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乃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但高挂于人格之树并常开不败的人格之花,首推不是性格,不是气质,也不是能力,而是品德。这是人格之本。金钱买不来品德,权力换不来品德,邪恶压不住品德,历史忘不了品德,而且越是在金钱和权力面前,越是在邪恶猖獗的时候,越是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之中,品德越是闪光,越是具有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
一位哲人说过:“伟大来自平凡”。这个平凡的真理,在季羡林身上得到了证实。他平凡,平凡到不需要任何装饰,所以才会令人感到他的伟大。他这种平凡的伟大,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就是一个"真"字。"怀真情,讲真情",这就形成了季羡林人格的独特魅力。
季羡林对一切善良的人,从来都以真情实意相待。他对世人充满真诚的爱心。他爱亲属,爱朋友,爱师生,他爱与他童年时一起割草、玩耍,至今仍然目不识丁的农民;他爱一切爱过他、帮助过他的人;他还爱那些虽不知道姓名,但正直、善良的人。
季羡林还以敢讲真话而闻名。早在1986年,他就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胡适还是个“反面教员”,人人谈胡色变,无人敢涉足这一“禁区”,有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风险太大。季羡林认为,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件涉及到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他的文章发表后,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
如今,宝刀不老的季羡林,仍以平常之心,笑对人生。他还幽默地说:“如果在往八宝山去的路上按年龄顺序排一个队的话,我决不在前几名。我曾说过,我决不会在这个队伍中抢先夹塞,我决心鱼贯而前,轮到我的时候,我说不定还会溜号躲开。从后面挤进比我年轻的队伍中。”
坚定的爱国者
季羡林是一个坚定的忠诚的爱国者。他热爱祖国的壮丽山川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他说:“平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求学清华时,他加入赴南京要求蒋介石政府抗日的请愿行列,还到农村去宣传抗日爱国。赴德留学,“是为了爱国”。就在德国法西斯统治的黑暗岁月里,虽然忍饥挨饿,仍然发奋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梵文、吐火鲁文、巴利文,研读梵语佛教经典。当他的博士考试门门得优,毕业论文胜利通过时,他的感受是:“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亲爱的祖国。”
季羡林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后,就把爱国精神化成报效祖国的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他不断地开创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忘我地献身学术研究以实践爱国报国的志愿。他为归国3年里写了40多篇文章,有13篇学术论文而自觉满意;他又为上世纪50年代前5年"我的学术研究成果竟是一个零"而自责,感到愧疚。正是基于学术报国的意志,他在"文革"后期偷偷地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他每天提心吊胆地进行着:先把原诗译成白话散文,然后反复推敲修改成四行一韵的诗句,历经5个寒暑,终于把长达8万行的《罗摩衍那》译成中文,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造了一座丰碑。
穿越“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季老语)“文革”岁月,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季老心舒气爽,激情焕发,大展才华,辛勤著述,在学术上接连丰收,硕果累累,“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远远超过这以前的四五十年”。他的晚年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在中国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东西文化交流、梵语与佛教史研究等十多个学术领域和层面上取得辉煌成就,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