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假若说生活是想象的燃料，情感则是想象的发动机，理性便是想象的操纵杆。
　　情感是激发想象的心理动因。从一定意义上说，生活形象能在作家头脑中形成感性形象这文学形象的胚胎，本身就参带着情感因素，而当这种由情感孕育的胚胎不断发育成熟，等到从作家笔下诞生，已经由情感美化为漂亮的婴儿了。
　　为什么说理性是想象的操纵杆？因为作家塑造的形象究竟是美是丑，终归要受读者情感和理性的检验。而作家本身在想象过程中，除过生活和情感的决定因素外，也要用理性去参与探索和琢磨、设想和斟酌，使其美感程度更加高超，运作方向更加合理。
　　正因为生活、情感、理性都综合性地参与了作家的艺术想象，所以文学创作活动中想象表现的方式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水乳交融的融合，有连类取比的联结，有由表及里的推测，有改头换面的移植，更免不了添枝加叶的虚构。这就要靠自己在创作实践过程中仔细体会了。

八

　　说到这里，我还想举一下著名的小说《红与黑》及其作者司汤达的例子，说明生活、情感和理性综合作用对作家展开艺术想象，塑造艺术典型的重要性。
　　司汤达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一。当他还在巴黎闭居时，有人问他的职业，他就幽默地回答：“人类心灵的观察者。”事实上，他的确是从童年时代起，就投身生活的激流的。他酷爱自由，年轻时代记得最牢的一句话就是‘不自由，毋宁死。”当他为自由而上街游行，被撕毁了小旗子时，觉得自己也就象殉国的烈士一样。是生活孕育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他经历过判处路易十六时的喜悦；随拿破伦军队到意大利参战；后又到德国，远征俄罗斯；甚至他的死也是在生活中倒下一完成了自己的遗愿——“死在街上”！
　　司汤达认为，还没有人象他那样享受过生活而又饱尝生活的痛苦。他从自己的经历中，更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和人。有人说，《红与黑》的创作是他长期观察波旁王朝复辟时代法国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他久蓄于胸中的思想和情感的一次总发泄。的确，他极其善于运用个人经验和个人想象的钥匙，来启开人物内心世界的秘密。象于连那样的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主要是靠他对生活的积累、社会的观察和内心感受、情感蕴积所发动的艺术想象而实现的。

九

关于生活在作家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虽然历来也有不同看法，但分歧是不大的。至于情感与理性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经常有不同看法。30年代，新月派作家梁实秋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分歧，讲得很有意思，他说：

古典主义者最尊贵人的头；浪漫主义者最尊重人的心。头是理性的机关，里面藏着智慧；心是情感的源泉，里百包着热血。古典主义者说：“我思想，所以我是。”浪漫主义者说：“我感觉，所以我是。”古典主义者说：“我凭着最高的理性，可以达到真实的境界。”浪漫主义者说：“我有美妙的灵魂，可以超越一切。”按照人的常态，换句话说，按照古典主义者的理想，理性是应该占最高的位置。但是浪漫主义者最反对者就是常态，他们在热血沸腾的时候，如醉如梦，凭着感情的力量，想象到九霄云外，理性完全失了统驭的力量。据浪漫主义者自己讲，这便是“诗狂”、“灵感”、或是“忘我的境界”。浪漫主义者觉得无感情便无文学，并且那感情还必须要自由活动。他们还以为如其理性从大门进来，文学就要从窗口飞出去。

　　论者当时是从新古典主义立场出发，强调文学的理性色彩的。不过他在这篇题为《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的文章中，还谈到当时情诗中的情感问题。我们不妨也引用于此，作为从认识现代文学发端期的角度理解作家情感与理性问题的参考。他说：‘情诗成为时髦，这是事实，但为什么会有这事实呢？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最重礼法。从前圣贤以礼乐治天下，几千年来，‘乐’失传了，余剩的只是郑卫之音，‘礼’也失掉了原来的意义，变为形式的仪节。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在情感方面似乎有偏枯的趋势。到了最近，因着外来的影响而发生所谓新文学运动，处处要求扩张，要求解放，要求自由。到那时候。情感就如同铁笼里猛虎一般，不但把礼教的桎桔重重的打破，把监视情感的理性也扑到了。这不羁的情感在人人的心里燃烧着，一两个人忍不住写一两首情诗，像星火燎原一般，顷刻间人人都在写情诗。青年人最容易发启的情感就是性的恋爱。所以新诗里面大概总不离恋爱的题旨。有人调查一部诗集，约每四首诗要‘接吻’一次。若令心理分析的学者来解释，全部新诗几乎都是性欲的表现了。
　　这是当年的情形。不过，他在这里描述的现代文学发展中所出现的事实，正好从一个重要的角度上说明了作家形象思维中情感性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