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家炎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造成“断裂”的说法，在三个层面上都存在着问题：第一，这种说法把儒家这百家中的一家当作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第二，这种说法把“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作了儒家学说的全盘；第三，这种说法忽视了即使在儒家文化中，原本就有的非主流的“异端”成分存在。在此基础上，作者力图对“五四”的“偏激”以及“五四”与“文革”的关系作出新的理解。
 
【关键词】 五四 新文化运动 传统文化 文革

　
　　我今天所要涉及的“‘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来源于美国的一位学者，就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林毓生教授。他有一本书，叫《中国意识的危机》，1986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是穆善培先生翻译的。这本书出版以后在中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当时年轻的学者有些赞成，有些不赞成，所以我想借他的这个话题说说我的一些想法。林毓生教授的观点很激烈，他把“五四”和“文革”相提并论，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的，而彻底的反传统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带来了中国意识的危机，影响所及，才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用林教授的话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又重新出现‘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革命’的口号，而且发展成非常激烈的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这决非偶然。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林先生还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①而首开风气的是“五四”。一些赞成林教授观点的年轻学者，虽然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有所肯定，却也认为：“主导‘五四’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与文化的激进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其表现为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全盘否定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②而且我看到有一种教材已经把这种观点写进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认为没有“五四”就可能没有后来的“文革”，“五四”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文革”。
　　这样一种说法，我觉得是需要讨论的。把“五四”归入激进主义并不是不可以，与相对保守的学衡派相比，“五四”的主潮当然是激进的。但问题在于，像“五四”这样一场文化运动，能不能叫做“全盘反传统”？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把整个《新青年》——从1915年开始创刊的《青年杂志》（第一卷叫《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才叫《新青年》）到1923年成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新青年季刊》——都读了一遍，我想讲一些个人的看法。
　　我想分三个问题来讲。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真是“全盘反传统”吗？
　　
　　我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自己的问题，但是不能把这场运动的性质判定为“全盘反传统”。林毓生先生的一个大前提恐怕靠不住：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普遍君权”，造成了“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崩溃”，“五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起来，利用这个空隙来“全盘反传统”的③。这就把事情讲反了。辛亥革命是推翻了清朝皇帝，但并没有破除君权观念、纲常名教和封建道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套还在人们头脑中深深扎根。辛亥革命之前民主共和的舆论准备很不够，当时主要是动员汉族起来反对满族贵族的统治，革命内容主要是反满，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并没有崩溃，并没有解体。如果君主专制真的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那么还会有1916年袁世凯的称帝吗？还会有1917年张勋的扶植溥仪复辟吗？“五四”的一位学者高一涵在当时就说：辛亥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非君师主义》）④。这个看法是符合实际的。辛亥革命吃亏的地方，就是不像法国大革命之前有一个启蒙运动，以致革命之后，封建思想、帝制思想还普遍存在于人们头脑里，认为没有皇帝不行。举个简单的例子：连杨度这样一位曾经帮助过孙中山、坚决拥护改革的人，在1915至1916年间竟然也提出“共和不适合于中国”，他给袁世凯上表“劝进”，劝袁当皇帝。所以，林毓生先生所谓“辛亥革命推翻普遍君权”，造成“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崩溃”这个大前提就搞错了，他没有顾及许多事实，只是出于想当然。
　　弄清了这个大前提，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五四”。可以说，正是由于袁世凯和张勋接二连三地复辟，重新恢复帝制，以及像康有为这样维新运动中的激进人物都主张要把孔教奉为国教，列入民国时代的宪法，都拥护帝制，才引起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忧虑和深思。“五四”先驱者觉得，中世纪的封建文化思想还深深地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所以需要一场新文化运动，所以需要文学革命。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中说得明白：
　　
　　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⑤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实际上从思想战线的角度为辛亥革命补上了缺少的一课。
　　在帝制拥护者抬出“孔教”作为护身符的情况下，《新青年》编辑部为了捍卫共和国体，不得不围绕现代人怎样对待孔子和儒家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1917年初，在陈独秀发动重评孔学的运动之后，吴虞从四川致信陈独秀说：我常常说孔子自是当时的伟人，然而如果今天有人还要搞孔子尊君的一套，要恢复皇帝的制度，要阻碍文化之发展，要重新扬起专制的余焰，我们就不得不来批判他（大意）⑥。这个话确切地说明了《新青年》是被迫应战的。《新青年》上最早发表的评孔文章是易白沙的《孔子平议》，说理相当平实，作者认为：“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思想被历代君主利用而造成许多悲剧，并不是偶然的。易白沙还认为：“各家之学，也无须定尊于一人。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为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以孔子统一古之文明，则老庄杨墨，管晏申韩，长沮桀溺，许行吴虑，必群起否认。”⑦态度比易白沙更激烈的是陈独秀。他的《吾人最后之觉悟》、《宪法与孔教》二文指出：在民国时代，“定孔教为国教”是倒行逆施；“三纲说”“为孔教之根本教义”，“尊卑贵贱之所由分，即‘三纲’之说之所由起也。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我们如果在政治上要采用共和立宪制，必须排斥这类学说。而且，陈独秀还说，“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如果现在学习汉武帝的做法，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学术思想就会形成专制，带来的祸患就太厉害了，这种思想专制的可怕远在政界帝王之上⑧。在答常乃德的信中，陈独秀还补充了一句：如果只许儒家一家存在，那么孔学本身也会因为独尊的缘故而僵化、衰落，因为没有人跟它讨论、批评⑨。在《复辟与尊孔》中，陈独秀又说：“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故曰：张、康复辟，其事虽极悖逆，亦自有其一贯之理由也。”⑩陈独秀由“三纲”为儒家根本思想，得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11)的结论。
　所有这些，都说明新文化运动中骨干人物的评孔批孔，并不是针对孔子本身，而是针对现实中的复辟事件和“定孔教为国教”这类政治举措的。李大钊就说得明白：“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2)当时那些批评孔子学说的文章，包括陈独秀、易白沙、李大钊、胡适、高一涵以及后来的吴虞，他们的论文今天看来分寸不当是有的，但是没有全盘否定孔子或儒家，更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相反，《新青年》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规劝青年要以孔子、墨子为榜样，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陈独秀在《再答常乃德》的通信中，谈到孔子的学说时说：“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这就是承认孔子在封建社会发展的初期，他的礼教对封建政治体制有一种稳定、巩固、推进的作用。李大钊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甚至说孔子如果活在今天，“或更创一新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他们都称历史上的孔子为“伟人”、“圣哲”，肯定他作出过很大贡献，只是认为儒家“以纲常立教”“焉能行于今日之中国”而已。对于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有分析，春秋时代的墨家就受到很高的评价。《新青年》第1卷第2号发表的易白沙《述墨》一文说：“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如子墨子矣。其学勇于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面对死亡也不后退），精于制器，善于治守，以寡少之众，保弱小之邦，虽大国莫能破焉。”易白沙在文化上的理想是融合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兼取二者之长：“以东方之古文明，与西土之新思想，行正式结婚礼。”（《孔子平议》下）这哪里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意味呢？特别应该说明的是，“五四”当时并没有“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五四”的口号其实只是一个“民主”，一个“科学”，第三个是“文学革命”，即使在评孔批孔最为激烈的1916年到1917年间，也没有出现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那么这种说法是怎么出来的呢？事情只有那么一点因由：1921年，新文化运动暂时告一段落，胡适为《吴虞文录》作序，用了一些文学性的说法来夸奖吴虞（吴最有名的文章就是《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认为中国的家族制度支撑了封建专制社会）。其序的开头说吴虞是打扫孔学灰尘的“清道夫”，末尾说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才有了所谓“打孔家店”的说法。胡适这一说法，原是一种文学形象，也带点亲切地开玩笑的成分，可以说是句戏言，不很准确。因为第一个评孔批孔的是易白沙，批孔最有力的是陈独秀，吴虞是一年后才卷进来的，怎么靠他的“一只手”呢？而且胡适原话并没有个“倒”字。后人拿胡适这句戏言，加上一个“倒”字，成了“打倒孔家店”，当作“五四”的口号，岂不有点可笑？
　　反对儒家三纲，革新伦理道德，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做的一件大事。另一件大事，就是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提倡“人的文学”，发动文学革命。这也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要把几千年的古典文学完全否定。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里确有那么一句话，就是“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但只要读读上下文，就可以看出来，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学”，其实只是“仿古”的文学，是骈文、排律这类严格讲究规则、讲究声律的古典主义文学。就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用大量文字赞美了传统文学里的优秀部分，从国风，到楚辞，到汉魏以后的五言诗，到唐朝的古文运动，一直到元明的剧本、明清的小说，他都是肯定的，认为是中国文学里粲然可观的部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只是批判了六朝靡丽的文风，同时批判了明朝主张复古的前后“七子”和清代桐城派的三位创始人方、刘、姚。所以说，陈独秀并没有否定中国的古典文学。如果认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就是否定古典文学，那是一种误会。
　　总之，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造成“断裂”这种说法，在三个层面上都是说不通、不恰当的：第一，这种说法把儒家这百家中的一家当作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这是不恰当的。第二，这种说法把“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作了儒家学说的全盘，这也是不恰当的。“三纲”在儒家学说中当然是很重要的，是纲领式的，但儒家首先讲的还是“仁政”，“三纲”远非儒家学说的全部。“五四”时着重反对儒家学说中的“三纲”，怎么就等于把儒家全部否定呢？显然不合逻辑。第三，这种说法忽视了即使在儒家文化中，原本就有的非主流的“异端”成分存在。孟子那里已有一些新的思想出现，他主张“民贵君轻”，反对把君权抬得那么高，所以朱元璋就不高兴。到了明代后期清代前期，在儒家内部已经出现了具有启蒙色彩的新的文化，像李贽、冯梦龙、黄宗羲、顾炎武、颜元、戴震等思想家、文学家，他们都是儒家，但是他们有许多新的思想，跟传统儒家很不一样。比如黄宗羲的《原君》就有启蒙色彩，他绝对不会把“君”捧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谁也不许批评。这样一批人物在儒家几千年的历史上虽然不占主流地位，但这种“异端”成分是相当重要的。辛亥革命时期有一位学者邓实，已经将黄宗羲等“不为帝王所喜欢”的思想称为“真正的国粹”。“五四”除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等外来思潮外，也继承了儒家内部这些非主流地位的、“异端”色彩的“真正的国粹”。周作人谈到自己所受古人思想影响时就说：“中国古人中给我影响的有三个人，一是东汉的王仲任，二是明的李卓吾，三是清代的俞理初。他们都是‘疾虚妄’，知悉人情物理，反对封建礼教的人，尤其是李卓吾，对于我最有力量。‘五四’时候有一个时期，大家对于李卓吾评论称扬的很多，他的意见都见于所作《焚书》、《初潭集》及《藏书》中。这些书在明清两朝便被列为非圣无法的禁书。他以新的自由的见解，来批评旧历史，推翻三纲主义的道德，对于卓文君、武后、冯道诸人都有翻案的文章。他说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可是文章中多是‘据经引传’。”(13)所以，怎么能说“五四”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乃至于造成“断裂”呢？
　　
　　 二、怎样看待“五四”的偏激？
　　
　　“五四”新文化人物当然有偏激的地方。例如对骈文、对京戏、对方块汉字、对中国人的国民性，都有一些不合适的看法，都有一些过甚其辞的地方。像钱玄同称京戏为“百兽率舞”，似乎看作是一种野蛮的戏；把骈体文骂为“选学妖孽”，把桐城派末流骂为“桐城谬种”；他还主张方块字要废除，要学世界语。产生这类看法的根源，在于他们对进化论历史观，对文艺的进化、文字的进化存在着简单的、自以为科学其实却可能是蒙昧的理解。他们认为，既然欧洲中世纪以后的文学艺术沿着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这条路线进化而来，而且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又确实同科学上的实证主义有关联，那么，同这种先进的、科学写实的文艺相比，中国那种看重象征的而非完全写实的京戏当然就算是落后、野蛮的了。他们认为既然从文字学上说，象形文字是人类比较初级的文字，拼音文字才是比较先进、比较方便的文字，于是比较难学的方块字当然就应该废除、应该改换成拼音文字了。他们不知道，文艺其实很难以出现的先后来决定低或者高，劣或者优，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文学艺术永远离不开象征和象征手法。有文学就有象征，象征不一定就落后。从《诗经》开始的“赋、比、兴”中的“兴”，就是一种象征。并不是写实就一定是最好的文学，对于诗歌恐怕更是这样。他们也没有想到，如果没有书写统一的方块字，如果早就按方言使用拼音文字的话，中国众多的方言区很可能早已像欧洲那样分裂为许多个小国家了。欧洲许多所谓的民族国家，实际上在文艺复兴后才形成。他们语言上的差异并不很大，像法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就可以相通，英语、德语也相当接近，可能还没有中国的吴语、粤语、闽南话、客家话和各地区官话之间相差距离那么大，那么难以沟通。如果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方块字，没有秦代统一文字这一步，都是方言的话，那就会发生许多问题。但一用方块字来书写，问题就解决了。应当说，方块字大大有助于中国的统一和稳固。他们更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当电脑流行的时候，使用方块字的效率丝毫不低于西方的拼音文字，甚至还可能超过拼音文字。所以，“五四”当时所理解的科学，确有幼稚病。
　 不过，这些偏激之处，在《新青年》内部以及周围就有不同看法。钱玄同废除方块汉字的主张，就遭到他的老师章太炎的反对。鲁迅1918年在《渡河与引路》中就批评钱玄同推广世界语的主张是刚从四目仓颉面前站起来，又在柴门霍夫脚下跪倒。傅斯年也说：“钱先生都不曾断定现在的Esperanto是将来的世界语。那么Esperanto还是一个悬案；我们先把汉语不管了，万一将来的世界语不是他，我们岂不要进退失据吗？”(14)钱玄同说人到四十岁就吸收不了新鲜事物，就应该枪毙，鲁迅后来嘲讽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胡适提倡白话文是对的，但认为文言是“死的语言”就有点简单化。傅斯年、刘半农等纠正了他的看法。到1918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就接受了一些别人的意见，认为新式白话文也可以吸收某些文言成分。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功劳很大，但他把《聊斋》、《西游记》、《水浒传》、《三侠五义》都说成“非人文学”就太简单、太片面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纠正了这类简单片面的观点，胡适也不赞成周作人对某些古典小说的看法。经过内部的交换意见、讨论和批评，后来这些人自己的看法都有变化。钱玄同的思想到1925年前后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也有一些消极的东西留下了影响，比如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主张。他的反对者梅光迪一直认为作诗和作文在语言上是两条路子，诗的语言和文的语言不一样。梅光迪这个意见倒是对的。但是总的来说，“五四”先驱者存在的偏激都是局部性的，后来在认识和实践中也有所纠正。即使拿“五四”当时不在新文化中心的毛泽东来说，他对“五四”的偏激方面也有认识。在抗战时期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毛泽东一方面对“五四”肯定得很高，另一方面也清醒地指出“五四”存在着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偏向：“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似乎西方的一切都好，而中国的一切都糟，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就狠狠批评了这种偏向。毛泽东在30、40年代的著作里多次讲到孔子，口气都是尊敬和肯定的，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那篇文章里，讲得非常明确，他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称孔子的学说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可见他没有跟着“五四”偏激方面走。
　　而且，偏激毕竟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方面。总体上看，“五四”是一场由理性主导而非感情用事的运动。当时提倡民主、倡导科学、提倡新道德、提倡新文学，介绍近代西方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思潮，主张人权、平等、自由，这些都是服从于民族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胡适、周作人都鼓吹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是要将传统的一切放到理性的审判台前重新检验、重新估价。在反对了儒学的纲常伦理和一味仿古的旧文学之后，他们又提倡科学方法，回过头来整理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鲁迅写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胡适写了《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进行古典小说的考证，就是要用现代的观点、科学的方法重新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这就证明他们是要革新传统文化，而不是要抛弃传统文化，不是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从“五四”起，中国思想的主潮才进入现代。“五四”是一场思想大解放的运动，是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大大向前推进的运动。“五四”是接受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危机的呼唤而诞生的，因为有危机，才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本身并没有带来危机，而是基本上成功地解决了那场危机。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享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
　　
　　三、“文革”与“五四”：背道而驰，南辕北辙
　　
　　在我看来，“文革”并不像林毓生教授说的那样是“五四”全盘反传统的继续和发展。恰恰相反，“文革”是“五四”那些对立面成分的大回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封建专制、愚昧迷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作。“文革”和“五四”充其量只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从实质上看，二者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文革”根本不是什么文化运动，而是执政党内部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引发的一场政治动乱；它在1974年发动的批林批孔，似乎涉及文化，其实却是一场政治闹剧。“文革”的出现有两个根本条件：在上层，是个人专制倾向变本加厉，党的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在下层，是个人迷信盛行，领袖越来越不正常地被神化。两个方面上下结合，才会发生“文革”。而这两者，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五四”提倡民主，就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就是为了反对愚昧迷信。“文革”和“五四”恰好是反方向的运动。“文革”的发生，说明封建思想早已严重侵袭到了革命队伍内部。中国反对封建思想的斗争本来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仅仅“五四”那几年不可能一蹴而就，启蒙必须不断地进行。真正的问题在于：一旦封建思想侵袭到革命内部，反起来就非常困难，比一般反封建难上千百倍。延安时期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就是在解放区里反对封建思想、反对宗法观念、反对小生产意识，然而他们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毕竟是个小农意识犹如汪洋大海的国家，封建思想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人们往往对这一点缺少清醒的认识。而缺少清醒的认识，放松了这一方面的警惕，就会出现问题。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这还只是苗头，那么到50年末、60年代初，个人专制的情况就已发展成为巨大的、严重的现实危机。有几件事情可以说说：第一件事情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发言，建议加紧制订法律、完善法制，毛泽东一句话就顶回去：“你要知道，法律是捆住我们自己手脚的。”(15)这是吴冷西在“文革”中作检讨时说的，他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自己当时确实跟领袖人物的思想有距离。第二件事情是，到50年代末，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记得1958年秋，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做报告，就鼓吹“时代智慧集中论”，据他说，每个时代的智慧都会集中到某一方面。比方说19世纪的俄罗斯，时代智慧集中在文学艺术上，出现了许多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和文学批评家；20世纪中叶的中国，时代智慧就集中在政治上，表现为党中央有了毛泽东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那是国际上都少有的(16)。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刘少奇发言，明确提出“我们就是要搞点个人崇拜”(17)。如果把这些话与1956年中共八大一次会议明确反对个人迷信、作出的决议相比，可以看出，那是极大的倒退，埋伏着很大危险。林彪正是利用这种氛围把个人迷信推向极端，从而实现其夺权野心的。第三件事情是，经过反右派和反右倾，打倒、批臭了党内外一批不同意见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民主派”。而且在批判中形成了一种理论：民主革命时期的老革命如果不自觉地改造，到社会主义时期就会成为反革命。“民主”于是成了非常可怕的东西。民主主义思想这样被批臭的结果，是个人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通行无阻。所以邓小平在70年代末深有感慨地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8)这真正说中了事情的要害。第四件事情，是毛泽东1958年从第一线退下来后，用许多时间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大量古籍，他从历代兴亡中吸取经验、智慧和策略。中国的古代文化中确实有消极的、糟粕的东西：像《商君书·修权》里讲到的“权制独断于君则威”；《荀子》中讲到的“才行反时者杀无赦”；《论语·泰伯》中讲到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墨子·尚同》中讲的“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这样一些专制主义思想，我们在后来的很多事实中确实看到了投影。以上这种种条件纠合在一起，“文革”的爆发几乎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所以，“文革”表面上是打倒一切，对“封资修”文化进行全面批判，但实际上是封建主义的大回潮和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在起作用。它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方向是相反的。为了避免“文革”的悲剧重演，我们得出的结论应该相反，不是去否定“五四”，而是应该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理性精神，继续进行反封建思想的斗争，继续进行民主、法制建设，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继承一切对人民、对民族有益的好的内容，而摒弃那些反人民、反民主的有害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
　　
　　①③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第16、24页。
　　②参见《东方》杂志1993年创刊号所载《二十世纪文化中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一文。
　　④高一涵：《非君师主义》，载《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
　　⑤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载《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
　　⑥吴虞此信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通信”栏。
　　⑦易白沙：《孔子平议》上下篇，分别载《新青年》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第2卷第1号（1916年3月）。
　　⑧参见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新青年》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宪法与孔教》，载《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
　　⑨陈独秀答常乃德信，载《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通信”栏。
　　⑩陈独秀：《复辟与尊孔》，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
　　(11)参见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
　　(12)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甲寅》（日刊）1917年3月30日。
　　(13)周作人1949年7月4日呈周恩来信，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
　　(14)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载《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
　　(15)吴冷西在“文革”期间一次群众会上检查自己思想时曾谈到这一事实。
　　(16)笔者当时曾直接听了这次报告，此处复述其大意。
　　(17)笔者在1959年秋曾听过当时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关于庐山会议上多人批判彭德怀发言内容的传达。刘少奇发言中有此内容，他指的是对毛泽东的崇拜，绝无差误。
　　(18)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原载】 《文艺研究》 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