔。其后，食用竹笋的记载越来越多，除了极少数有毒外，绝大多数竹笋都可食用。据文献记载，竹笋依采集季节分，有春、夏、冬三种，以春笋为主；烹饪的方法多种多样，“蒸、煮、炰、酢，唯人所好”。为了便于贮存和运销，古人很早就摸索出了一套笋干制作技术，在《本草经》、《笋谱》等许多著作中都有记载。制成的笋干有淡干、咸干两类，据《笋谱》、《本草纲目拾遗》等书记载，在全国各地的笋干中，以浙江所产最负盛名，笋干不仅有黄色的，还有“色如鹦哥绿”的，有“尖上”、“尖球头”、“二尖”等名品。在湖南，有人直称熏煮的大竹笋为“素火腿”。除此而外，历史文献中很多地方记载了荒年饥民采竹实（竹米）充饥的事，竹子开花、结实被视为“凶年”之象。有些地方，竹实还被用于酿酒。另据《本草纲目》等书记载，某些竹子如�抵瘛⒌�竹、苦竹、甘竹、箬竹、慈竹等等，其叶、实、根、箨及加工提炼出的竹茹、竹沥，常常用以配药疗疾，效果显著。
    竹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竹器的广泛使用上。考古材料证明，新石器时期，竹编在我国已经开始；随着文化的不断进步，竹器的种类日益增多，它们在广大民众生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如坐卧用的床、榻、席、椅、枕、几，盛食藏衣用的橱、箱、柜、匣、甑、桶、斛、盆、箪笥，口中吹奏的箫、笛、笙、簧，手中把玩的团扇、手杖，装饰用的竹帘、屏风、花瓶、灯笼，打仗用的刀矛、箭矢、弩弓，捕鱼用的鱼簖、鱼罩、鱼笼、钓竿，农作用的箩、筐、�I筿、连枷、筛子、簸箕以及交通运输用的扁担、竹杠、竹轿、竹筏甚至竹船……无不以竹为材料制成。其中不少器具既是日常用品，又是十分精美的艺术品，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如上海嘉定的竹刻、浙江黄岩的竹黄制品、温州的竹帘、安徽舒州的竹席以及西南彝家、傣家的竹编竹刻制品，都名震遐迩。
    值得重视的是竹子对古代兵器和音乐的影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竹子是制作箭矢、弓弩等兵器的主要材料之一，《艺文类聚》引有一首不明年代的古老民歌，歌中唱道：“断竹、续木，飞土、逐肉。”相传河南淇园曾是专供商王制作箭矢的竹园；直到汉代，淇园之竹仍被大量砍伐，用来制作箭矢、此外，会稽的箭竹，荆、楚的箘簵、棘竹等等，也因宜于制作箭矢而著名。在岭南地区，古人不仅以竹作箭，而且还以竹制刀、矛、弓弩等等。在音乐方面，据《史记》记载，竹是制作乐器的重要材料。中国传统的吹奏乐器基本上是用竹子制作的。古代音乐家十分注意材料的选用，对哪种竹子宜作何种乐器，古书记载很多，如种龙竹、�J竹宜作笛，慈母山竹、紫竹宜作箫、邹山筿竹宜作笙，等等。中国音律的起源也与竹子有重要关联，据《汉书·律历志》载：“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生其窍厚者，断其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这个故事虽系传说，但反映了竹子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这一事实。
    正由于竹子给予了人们以莫大恩惠，因而自古以来，人们对其颂扬不已，西南彝族甚至奉竹为图腾。在某些彝族聚居的地方，村里养有一片楠竹，称作“种场”，孩子出生后，要将胎衣、胎血放入楠竹筒，用芭蕉叶卷好，吊在“种场”里的楠竹上，以表示他是楠竹的血脉；每年农历四月二十日要举行祭竹大典，他们把“种场”里楠竹的枯荣当作全族兴衰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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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其它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审美趣味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恐怕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画竹在我国传统绘画艺术中具有相当的地位，自唐宋以来，很多文人士夫醉心于画竹和收藏竹画，其意义同以文学形式吟颂竹子和在园中栽竹养竹一样，是为了托物寄兴、抒发胸臆；与其说是画竹，不如说是画人。画竹起于何时，说法不一，有人说关羽始画竹，有人说王维是画竹的始祖，难以定论。不过，中晚唐时期，竹已成为专门的绘画题材，并涌现了一批画竹名家，与白居易同时的萧悦就是其中之一。萧悦曾赠所画十五竿竹与白居易，白感其意，作《画竹歌》说：“植物之中最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萧郎笔下独逼真，丹青以来唯一人。人画竹身肥臃肿，萧画茎瘦节节疏；不根而生随意生，不笋而成由笔成。”五代以后，画竹渐成风气，历代画竹名家人材辈出，如五代的黄筌、徐熙、李颇，宋代的文同，元代的赵孟頫、倪瓒、李衎，明代的宋克、王紱、夏昶，清代的郑板桥等等，都对画竹技法和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地形、气候、土壤、动植物资源等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植物资源的意义尤其重大。在中国历史上，黍稷稻麻麦豆棉等作为人们的衣食来源、兰梅荷菊牡丹芍药松柏作为园林观赏植物，都曾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竹子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无论从物用的广泛性还是从对传统伦理美学影响的深刻性讲，都是上述各种植物所远远不能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