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对电影史的论定已经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尤其是学院派，过去把电影当作艺术家的个人创作，但现在电影不光是一种个人化的作品，更是一种产业。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需要重读电影史、转换立场。

　　比如，1949年以前的上海电影要重新认定，1905-1949年的上海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再比如研究观众、开发民族资源。看电影具有历史传承性，现在我国的大部分中年观众，包括第五代，都是看“17年电影”过来的，他们的骨子里融化着17年电影的观影经验，这就对上海电影造成了断裂。而在“17年电影”中，我们也一样要挖掘有关产业化的东西，一些准类型片如反特片、文革中的样板戏等。而进入当代电影后，大家一般比较注重变革(比如第五代的崛起)，比较忽视产业化潜流，像早期合拍片《少林寺》、《神秘的大佛》、王朔电影、港台动作片和琼瑶片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重新书写和认定。

　　还有一件革命性的事件是数字技术带来的电影本体变化。它彻底改变了传统电影的传播和接收方式，其深刻程度甚至超过有声电影的问世。过去我们文理分科，现在我们讲科技人才和艺术人才的互渗，拍和做的融合。这种本体方式的变革也影响了我们对电影学的改造，需要我们重新挖掘和肯定那些对新电影形态有贡献的东西，比如中国学派的水墨动画，甚至过去评价不高的戏曲片，它在特技、美术、镜头语言等方面突破了胶片电影的局限，等等。

　　总之，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电影百年”这个专题给读者带来一些电影史上的深层阅读，发现我国电影史上那些有趣、有益的闪光点。陈山(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本报《电影百年》专题特约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