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luym

   我自幼就喜欢狗，如今已奔耳顺之年亦仍如此。说不出什么理由，大概天性使然。在童年天真而艰辛的岁月里，我曾无数次陷入甜美的憧憬之中：想像着我的狗与我怎样相逐相戏，形影不离的亲密景像。然而，我的童年正是中国不堪回首的三年大饥荒的悲惨年代，且我家比其它人家更加穷苦；因为我幼年丧父，仅靠一个寡母拉扯着我们哥儿俩艰难度日。那时别说养狗，连养活自己都几乎难以为继。所以，我的童年养狗梦一直到长大成家后才得以实现。

    现在给狗煮食，大都是将大白菜帮子或大萝卜煮熟后调一些玉米面，做成黏稠的菜糊状。每当用玉米面给狗煮食将近熟了的时候，看着锅里黄澄澄的玉米面糊，便有一股久违的只有我自己才能闻到的“香味”扑鼻而来。每每此时，我便禁不住想起我的童年，禁不住跟我的孩子说：现在的狗食比我童年的饭食还要好，真的，你别笑。我童年的饭食不仅没有现在的狗食好，也远没有现在的狗吃得饱。

    那时侯老百姓的饭食，为什么没有现在的狗吃得好吃得饱呢？说来话长亦心痛。我八岁那年（1958年）正值毛泽东提倡的中国“大跃进”年代。那一年是农业的丰收年，虽没有像报刊上吹嘘的那样，亩产超过几万斤十几万斤（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水稻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但各种庄稼因长得好而丰收却是事实。有人可能会问，既然1958年农业大丰收，本应比往年吃得饱吃得好，怎会反而进入了三年大饥荒年代呢？问得好！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说到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所号召的“大跃进”之一的“大炼钢铁”。说起“大炼钢铁”，现在的年青人已绝难相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曾发生过那样似痴似傻的似疯似狂的丧失理智的荒唐透顶的不可理解之事。

    1958年中国钢生产能力仅有599万吨，可毛泽东非要生产1070万吨，由于钢铁厂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毛便号召全民炼钢（网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好一个全民炼钢，工人要炼钢，农民要炼钢，机关干部要炼钢，大中小学生要炼钢，青壮男女要炼钢，老头老太太要炼钢。那时我正上小学一年级，到学校不是先学文化，而是手拿小红旗，两人为一组，挨家挨户检查有否不去大炼钢铁的懒人。

    炼钢铁，首先要有矿石；大炼钢铁，首先要有大量矿石！但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并非是专职采矿的矿工，哪里有矿石？没有矿石，又怎能炼钢？再说，炼钢工艺不是一项简单易学的技术，并非像“毛著”“即学可即用” ！退一万步说，就算人人会炼钢，也还要有最起码的物质条件，如炼钢炉、煤炭、电力等；这本来是一个小学生都能明白的道理，可是我们“伟大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却令人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大手一挥：全民大炼钢铁！难怪他老人家常爱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最新最高指示》第190页）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是我们常爱喊的一句豪言壮语。在这种无知而无畏的鲁莽英雄主义的思维模式下，没有矿石创造矿石也要炼钢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怎样“创造”矿石呢？到老百姓家去收。我的妻子家有一个铜脸盆、铜了吊（锁柜子用的），就被收去（分文不给）“创造”成了矿石。这种搜抢农民铁铜家俱的现像绝非个别地方个别人所为，而是普遍现像。我看到一篇怀念赵树理在“大跃进”年代坚持实事求是敢说真话的文章（《山西文学》2001年第9期中的《逆风行舟》）。该文中写道“作家赵树理看到，小高炉周围堆满了农家常用的铁锅、铁铲、铁勺、铁炉条、铁火柱、铁笼、铁鏊等等各色各样的铁货。”赵树理接着看到：两个年青人推着一个小平车在挨门挨户收“废铁”。村里的人看见他们就像当年看见日本鬼子一样，赶紧跑进院关上大门。他们走到一家大门前，用手打门打不开，便用砖头砸门。那女人没法，只好把一个烙饼的鏊子交出来。收“废铁”的不答应，要她交出家中所有的铁货，那女人给他们磕头作揖说实在没有了。他们火了，跑进屋便搜。一会儿，便搜出来大小铁锅四口，两把铁铲，一个大铁蒸笼，两根铁火柱，一把铁锤，两把铁剪子等等许多铁货。那女人追出来要求给留下一口铁锅，以便头疼脑热有病时做点儿汤喝。他们不答应，把铁锅扔到平车上，便真的变成了废铁。

    把老百姓家中的成品铁俱搜去“创造”成矿石后，炼出的铁质量如何呢？甭说现在的青年人看了要目瞠口呆，就是当时的人看了也是哭笑不得：铁与焦炭熔结在一起，成了奇形怪状疙拉疙瘩的锈色铁渣。你想，一群从未见过如何炼铁的人，用普通的砖炉能炼出这样的铁渣，已十分难为他（她）们了。我从网上下载了一张当时炼钢情景的照片，从中可窥当年大炼钢铁的真情实貌（附在文后）。

    “大炼钢铁”是导致其后（1959—1961）三年大饥荒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还有②浮夸粮食产量后的高征购；③全民大办食堂；④大刮共产风）。由于当时毛泽东极力催促全党全民大炼钢铁，致使没能及时收割庄稼。我清楚地记得，1958年初冬下了雪后把大片白薯（即红薯）地掩盖了，待雪略化后是用双轮双铧犁翻耕出来的。这种该收秋时不收秋，待下了大雪后再抢秋的现像亦较普遍。雪中抢粮，十分困难。一抓一把雪，冻裂的手刀割一般疼痛。很多人私下悄悄说：这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给人找罪受。

    疯狂的失去理智的所谓的“大跃进”，在轰轰烈烈的劳民伤财之后，随即招来了中国空前未有的三年大饥荒。之所以说是空前未有的大饥荒，是因为，这是一场覆盖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饥荒；这是一场长达三年之久的超长期的大饥荒；这是一场除享有特权的权贵们之外，所有中国老百姓几无一人幸免的大饥荒；这是一场惊天动地惨绝人寰刻骨铭心的大饥荒。

    我家当时属于城镇市民，成人口粮每人每月24斤，我是儿童只有16斤；后来成人每月降到16斤，儿童降到9斤。问题是我家不仅粮食少，更没有任何外来的补贴；也就是说，既没有自留地也没有家院地可种些粮食或菜类。因为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而是租住别人家的房。一天三至五两的粮食，对于一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孩来说是绝对不够吃的。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副食品或肉类、油类可吃，人们的肚子已饿得成了无底洞。我记得1959年秋末冬初，我随母亲到城东的罗家菜园捡烂白菜帮子 。那是名副其实的烂白菜帮子，因为好一点儿的已被种菜的主人捡走。我们捡的大部份已无绿叶，只剩下了白菜帮子，并且已被猪咬马啃人踩得破烂不堪，有的已破破碎碎全靠其中的筋连着。但那时，对我们一家来说已是极为难得的充腹之物。说是捡，实际是用竹筢子搂。把柴草、猪粪、马粪都粘到了菜帮子上。人饿到极点，也就顾不上讲卫生了。

    我和母亲把一袋又一袋白菜帮子背回家中，将其中大部份晾在背阴处风干，以备日后充腹。不能晾晒的便青储起来，作为日常食用。冬春两季一天吃两顿饭。把白菜帮子切成条状，放进锅里煮开后撒一层白薯干面或玉米面，待再开锅，用勺轻轻搅和便成了所谓的“菜糊糊”。虽然菜多面少有盐无油清汤寡水，但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唯恐饭少而吃不饱。严格地说，那不叫饭，煮一锅白菜帮子也就放三四两玉米面，吃在嘴里满口是菜，粗涩难咽。并非危言耸听，确实没有现在的狗食好吃；现在的狗食，虽也放不少菜，但放的玉米面要比那时多了四五倍。

    到了1960年四、五月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家晾晒的白菜帮子（我们这儿叫黄菜）早己吃光。春末夏初，田里尚无野菜，一天的口粮又不够吃，只能以水充粮。我记得母亲当时做饭，锅里仍放了与有黄菜时几乎一样多的水量，做好的玉米面粥吃到嘴里跟喝水差不多，不过是灌个大肚而已。就是这样，那点粮食亦很难捱到月底，而不到下个月初，粮店是不卖给你粮食的。我永远难忘的是，我家曾有三天接不开锅，完全以凉水充饥。我已饿得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躺着而无力坐起，似有大病一般。

    那一年我10岁，我哥15岁，都正是长身体要吃饭的时候。粮食不够吃，只好用野菜来补。田里的野菜刚长出来，人们便迫不及待的挖来充饥。在那几年（1959年起始的大饥荒实际延续到1963年初），可以说吃遍了当地各种能吃的野菜：人心菜、落立菜、驴耳朵、马金菜、车轱辘菜（我至今不知道这些野菜的学名）、杨树叶、槐树花、白薯秧叶……在这些野菜中，人心菜、落立菜是较好吃的野菜，所以很快被人挖光。我因人小胆怯（那时传说有人吃小孩），不敢到较远的田野，只好就近挖“酸脖溜”、“刺刺芽”一类难吃的野菜。“酸脖溜”是一种叶长而尖上带黑色斑点的当年生草本植物，茎红色呈节状，唯叶可食。“酸脖溜”之酸并非如醋之酸，那是酸中有苦，酸中有涩难以言说的苦涩之酸 。如果你没有思想准备，把“酸脖溜”吃进嘴里后，会把你酸涩得蹦高三尺。吃“酸脖溜”须将其煮熟后在凉水中浸泡一昼夜，然后再用凉水涮洗几遍。“刺刺芽”是一种绿叶边缘带细蜜针刺的当年生草本植物；这种野菜生吃扎嘴，老叶子甚而扎手，只能挑嫩叶吃；吃法如“酸脖溜”，只是煮的时间要比其长，涮洗时要用手轻轻揉一揉。吃时，用菜刀切碎内掺含有榆树皮面的白薯面（榆树皮面起粘合作用），用手攥成团后蒸熟即为可食的菜团子。后来粮食越来越少，肚皮越来越大，便很少再吃菜团子；而是盐水煮熟野菜后再撒一层玉米面或白薯干面作成菜糊糊。这种“菜糊糊”用铁锅做成后呈黑绿色，夏天极易变质腐臭。因为野菜有毒，常期食用致使身体浮肿，尤其是大腿，一按一个坑。那时的人们不浮肿的极少，但人们完全不放在心上，能活命是当时最大的追求，其它已均无所谓。我记得我的脚和小腿肚子浮肿得如充了水，走路无力，干活无劲，用镐刨一个高粱茬头须喘好几口气，得歇几歇。

    为写该文查找资料，我读了李锐（曾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老前辈所写的《大跃进亲历记》，作家杨显惠所写的《夹边沟记事》，记者卢跃刚所写的《大国寡民》，原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陈丕显的回忆录中三年大饥荒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大跃进及三年大饥荒部份，以及其它一些有关该方面的文章之后，我才知道，我在三年大饥荒中的生活水平还算是比较高的；因为我看到书中所写的全国各地农民的悲惨境遇，比我亲身所历亲眼目睹的更加惨绝人寰，更加惊心动魄。

    据中共河南信阳原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1993年写于病中的遗作《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和肖东连等著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一文披露：1959年信阳地区9个常委中有8个同意把全区粮食总产量20多亿斤夸大成70多亿斤，导致强行高征购。哪个农民交不够指标，就吊打追逼，关压拘留，拆毁房屋。光山县县委书记，一天竟拷打40多个农民，一个 被他活活踢死！信阳地区的高征购致使100多万人饥成饿殍，尸横于野，有的地方达到死了人后无人掩埋的地步（《随笔》2001年第3期第119页）。

    四川省雅安地区荣经县县委书记说：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一个村子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尸的人也没有了，只得找另一个村的人来埋，这些人挨着饿挖坑，是重劳动，也死在坑边了，只好再找其它村的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李锐《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序》）。

     据安徽阜阳地委宣传部长介绍，原有800万人口的阜阳地区在三年灾害中竟饿死200余万人；据四川省委原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向老战友透露，四川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800万人（卢跃刚著《大国寡民》第236页）。据有关资料披露，（1959—1961）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4319万人，其中农民4030万人（《文汇读书周报》2005、2、27及《同舟共进》2004年第2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参战国33个，15亿人卷入战争，伤亡三千余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年），参战国计61个，20亿人卷入战争；战线遍及三大洲、四大洋，累计死亡六千五百多万人（《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第948页及《大国寡民》第236页）。

    将死亡人数两相对比，即可发现中国三年大饥荒“是一页怎样腥风血雨令人战栗的历史啊！”（李锐语）所以我说，（1959—1961）三年大饥荒是一场惊天动地惨绝人寰刻骨铭心的大饥荒！！！

    为什么会发生空前惨烈的三年大饥荒？中国的主流话语一直解释为“三年自然灾害”及“苏联逼债”造成的。事实果真如此吗？“国内一批著名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历年的水文气象资料编制了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清楚的记录下了1895—1979年间全国各地的旱涝态势。作家金辉先生又根据此表编制了《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结论是，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上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也就是说，‘三年自然灾害’得不到科学数据的支持（卢跃刚《大国寡民》第235页）。”

    那么，我们当年欠苏联多少外债竟能把六亿中国人民逼进三年大饥荒的死境呢？

    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份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1958年毛泽东所领导和推动的所谓“大跃进”，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一千二百亿元的经济损失（《新华文摘》1988年第10期第11页）。取其损失额的十五分之一即可还清苏联外债。苏联逼债绝不会造成中国三年大饥荒，已无须再费口舌。

    那么，我们应该追问：造成中国（1959—1961）三年大饥荒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只有闹清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才能谈到接受历史教训，杜绝类似悲剧再度重演。《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的作者美国人约翰.奈斯比特说：“预测未来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了解现在。”如果再加上一句“反思历史，接受教训”，则更能准确的预测未来。一个不敢正视、反思历史的民族，一个健忘伤痛而自欺自慰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因为她没有把握未来的理性和动力。

    每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不愿自己的子孙再度遭受苦难的人们，都有责任探究历史悲剧发生的根源。可喜的是已有一些心忧天下的知识精英正在探究三年大饥荒的根源。其中记者卢跃刚在其所著的《大国寡民》（第235页）一书中写道，“在1959—1961年间，导致农作物产量减少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九千万人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 ’使人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病患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大饥荒。”

    我个人刍见，以上所论可以说是造成中国三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但不是最终根源。我们可以如下现象透析其根源 。为什么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委书记为完成高征购指标，一天之中竟拷打40多个农民？为什么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竟有8个同意把全区粮食总产量20多亿斤夸大成70多亿斤？为什么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用高征购敛聚的资金在黄河岸边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式别墅（给党的当时七位领袖每人一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每人一个套间。《随笔》2001年第3期第119页）？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即取悦自己的顶头上司。目的何在？以求升官。为什么取悦顶头上司就能升官？或者说，顶头上司为什么有权决定其下属的黜陟升降？因为中国自建国以来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我国党政机关的大多数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还是由任命产生的（《报刊文摘》2003、10、22）。这才是造成中国三年大饥荒的最终根源！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可以把最高统治者自己的意志迅速变成其下属官员的意志。倘若有官员不愿接受其意志呢？原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同志，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下令解散食堂，开仓赈济饥民；却被毛泽东称为“混进党内的投机份子”，遭秘密逮捕入狱（《炎黄春秋》1997年第4期第50页）；河北省委常委、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同志，因不忍看老百姓饥饿受苦，于1968年8月上书毛泽东，要求农村实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而被毛泽东讥为“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胡’开明，是个副省长。”胡开明同志从1962年9月就开始遭受批判，1964年被定为“反党集团”首犯 ，其下属一批优秀干部因之遭殃。胡开明同志亦倍受酷刑，并曾遭过假枪毙（《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第32—35页）。开国元勋彭德怀大元帅仅因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替人民鼓与呼，说了几句真话，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大跃进”存在的问题），便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反党集团的首领；1974年11月29日下午3时35分含恨去世之时，盖在他遗体上的白被单写的名字竟是“王川”。一生横刀跨马驰骋沙场的彭大将军，就这样被人隐姓埋名悄然逝世（《文化世界》中共十大冤案专刊第85页）。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写完这篇拙文的时候，真想到高山之巅，独自一人，面对苍天，大泪滂沱，啸天痛哭；掬一捧泪，祈愿天下所有死于苦难的人们能够安息 ；祝福人类的子孙后代永不再遭受人为制造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