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及其朋友在印尼苏门答腊巴爷公务经营的酒厂遗址　

  　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的清晨，新加坡一班文化人开始向各地逃难。达夫身居英政府情报部和新加坡文化界工作团的要职，原想滞留到最后的一分钟才离开他的岗位的。但因为战局一天比一天吃紧，他终于和王纪元、邵宗汉、胡愈之、张楚琨、汪金丁、李铁民和李振殿等二十八个男女老幼难民，乘着一艘小舢舨改装成的小电船，离开他住了三年多的新加坡，静悄悄地，冒着炮火，穿过飞机交织似的海面上空，当天晚上才驶抵离星州最近的荷属小岛巴美吉里汶。因为当时没有取得合法入境手续，虽然允许登岸，却被荷兰当局扣留在岛上两天。到二月六日的晚上，才逃到苏门答腊东海岸一角的小岛石叻班让。在这里歇宿了一宵，就又决定分批行动。

　　达夫和胡愈之、王纪元、邵宗汉等七人首先出发。二月九日到了一个叫望佳丽的小岛。等到荷兰官员撤退，他们一行人才不受限制，随意所欲，要到哪里便到哪里去。不过这时海上的船只都给荷兰政府扣用了，即使可逃，也无法逃。幸而在望佳丽对岸的保东村里，有一位叫陈仲培的当地华侨，他是一家电船公司的经理，有一艘电船穿行保东村和望佳丽。他们一行人才给他招待到保东村去，住了约莫一个半月，达夫便开始学印尼语。达夫在保东村里，几乎每天成诗一首。他的遗作《乱离杂诗》十一首，就是那时留存下来的一部分作品。

　　到了三月九日晚上，达夫从收音机听到爪哇荷印总督向日军投降的消息，才知道爪哇已沦陷了，他们也就不能不作长久隐蔽的打算。商量了几天的结果，在日军尚未来接管附近小岛之前，他们几个人决定分成两批，找两处比较偏僻的地方，改名换姓隐匿起来。达夫和王纪元两人分住到离保东村十多里远的一个名叫彭鹤岭的海边小村去。后又曲曲折折到了巴爷公务。

　　当他到了巴爷公务不久，日本宪兵部也进驻离巴爷公务仅三十余公里的武吉丁宜。但日军却还未接管巴爷公务，各种行政事宜，仍由印尼人暂时代理，有关华侨的事务，大部分仍归由华侨负责办理。而日本宪兵也时常到来查询。

　　由于朋友的介绍，达夫会见了巴爷公务的雷登南蔡清联，当地的侨长。这是荷兰政府委任的官制。达夫懂得德文，德国话说得很好，蔡清联也懂德文，两人因为言语相通，因此也就颇谈得来。

　　说来真是无巧不成书，那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底的一天早晨，达夫去探访这位侨长，想托他代找一所房子。进门的时候，刚巧有一个日本宪兵队长来找侨长，查询华侨状况，双方言语不通，达夫当即被央作临时翻译。宪兵队长听了他一口流利的日语后，觉得甚为诧异。于是侨长所有托他要求宪兵队办理的事，都一一答应了。但却要达夫跟他到武吉丁宜宪兵部去再谈。

　　这时达夫早已是“赵豫记酒厂”的老板，显然是巴爷公务的一个有钱的大商人。其实他的这家酒厂，原是为了解决一班从新加坡逃难来的朋友的生活和掩护起见，才在一九四二年的九月一日集资创办起来的。这所酒厂初期的营业很坏，有一个时期弄得几乎维持不下去。到一九四三年春，营业才慢慢好转，产品也能满足市场上的需要。达夫后来也在市外的巴东拉威·鱼扑西朗·椰蒂村购置了一块椰林，建筑了一间房子。达夫拥有的许多德文荷文的藏书，都存放在这房子的楼上。这块椰林，长约有一百五十米突，宽二十五米突，种有三十多株椰树。这座房子非常华丽，小巧玲珑，他在新婚前后，都是住在这所小洋房里。后来竟给日本宪兵占用了。他也只得忍气吞声地到被指定的店铺式的楼房去住，虽则他这时已被迫进了宪兵部当了个不受薪的通译。日本宪兵部里的人，也多半叫他“赵大人”或“赵胡子”，因为达夫这时已经蓄留了两撇胡子。

　　达夫当了日本宪兵的通译之后，则逗留武吉丁宜的时候居多。生活过得相当寂寞。每天不是陪着宪兵部里的几个小兵喝酒胡闹，便是嫖嫖私娼，受了不少委屈。认识他的人都暗地里替他惋惜难过，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在宪兵部受那班无知无识的小兵的闲气，卑躬屈节地逢迎他们，实在不值。

　　达夫住的房子，有不少藏书，除了一部分从宪兵部搜罗来的外，也还常到旧书摊去搜罗书籍。德文、荷兰文搜购得最多，英文也偶然买几本。

　　有一次，那卖书的印尼人因为开错了价钱，两本书索价三盾半。买了一本，其余一本还要三盾，竟使他大为生气，在那印尼人的肩上打了两拳。那印尼人不但不敢还手，还连声向他这位赵大人道歉。

　　有时他喝了酒，说话也毫无顾忌。有一次他当着几位客人的面说：“没问题！这里的华侨都知道我是谁，有什么问题呢？到宪兵部告我吗？我先把他抓起来，打他个半死！”他呷了口酒，接着说：“日本人知道了我，我就做大官。不知道我，我就做通译。”

　　达夫在宪兵部当通译时，精神上自然非常痛苦。后来，他便进了萨瓦伦多的医院，送了几瓶酒给那里的日本医生。要求给他一张证明书，证明他有肺病，不宜工作。宪兵部这才批准了他辞职的请求。但有一个附带条件，便是必要时，还是要他尽义务帮忙，达夫自然无法推托。于是他才脱离了当了七个月通译的宪兵部。

　　这时期，达夫常常到巴东去。因为他是“荣生旅馆”的股东，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常到巴东去了。他经常往来于巴东和巴爷公务之间，生活也过得相当逍遥自在。巴东的餐室和巴刹，也是他经常流连的地方，几乎每家餐馆他都去过。而且还喜欢邀约一两个日本人共饮。他的用意据说还是为了避嫌，免得引起日本人的误会。他甚至还和日本人到“德国香巢”去走走。有时也和朋友到花街柳巷去寻幽探胜，放浪形骸，常常从这家“事毕”出来，又再顾而之他，进出香巢，有时竟连跑三五家香巢不但毫无倦容，而且还兴致勃勃，谈风也特别健，不是谈诗论词，便是纵谈天下大事。

　　达夫为了避免日本人的猜疑，为了需要点缀，不能不急急地在“此时此地”结婚。他托人说媒时，还特别声明：“没有条件，美丑不成问题，身世更无所谓。”那时就有两个荷兰女人常常和他厮混在一起，巴东有一个交际花，也跟他很有往还，可是都没有成事。

　　有一天晚上，达夫在巴东和朋友到一家华侨开的马来饭店吃饭，无意中谈起婚事，饭店老板娘自告奋勇地要为他作媒，当时就约定“等一会儿看人”。

郁达夫的第三任妻子何丽有和儿子大雅

　　在暗淡的灯光下，幽静的小饭店里，显得格外寂寞。等了一会，果然来了一个胖得有趣的“饭店西施”。她一进来，就坐在靠门边的一张椅子上。她穿的是荷兰装，烫头发，但不会说中国国语，看样子不“愚蠢”。她和达夫见了面，只是含情脉脉，没有说什么话。达夫和她说话，她也不大答腔，问了几句话后，她索性站起身向后门走了出去。做媒的老板娘见她走了，满脸流露出狼狈和歉疚的神气，但又没有办法叫她回来，就约好“明天回话”。达夫只要对方没有问题，他也同意，而且达夫也认为这个女孩子倒不错，身体也相当结实。于是他只好一味苦等做媒的人给他的好消息。临走时，还郑重地对那位同去朋友说：“我明天回巴爷公务，这里消息如何，你写信告诉我吧。”可是不知怎的，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一直过了好多日子，还是消息杳然。

　　第二次，达夫的一个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位年已三十多岁的、受过荷兰教育、身世清白的李小姐。她过去当过荷兰学校的幼稚园教师。达夫和她初次见面，便心心相印。达夫非常钟意，当即邀了介绍人和几个朋友一道上荣生酒楼去饮宴。席间，达夫还兴致勃勃，两情也相当融洽，这顿饭一直吃到晚间八点多钟才散席。然而不知怎的，这件婚事还是告吹。

　　第三次，事前也没有谁听到说达夫有了对象的话。有一天，达夫忽然对一个朋友说：“今天我要订婚了，你来一趟吧。”

　　那天正是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也是阴历六月初八。被邀请的朋友并不多，只有四五个人。达夫的对象姓陈，名莲有，是某校总理哥哥的女儿。在中国出世，十岁到巴东，她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十一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现仍在巴东。她原籍广东台山，平时只会说一口台山话和印尼话，原本姓何，因家境清贫，由陈姓亲戚收养，因此又改姓陈。她貌不美，但也不丑，人却很老实。订婚的仪式很简单，是在女家举行的。当时陈莲有才年华双十，并不识字。达夫虽不懂台山话，但也学会印尼话，因此后来夫妻间的日常用语，便是全部印尼语对白了。达夫订婚了一年多，酒厂也开办了一年多以后，才与陈莲有结婚的。达夫最有趣的，便是该进洞房的时间到了，他还在打麻将，经友人几度催促，才被人拉拉扯扯地推进新房去。

　　这时红烛高烧，新娘垂着头坐在那里，达夫也坐了下来，喝了几口酒，提笔写诗。过了好一会，新娘立起身，羞怯地看他写字，达夫猛然发觉了，说：“可惜你看不懂我写什么，不过，这也好……”达夫要她并肩坐下，忽地笑着说：“你姓陈又姓何，我已经把你的名字改了。”他在纸上写了“陈丽有”三个字，再在上面打了个“×”，然后再写“何丽有”三个字，搁笔说：“何丽有，这名字很好，你满意么？”

　　新娘羞怯地说：“反正我都不认识，你喜欢怎样写，就怎样写。”

　　结婚的第二天，达夫一早起来，就去找朋友，取出他昨晚写的诗，说：“我昨晚弄了很久，拿来给你看。”诗稿写得很端正，一笔不苟。

　　他还笑着说：“想不到她还是处女……”

　　新婚后一周，达夫即带着他的新夫人回到巴爷公务去，同时还有一批他新夫人的亲戚友好也跟着同去，拖男带女浩浩荡荡地搭火车，非常有趣。

郁达夫抱着儿子郁大雅(1944年在印尼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

　　达夫婚后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闲散，相当舒服和有趣的。一天到晚散散漫漫的，有时打打麻将，是吃饭的时候了，便赶回家去吃饭。有时还要到武吉丁宜或巴东去走走，虽则他已不在日本宪兵部里当通译了，还得跟那些日本人打交道，敷衍一番。他的新夫人如不同去，便将应用的东西，预备得妥妥当当，供“赵大人”出门之需。达夫对待他的新夫人实在很好，虽则在人前称她为“婆陀”（印尼语为蠢才之意），其实这位新夫人并未被认为“无知无识”的“蠢才”女流。他们夫妇日常生活无论是聚餐、访友、吃喝、玩乐、旅行等，都是形影不离地相依相随的。甚至日本宪兵常到达夫家里吃喝，对赵太太也非常有礼貌。赵太太招呼应酬也应付得妥妥帖帖，颇具主妇风度。这个女人给予达夫的安慰也的确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达夫就曾感慨地对朋友说：“我幸亏有了这么一个女人，如换了另外一个，那么我的一切都糟了！她连我姓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彼此的感情是很好的。”达夫对她也非常关切，她平日的一切享受，更无所吝惜。“赵公馆”里雇用的女佣就有三个之多。

　　有一次，达夫到巴东去，一看见朋友就说：“啊啊，那真是有趣了。”

　　“怎么？”朋友说。

　　他大笑起来，说：“我问我那个女人：‘你看我究竟是作什么的？’她说：‘我看你呀，我看你是个都岗八杂（印尼语，即读书佬之意）！’哈哈！”

　　大家都笑了。

　　他说：“有一次，这东西还会吃醋呢，哈哈……”

　　“怎么？”朋友说。

　　“真糟糕！Star来我家，她不准她进门。”他说。

　　所谓Star，便是一位知书识礼、能说会道的漂亮女人的美容所的招牌，也就是她的代名词。

　　“Star怎么办呢？”

　　“她对Star说：‘不在家！你要找他做什么？’碰的一声把门关上，Star没有进门就走了。哈哈，真有趣！”

　　“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后来，Star对我说起，我才知道。”

　　“你回去骂她吗？”

　　“我对她说：‘人家来看我们，我们要客客气气地招待人家，这样，人家会见笑的。’她说：‘她是什么人？笑由她去笑，我是不给她进门哩。’我也只好笑笑了。”

　　说后，大家又哄笑了一阵。

　　婚后一年的一九四四年七月里，这位新夫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活泼可爱，样子和达夫简直一模一样，像极了。达夫给他取名“大雅”。对于这个儿子，达夫是非常疼爱的，同时对这位“蠢才”的太太的感情，也比过去真切得多了。所可惜的，便是他们的夫妇生活，前后才过了一年又三百四十八天，相差了十七天才满两年。

摘自：《郁达夫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