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当代文学的中国故事（上）

作者：蔡翔

在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的当代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到大量的有关“青年”的描写和叙述，这一描写和叙述同时构成相关的文学想象，这一想象，当然来自中国革命具体的历史实践，正是由于无数青年的加入甚而献身，中国革命才最终得以获取胜利（1）。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质就是一部“青年”的历史，而围绕这一历史的叙述和相关的文学想象，也可以说，就是一种“青年”的想象。而在另一方面，正是“青年”这一主体的介入和存在，才构成了这一时期小说的强烈的未来主义特征。
但是，这一想象，并不仅仅只是“青春”的，或者说，只是青春的记忆、证明或者情感抒发，当然， “抒情”构成了这一“青年”书写的较为常见的修辞方式，但是，在这一修辞背后，却是一种主体性的建构要求。这一主体性，即指涉“青年”这一社会群体，同时更是“革命”和“国家”的文学隐喻，因此，这一主体性的诉求，同时也是政治的诉求，也因此，作为主体而被建构起来的“青年”，同时即是一政治主体。这一主体，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更是未来的。
当我们把“青年”置放在和政治领域的相互关联中，我们就将清晰地看到这一主体性的获取过程，同时，我们还将看到，私人的情感领域，包括爱情和性，如何被政治动员起来，不仅成为革命的动力，同时也成为政治的一种表述方式。

一、青年或者“青年政治”

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三十五册发表《少年中国说》，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首次明确了“少年/老年”的对立范畴，并将保守、永旧、灰心、怯懦、苟且等等，归入“老年”这一符号领域，而把将来、希望、进取、日新、冒险、创造等等，赋予“少年”这一文学形象。梁启超并不仅仅是在生命特征的意义上讨论这一“少年/老年”问题，而是一种修辞，一个深刻的有关“国家”的隐喻，恰如作者所言：“人固有之，国亦宜然”。因此，他提供的，恰恰是一种“想象中国”（王德威语）的方式。这一方式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未来主义的特征：“故今日之责任，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隹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橘橘皇皇；干将发刑，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2）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梁启超的这一“少年中国”的想象，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这一影响或者改变，不仅仅将“少年”从传统的政治——文化的权力场域中解放出来，而是更深刻地揭示了传统中国/现代中国的尖锐对立，同时引入了未来主义的叙事元素，而在这样一个指涉“未来”的故事中，冲突不再仅仅被限制在一个社会的结构内部，或者说，冲突的目的不再是这一结构内部的权力的替代/被替代的关系。在小说领域，这一“故事”的经典叙述，当然是巴金的《家》。支持觉慧“革命”的，正是“青年”这一指涉“未来”的“想象中国”的方式，尽管，它以“我/个人”的形式被重新叙述：“觉慧不作声了。他脸上的表情变化得很快，这表现出来他的内心的斗争是怎样地激烈。他皱紧眉头，然后微微地张口加重语气地自语道： ‘我是青年’。他又愤愤地说：‘我是青年’！过后他又怀疑似地说：‘我是青年’？又领悟地说：‘我是青年’，最后用坚决的声音说：‘我是青年，不错，我是青年！’”“少年/老年”的时间对立，由于引进了“未来”这一极其重要的现代性的时间概念，必然走向“狭的笼/广大的世界”的空间上的二项分立。因此，《家》的结尾必然是“出走”，这一“出走”是有目的地的：“广大的世界”隐喻着时间上的未来和希望，是“旧”的死去和“新”的开始。这也正是《家》和《红楼梦》的最为重要的区别——“有目的地”的现代和“无目的地”的传统。而支持这一区别的，正是现代的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现代中国，这一发展主义更多地以一种时间的空间化形态或者时间和空间的重叠形式表现在各类叙述之中，而这一“空间”也正是现代政治的“目的地”。从红军时代的“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再到曹禺《日出》隐喻性的结尾，无不昭示出这一“目的地”对人的召唤。而在福柯看来，这种出走家园的冲动和对新的目的地的神往，导致的正是 “一种与传统的断裂，一种全新的感觉，一种面对正在飞逝的时刻的晕旋的感觉”，因此，福柯更愿意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历史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这一“态度”，福柯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自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在一个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宿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3）。这一“归宿的关系”以及“表述的任务”，是“现代”的，也是“政治”的。所以，黄子平认为，在《激流》三部曲中占了相当篇幅的叙事，比如北京来的新书报、《利群周报》社的活动、觉慧从上海寄来的信和文章，都是小说必不可缺的部分：“一切在‘家’里失去的，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友情、爱、青春的活力、生命的意义、奋斗的目标。倘若巴金拟想中的第四部小说的书名是〈群〉，则这些活动正是从‘家’走向‘群’的预演或排练”（4）。而“群”指涉的，正是中国的现代政治。
青年以及围绕“青年”的各种叙述，比如家、爱情、青春的活力、生命的意义、奋斗的目标，等等，在“未来”这一现代性的目标召唤下，而不断地被政治化。但是，也正如黄子平所言：“……同义反复的叙述圆圈构成一整套空洞的能指符号（青春、生命、幸福、爱情、美丽、新、时代、未来等等），因其空洞而激动人心，因其空洞而获得强大的解释力量，并终于在30年代成就一个完满的现代意识形态神话……”（5）这一整套的能指符号，之所以能“激动人心”，能“获得强大的解释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我以为，恰恰是它的情感化的形式再现，而在这一情感化的形式再现中，情感不断地被政治化，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政治也在不断地被情感化。这一情感的政治化或者政治的情感化，起源性的叙述正在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浪漫主义叙述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比如郭沫若的《凤凰涅》）。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左翼革命包括左翼文学的叙述、延续的，正是这样一种情感化的形式再现的现代传统。不仅仅是中国的左翼作家，即使中国左翼政治的政党领袖，比如毛泽东，亦深受这一叙事形式的影响。1919年11月 25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一文，讨论重点仍然在梁启超“少年/老年”的对立范畴：“老人于种种事情总是和少年立在反对地位。从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以致对社会国家的感想，世界人类的态度，他总是萧瑟的，枯燥的，退缩的，静止的。他的见解总是卑下，他的主张总是消极。”所以，老人是在“维持‘现在’”，而少年则“开发‘将来’”。而导致“少年/老年”的对立原因，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竟然是“性”，当然这一“性” 的欲望，并不是“下等的肉欲生活”：“所谓性的欲望，所谓恋爱，不仅只有生理的肉欲满足，尚有精神的及社交的高尚欲望满足”，而排除了这一“高尚欲望”，剩下的“烧茶、煮饭等奴隶工作，是资本主义的结果”，所以，“资本主义与恋爱，是立于冲突的地位；老头子与恋爱，是立于冲突的地位；老头子与资本主义则是深固的结合在一块，而恋爱的好朋友便只有少年了。你说老头子与少年是不是立于冲突地位呢”（6）。毛泽东的早期思想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在他的文章中，仍然可以感觉到情感化的形式再现这一表述特征所在，而“开发将来”的思想则一直贯穿在他的革命实践之中。尽管，毛泽东的浪漫主义倾向常常有意无意地被压抑，但是总会在某些时候有意无意地重新浮现在叙事表层。比如，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样一篇政治文献的结尾，毛泽东这样描述将要到来的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7）未来、希望和新生，这些曾被梁启超赋予“少年”的语词，在此获得了革命的重新解释，但是它们仍然来自于同一知识谱系的支持。而在这一知识谱系的支持下，不仅现代乃至当代文学深受影响，同时也构成了中国革命的政治特征，这一特征指涉未来、希望和新生，而将传统视之为过去、保守和死亡，是中国现代化进展的束缚和阻碍，并与之作一种激烈的争斗和反抗。在这一意义上，我将中国革命政治视为一种“青年政治”，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以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运动包括其理论表述，更有资格成为晚清以后中国现代性的继承者。
正是经由这一“少年中国”的表述，个人，或者说，青年的内心情感被充分激发出来，而激发这一内心情感的力量，泰勒称之为是某种“本真性理想”的东西：“新的本真性理想，正如尊严的观念，多少反映了等级社会衰落的一个侧面。在以往的传统社会里，我们现在所说的认同主要取决于人的社会地位。这就是说，人们认为对于他们至关重要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决定的，以及由这个位置所确定的社会角色和行为确定的。民主社会的诞生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消除这种现象，因为人们仍然可以根据社会地位来确定自己的价值。但是，彻底瓦解这种社会地位获得认同的可能性的，正是本真性理想本身”。这就是叙述乃至文化政治的重要作用。同时，这一“本真性理想”本身内含着一种“道德上的含义”，而在泰勒看来，“在18世纪以前，从来没有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具有这种道德上的含义”，因此，这一“本真性理想”是现代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引申出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尺度”。这就是所谓的“独创性原则”，而“引进独创性原则极大地提高了自我联系的重要性：我们内心的每一种声音都讲述着其中独一无二的东西，我不仅不能按照外部的一致性模式塑造我的生活，我甚至不能在我自己之外寻找这种模式。我只能在自身之内发现它”（8）。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自我/个性”，而当这一“自我/个性”被以“少年”的形式表述出来，其从传统的等级社会或传统的政治—文化权力场域中解放出来的要求，同时便被“自然”化。这是因为，“少年”兼具时间与生理的双重意味，所以，这一时间和生理的双重意味的叙述，便使得“少年”的政治诉求本身被自然化、道德化乃至合法化。这一“本真性理想”或者“独创性原则”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一个民族。正像个人一样，一个民族也应当忠实于它自己，忠实于它自己的理想和未来的道路。所以，在梁启超的叙述中，“少年”和“老年”对立，同时，“中国”则和“世界”呼应，而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中， “少年”和“中国”就具有了某种内在的关联，以及相互转换的政治上的可能性。因此，在这样一种起源性的叙述中，“少年”从一开始就指涉“中国”，并和相关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所以，它并不完全是个人的。同时，因了“少年”的支持，“中国”以及相关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却又更多地指涉个人，本身也被自然化、道德化乃至合法化，并形成强大的情感的或者道德的感召力量，甚至一种“青春”形态。
显然，在中国革命政治的内部，同样蕴涵着一种主体性的建构要求，尽管，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这一主体性的形态表述常常会因了“政策和策略”的问题而有相应的复杂变化，比如，“阶级/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协商”，等等。当然，在这些所有的复杂表述中，“阶级政治”始终是一种主导性的政治取向，也即毛泽东始终强调的不可“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9）。但是，即使在这一“阶级政治”的主体性结构之中，我们依然能够察觉到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叙事上的隐秘关联。也就是说，“我/个人”并没有彻底消逝，只是以“阶级/民族”的形态重新进入中国的革命政治以及相应的“故事”表述。因此，恰如泰勒所言，“本真性理想”同时适用于个人和民族两个层面，而这一“本真性理想”也是现代性在中国的革命政治中的经典表现。在这一“本真性理想”的规定下，“少年/未来”始终隐藏在“革命故事”的叙事深处。
即使在 “革命文艺”的典范之作《白毛女》中，我们也依然能察觉到这一“少年/未来”的隐秘的叙事元素。《白毛女》讲述的故事，比如，因了地主黄世仁的粗暴介入，喜儿和大春这对青年情侣被迫分离，等等。叙述到此为止，并无新意，只是复述了一个传统的通俗故事，比如《孔雀东南飞》（10）。新意在于，“阶级政治”的引入，而使这一古老故事获得了一种现代的解释，正是在这一现代的解释之中，“未来”不再是一个空洞的能指符号，相反，“政治/权力”（八路军/共产党）的介入，使得“未来”清晰可见，并在“现在”就能实现，正如执笔者之一丁毅在1949年出版的《白毛女》的再版前言中强调的：“一向被压迫的农民，找到自己的军队，有了力量，有了希望”。（11）因此，1949年再版的《白毛女》的封面上，特意用括号标示出“新歌剧”的字样，所谓的“新歌剧”并不仅仅指涉它的形式，同时也暗含了它对这一古老故事的重新解释。如果我们将《白毛女》视为一个“主文本”，那么这一用括号标示出的“新歌剧”也可看做是一个“副文本”，而在“主文本”和“副文本”的互文性对照中，《白毛女》的现代意义便被有力地凸现出来（12）。在这样的重新解释中，情感被政治化，因此，喜儿和大春的“大团圆”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通俗性结局，相反，只有这样的“大团圆”结局，才能有力地表明，“未来”在“现在”的实现的可能性，而在“现在”这一时间的刻度上，乌托邦不再仅仅只是一种想象，而是必须诉诸人的社会实践，同时这一社会实践又必须是政治的。而依托了这一“少年/未来”的叙事结构，政治同时也被情感化，并直接诉诸观看者的情感领域，同时使得“新社会”获得一种强烈的情感和道德的感召力量（13）。
因此，透过政治层面，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即使在中国的革命政治乃至相应的文学叙述中，其核心部分依然保留着强烈的“我/个人”的主体性特征，或者说，是一种“个人性”特征。这一“个人性”不仅依托着“少年/未来”的时间叙事，同时也充分地调动起这一时间叙事中的生理意味。因此，在革命叙述中，“身体”始终是一个极为强悍的理由（比如，“翻身”这一概念（14）），即使在1949年之后，“身体”依然和“少年/未来”的叙述相互关联。比如，在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叙事者通过赵慧文，对林震说：“今天的夜色非常好，你同意吗？你嗅见槐花的香气了没有？平凡的小白花，它比牡丹清雅，比桃李浓馥，你嗅不见？真是！再见。明天一早就见面了，我们各自投身在伟大而麻烦的工作里边。然后晚上来找我吧，我们听美丽的意大利随想曲。听完歌，我给你煮荸荠，然后我们把荸荠皮扔得满地都是……” （15）在这一浪漫主义的叙述中，年轻的身体，包括身体的感觉，被充分调动起来，而这一调动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少年/未来”的时间叙事，而正是在这样的身体感觉中，一种年轻的生命的活力似乎重新回到林震的身上（“挺起胸脯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夜的凉气”），于是，“隔着窗子，他看见绿色的台灯和夜间办公的区委书记的高大侧影，他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尽管，这一“青春”叙事已经被高度地政治化。
在某种意义上，主体或者主体性的诉求，必然要求一种相应的表述方式，而在修辞上，自然是“抒情”的出现（16）。诗和音乐固然是这一“抒情”的最好的表述形态，所以，即使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国革命也未曾排除过浪漫主义的表述方式，而且，这一浪漫主义的表述经常和“青春与歌声”联系在一起。比如，何其芳这样叙述延安：“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装，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17）周立波则在一首诗里这样歌唱：“我要大声的反复我的歌/因为我相信我的歌是歌唱美丽的/象阳光相信他的温暖/象提琴相信他的调好的琴弦/象青春相信他的纯真的梦境/象那朵飘走的云，相信他的自由轻快的飞奔……”（18）。我们暂且不论这些延安叙述的真实性，但是，这一“抒情” 的背后，却多少有着“少年中国”的想象资源。而这一想象，也正是所谓“本真性理想”在“个人”和“民族”这两个层面上的来回运动，或者说，在“个人”的抒情中指涉着“民族”，而在“民族”的叙述中又隐喻着“个人”命运，这也正是“少年/中国”的经典的表述方式。即使在1949—1966年的社会主义文学叙述中，这一抒情方式依然存在，而且成为一种“国家文学”的创作方法，也即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尤其是在50年代，这一 “抒情”普遍存在，似乎暗示着那一时代个人主体性的强烈的政治诉求，尽管它常常以“革命/阶级/国家”的形态表现出来，以至于林震这样责问赵慧文：“你是文工团的，为什么很少唱歌？”（19）当“唱歌”（抒情）成为一种要求，“青春”便会成为反复叙述的对象。同时，由于革命政治的介入，包括这一政治的强大的解释力量和实践力量，使得“未来”不再仅仅只是一种想象，而是完全能够实现的“现在”，因此，在“现在”这一时间刻度上，现实和未来之间的紧张与焦虑被有效地缓解。所以，这一时期的“抒情”更多地含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
在20世纪的中国的政治文献中，“青年”是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概念，可是，与其他的概念相比，“青年”仍然是一个边界相对模糊的群体概念，比如，工人、农民、士兵，往往是在职业甚或阶级的意义上使用，那么，“青年”又在指涉什么？它的归属关系究竟何在？也许，在这个意义上，黄子平将“青年”及其相关的青春、爱情、生命等等认定为一整套“空洞的能指符号”。然而，正是这个边界模糊的概念却有力地楔入中国政治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词语的表述系统，这一方面暗示了中国革命乃至中国政治的复杂性，或者另一种意义上的“统一战线”，以构成一个成分相对庞杂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但是，在另一方面，当这个边界模糊的概念企图进入思想的或者政治的词语谱系，仅仅依靠它的情感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得到理论的重新解释。在鲁迅，曾经针对“青年”所含的生理意味，依了“进化论”的观念，而作了自己的解释：“我现在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20）。在这样一种“进化论”的观念的支配下，鲁迅对“青年”寄予了极大的政治或者文化的希望，但是到了1930年代，鲁迅便宣布自己的“进化论思路”完全“轰毁”（21）。在同一时代，毛泽东却按照革命政治的思路，对“青年”作了重新的定义和解释，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正是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主力军”的概念：“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22）毛泽东在这里作了两个区分，一，将“青年”具体化为“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也即将其纳入“阶级/阶层”的范畴中予以分析和考察，从而拒绝了一种抽象的“青年”的讨论；二，所谓“主力军”，也即政治主体，将“工农群众”定义为中国革命的政治主体，便规定了“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与这一政治主体的归属关系以及具体的行为实践（“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这一所谓的“结合”，对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的关系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包括知识分子个人在这一结合过程中的焦虑、彷徨、压抑乃至悲剧性的命运，这些问题我或有另文讨论。而我在此主要关心的是，毛泽东这一对“青年”的重新定义和解释，对中国的当代文学的叙事形成了什么样的重要影响乃至重要改变。
在此，我想借用萨义德的“态度与指涉的结构”来讨论这一问题。所谓“态度与指涉的结构”是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遗憾的是，萨义德本人对这一概念并没有作出正面的理论性的解释，我们所能感觉到的只是，这一概念与威廉斯的“感觉结构”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23），以及葛兰西的理论影响（24）。因此，在这一概念中，实际包含了“经验”与“地理”两个基本要素。可是，在萨义德据此进行的现象描述——主要是通过对19世纪英国小说的讨论——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对这一“态度与指涉的结构”所作的详细阐述。他指出，在19世纪的小说中，“宗主国的英国或者欧洲”是一个“在社会上值得期望的、得到允许的空间”，它联系着“遥远的或边缘的世界”，这个世界“被想象成为值得期望的，但同时又是从属的世界”。而“与这些地理性指涉相伴而来的是一种态度——某种关于统治、控制、利润、增强和恰当性的态度。从17世纪发展到19世纪末，这种态度以惊人的力量成长”（25）。这一结构既是一种经验类型，同时，又隐含了地缘的和政治的意味。我感兴趣的，只是这一结构中包含的“经验”与“地理”两个基本元素，以及在不同的地理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中，“主体”如何扩展为“主体间性”的研究。因此，我打算将这一结构从萨义德的叙述语境中抽象出来，仅仅作为一个借用的概念，来讨论中国的当代文学。
而我以为，毛泽东在强调“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
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的时候，
所谓“结合”已经内含了一种“地理”的意味，它要求“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深入革命的“空间”，这个空间有时被解释成乡村，有时被解释成军队，也有时被解释为工厂，总之，这一空间是革命的中心所在，因此，它是“值得期望”的，同时，它也联系着“遥远的或边缘的世界”，这个世界“被想象成为值得期望的，但同时又是从属的世界”。这一世界，正是“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的原住地，这一原住地，不仅是自然地理的，也是心理的、文化的空间。正是因了“结合”，那些原来可能毫不相干的空间，被政治有效地统一在一起，并构成相应的从属关系。而“与这些地理性指涉相伴而来的是一种态度”，也即革命的态度，而在具体的表述上，则是“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对“工农群众”（革命的“主力军”）这一政治主体的态度。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着重解决的也正是这一“态度问题”，这一态度，不仅关联立场、对象，也涉及情感、学习、改造和自我改造。比如，毛泽东就以自己为例：“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26），“工人农民”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同时也获得了道德和美学上的合法性。“态度”的确立，自然伴随着相关的地理性指涉，这一地理性指涉不仅意味着叙述对象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对自身的检讨和改造。但是，它的确意味着当代文学的叙事结构的改变，那一“广大的世界”不仅被具体化，同时也被政治化，是一个“值得期望”的世界，因此而确立的正是一种“态度与指涉的结构”。而当代文学的被政治的重新结构化，也意味着小说实际进入了革命—地理的扩展化过程。在这一意义上，杨沫的《青春之歌》是一部相当典型的“态度与指涉结构”的小说，而空间正是这一结构的表述形态。对空间的重视不仅表现在杨沫的记忆，这一记忆常常将历史空间化，《青春之歌》出版后，杨沫写过一篇题目为“北京沙滩的红楼——我在《青春之歌》中以北大为背景的原因”的文章，正是在北大，杨沫亲眼目睹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就在沙滩一带的小公寓里，前后不知住着多少革命青年，他们都是在饥寒交迫中，在敌人的屠杀、搜捕中，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在祖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日以继夜地工作着、斗争着。可是红楼里也有另一种人的生活：他们埋头在图书馆里或实验室里，国家么，社会么，为人民大众么，这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多大联系呢？……他们的心灵里，只想着个人成名成家，青云直上。……”（27）同时，也表现为小说的叙事结构。尤其是小说的修改版，河北农村的描写变得不再可有可无，它要承担的叙事功能，恰恰在于，只有在这一世界，林道静才真正得以“转变/新生”。因此，个人的成长，不仅仅是“历史/时间”的，同时也是“地理/空间”的。在具体的革命历史语境中，“农村包围城市”就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术语，表现在小说叙事上，就还意味着一种政治/文化地理的扩张。也就是说，“未来”被地理化或者空间化。在1949 年至1966年的当代文学中，这一“态度与指涉的结构”或明或暗地存在于各类叙述之中，只是其地理形态常常会因不同的语境而起变化。比如，在《红岩》中， “绣红旗”一节，其“期望的世界”是北京（新中国），“态度”是对革命/国家的忠诚。“地理”的重要性在于，通过这一“态度与指涉的结构”，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一种支配性的“霸权”是如何通过“地理”被叙述乃至被建构，它并不是自然的，而是政治的。
但是，需要讨论的是，在这一“态度与指涉的结构”中，“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与“工农群众”之间，构成的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主体间关系。在泰勒看来，“主体内在的发生决不可能以独白的方式存在”，相反，“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是其根本性的对话特征”，在这一意义上，“人类思想的起源不是独白式的，不是每一个人独自完成的，而是对话式的”，因此，“认同和自我是在与有意义的他者持续的对话和斗争中形成的”（28）。尽管，这一“有意义的他者”是被政治，尤其是中国革命的政党政治所指定的，但是我们似乎也不必完全否认其中的“对话”因素，而正是这种“对话”，帮助了知识分子真正地进入了“中国”。它一方面压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的过分扩张，包括压抑了叙事上的过度抒情以及汪洋恣肆的语言风格，但是，另一方面也使知识分子在这种压抑中，“平等承认”了其他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治/文化的合法性乃至合理性。在我看来，这同样是一种主体性，只是，它不是以“独白”的方式存在，而是通过主体间“持续的对话和斗争中形成的”。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社会主义的“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人口的大规模的地理迁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并未中断这一“对话”的关系，正是在这一“对话”的关系中，这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悄悄地改变了自己，而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的故事”更深刻地联系在一起，并不仅仅只是沉湎在“自己的故事”之中。也只有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1990年代以后，为什么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会强烈地要求重新讲述“人民的故事”。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同样需要讨论的是另一个方面，在整个的革命历史的语境中，这一“对话”的关系，并不可能构成全部的主体间关系，相反，在更多的时候，“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与“工农群众”之间，构成的是一种“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正如地理上所构成的“从属”关系一样，文学上需要解决的也是“歌颂”和“暴露”的问题。而“歌颂”内在隐含着的，正是要求叙事者如何模仿另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这种模仿同时隐含着叙事者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以及如何将“德行”和“人民”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讲述的正是另一种更有意义的“青年生活”，包括他们的青春、爱情和日常的淳朴的生活愿望。“人民的故事”进入自己的叙述之中，这并无不当之处，问题是，片面的模仿和地理上的“从属”，同时压抑了叙事者“自己的故事” 的讲述，而我们似乎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一知识分子“自己的故事”中的合理因素。因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真正着意的，可能正在于由这一单向度的“模仿”转变为更有意义的“对话”。在“我”和“妻”的背后，隐藏着的，可能正是“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城市/乡村”、“文明/自然”等等的主体间的对话要求。可惜的是，在“态度与指涉的结构”之中，这一对话的要求被漠视，甚至遭到批判，我以为，《我们夫妇之间》的意义包括它后来的命运，其潜在的对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乃至对中国的当代政治的影响可能并不亚于其它的思想/文学的批判运动。
困难之处正在于，我们如何在这一“态度与指涉的结构”之中，看待“对话/模仿”的关系，而我企图坚持的，是一种辩证的方法，即在某种同质化的讲述之中，发现异质性的叙事元素的存在。
可是，只要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仍然将自己的政治诉诸“新生/未来”的叙事形态，那么，它就不可能彻底摒弃所有有关“青春”的故事，尤其是在中国的1950年代。在王蒙的回忆中，我们可以依稀看见1950年代的青年生活，当然主要指的是城市。一方面，“那时跳交谊舞，那时中学和大学把老师叫做‘先生’；那时把学生宿舍‘X号院’叫做‘X斋’。还有当时在男女同学的交往中萌发的一些朦胧的、自然的、却是应该加以引导的情感……”而另一方面，“对于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提倡；团组织和班集体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和生动活泼的工作；同学们之间的友爱、互助及从中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建立起来的师生之间的新型关系；特别是一代青年对于党、对于毛主席、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深情……”（29）。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王蒙这一回忆的真实性，恰恰是，相对庞杂又新旧交织的文化元素，使“青年”得以在叙述上重新抽象化，而且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介入现实。实际上，许多的小说，无论是柳青的《创业史》，还是赵树理的《三里湾》，无论是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还是王汶石的《黑凤》，都在不同程度上借助于“青年”这一群体形象，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宏大叙事（30）。正是在这些小说中，青年被重新定义为未来、希望、创造，而且指涉新的中国，老年也再次被描述为传统、保守、四平八稳，并且和旧有的社会秩序一起，被视为缺乏转变为现代工业国家的内在动力。因此，在王汶石的《黑凤》的第一章中，围绕“三千斤劈柴”，展开了黑凤和换朝大叔与三福老爹的冲突，尽管这一冲突是温和的甚至是戏谑的，但是，它仍然蕴涵着某种“青春”的赞美：“三福老爹不由自主地向黑凤那边望去，月光下，他惊奇地看见黑风那娇小的身影，拼着全部力气，抡着一把巨大而沉重的长斧，飞快地向下砍着，铁光闪处，碎屑的木片，爆炸也似的向两边迸溅开来”。“少年/未来”的叙事方式也再次被中国的当代文学所接纳。
可是，我们却不能就此证明，中国的当代文学重新回到了“五四”传统之中。尽管，这一时期的小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青年的被重新抽象化，但是，它已经不可能彻底逾出革命政治的解释框架。所以，在这些小说中，青年仍然是被“规范”的。严格地说，“青年/老年”的对立并没有构成此类小说主要的冲突模式，相反，冲突主要是在“青年/中年”之间展开，它蕴涵着的，是一种新的权力斗争的形式。而在这一斗争中，党始终坚定地站在青年一边，并给予一种合法性的支持。这一冲突的叙事格局极为典型地表现在柳青的《创业史》中，也即梁生宝—郭振山—王书记之间的政治/叙事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在政治化的前提之下，或者在政治—文化的权力场域之中，“青年”的时间和生理的双重意味才会被叙事激发出来，并且成为现代化的动员和改造力量。
指出这一点也许是重要的，当代文学不可能完全逾出“态度与指涉的结构”，这一结构是高度政治化，也是高度组织化的。即使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林震最终仍然要求助于“区委书记”，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小说要以林震“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的描写为其结尾。但是，我们同样不能据此认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在这一同质化的政治结构中已经荡然无存。我们可能需要的，是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认为，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知识分子常常会将自己的意愿和想法悄悄转接在叙述对象身上，尤其是通过法定的政治主体，比如“工农群众”，来表达自己的主体意志。比如，1950年代广为传播并进入语文课本的那首新民歌：“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谁能说它完全就是“工农群众”的，谁能说它和“五四”文学，比如郭沫若的《天狗》就没有丝毫的内在关联？实际上，知识分子一直在介入“工农群众/革命政治”的主体性构造，在这一构造过程中，一方面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受到某种程度的压抑，而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将自己的主体意志转接在对象身上。这就是叙事和形式的独特意义。具体到中国的当代文学，恰如王蒙所言：“我觉得，毛泽东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说法，要好过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至少多了一点回旋余地，多了一点创造方法上的空间”（31）。所谓“革命的浪漫主义”以及在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之中留下的空间，恰恰可能是知识分子的主体的独白与抒情。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的是，在文学的政治化的叙述过程中，某种异质性的叙事元素同样存在，只是它以同质化的形态出现。因此，“少年/未来”的叙事元素同样隐蔽地存在于革命文艺之中，并继续支持中国革命政治面向未来的现代性态度。
可是，这一“青春万岁”的抒情时代并没有维持太久。即使在革命政治的规范下，“青年”被重新激发的时间和生理的双重意味，仍然有可能导致主体的过度扩张，而一旦这一扩张越出政治的容忍程度，就会以“革命”的名义再度对“青年”乃至“青年”叙述的边界作出规定。尤其是，当国家趋于稳定，必然重新讲述自己的神话，并相应确立新的传统和规范。困难之处正在于，在这一新的传统和规范中，“青年”的位置如何界定，是继续承当“少年 /未来”或者“革命/造反”的叙事功能，还是成为新的传统的继承者和维持者，也即“革命的接班人”。
1963年《剧本》10、11月合刊上，发表丛深《祝你健康》（后改名《千万不要忘记》），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主题下，隐藏着的，正是这一对“青年”的位置的焦虑。在全剧中，丁少纯始终处于被教育的位置，而丁海宽和丁爷爷则重新回到教育者的位置上。与所有此前的文学相比，我们看到的，正是一种“少年/老年”的位置性颠倒。这一位置的颠倒，恰好表征出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亦即在确立新的传统的同时，隐含着对“现在”的肯定和维持，又表达出对未来的某种焦虑。但是，这种焦虑不是建立在对新的传统的破坏和颠覆之上，而是如何将这一传统延续下去，因此，叙述所要承当的，更多的是“守成”而不是“破坏”。在某种意义上，在1960年代中期，激进政治（主要表现为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论战）的另一面，却是“革命”遭遇解构的危险，尽管它同样以“阶级斗争”的叙事形态出现（32）。实际上，在1960年代，出现的并不仅仅只是丛深的《千万不要忘记》，相类的题材作品还有陈耘的话剧《年青的一代》、胡万春的小说《家庭问题》，等等。
可是，这一对 “现实”或者对新的传统的认同和维持，却在另一种潜在的意义上，有可能和激进政治力量的“自我否定”与“不断革命”的政治诉求之间产生矛盾和内在的冲突。因此，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毛泽东的那段著名的有关“青年”的论述：“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是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再次风靡中国，并且成为动员“青年”的主要的理论依据之一。而“革命”和“造反” 也再次成为中国政治面向未来的重要的行为方式。
并不仅仅只是“文化大革命”，在以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主要任务的1970年代末期，“青春”也依然是重要的政治/文学的叙事资源之一。王蒙写于1950年代的《青春万岁》，1979年获得出版，首印数是17万册。同时，《光明日报》也在副刊上发表了《青春万岁》的后记，而据王蒙回忆：“这太出乎意外，我并没有将稿子给他们，是出版社拿过去的。”小说刚出版，“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刘果生已经迫不及待地与我联系改编电影剧本的问题了”（33）。后来，张弦据此改编的电影《青春万岁》轰动一时，似乎也昭示了1980年代的青春特征。
一百多年来，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始终是最为重要的想象中国的方式之一，甚至构成了中国政治的“青春”特征，一种面向未来的激进的叙述乃至行为实践。这一想象方式，乃至表述方式，也同样进入了中国的革命政治以及相应的文学叙述。只是，“革命”在动员青年的同时，也在不间断地规训青年，包括规训青年的爱情和性。

二、爱情或者“爱情故事”
“革命＋恋爱”曾经是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一个较为流行的写作模式，针对这一创作现象，茅盾在1935年发表《“革命”与“恋爱”的公式》一文并予以批评，他指出，“革命＋恋爱”的小说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这类小说的基本公式为：小说家首先着眼于革命事业和浪漫情欲之间的冲突，在小说的结尾又常常高呼笔下的角色应以革命的大局为重，放弃儿女私情。紧接这一冲突的公式之后，就是互惠公式，小说家不再把革命描写成一种阻碍，相反，革命也变成一种诱因，促使恋爱中的男女同心协力，共赴革命。最后，这一互惠公式发展成革命至上公式，革命已经不再是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条件，革命就是爱情。显然，茅盾的批评有所实指，也即蒋光慈一类作家的写作。
可是，人们有理由提出自己的疑问：“茅盾的批评却很难使我们不想到：他虽对 ‘革命加恋爱’冷嘲热讽，但他自己作品所写的难道不就是这类题材吗？他的两部早期小说《蚀》和《虹》，处理的正是年轻男女在革命与恋爱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纠结”（34）。显然，王德威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将“革命＋恋爱”的起源性叙述，追溯到茅盾的早期创作。当然，王德威仍然将茅盾和蒋光慈作了必要的区分：“茅盾视‘革命加恋爱’为社会的病症，蒋光慈则视‘革命加恋爱’为治愈社会种种疑难杂症的良药”（35）。我以为，王德威的这一区分，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茅盾的早期小说。可是，我们的疑问也并未到此为止，将爱情和其他的领域，比如政治或者社会领域，发生某种关联，并将爱情作为个人解放的具体形态，不也正是“五四”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吗？即使毛泽东，在1919年那篇《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中，不也认为“资本主义与恋爱，是立于冲突的地位”，难道这不也是“革命＋恋爱”的另一种叙述方式？王德威提供的另一则材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革命加恋爱’的课题不只和左派作家有关。早在1928年4月，国民党就曾赞助一本专书出版，书名就叫《革命与恋爱》，作者是社会学家兼文化论者洪瑞钊。洪开宗明义就指出在国民党革命阵营里，浪漫的爱情已经成为一个‘足使有心人顾虑低徊而引以为忧’的问题。洪认为，在描写自由恋爱的文学作品蔚然成风的情况下，此一问题尤为严重：‘在革命性与恋爱热同时高涨的青年，双方的消长和利害，已经成了极大的问题，且非马上解决不可’。洪瑞钊于是将矛头指向武汉政府的那些左翼分子，指责他们在人性浪漫本能与革命信仰之间，极尽煽惑挑拨之能事，欲借此削弱革命男女的政治信念。有鉴于此，洪瑞钊提倡一个立场更为坚定的国民革命。他深信此一革命能在经济和教育方面带来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并且使参与者挣脱情欲力量的束缚”，而其具体建议则是：“在国家存亡之秋，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必须压抑个人的欲求，以公共福祉为重；他必须调整他的情感，避免陷入或禁欲、或放荡的两极。对那些难以克制自己情欲的人，洪建议他们采取佛洛依德式的感情升华： ‘性欲反可以作人生向上的集点了……尤其性苦闷的青年，如其不愿意走消极的路，最好能够把对于异性的爱，提高而为对真善美的爱；扩大而为对家庭社会民族的爱，以努力于学术建设和国民革命的工作’。”（36）我们可以感觉到的是，在当时，左翼和右翼实际上共在于一个传统之中，这一传统，我们把它叫做“现代”。
所谓“现代”，其标志性之一，即是“个人的觉醒”，它既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方式有关，也和吉登斯所谓的“解放政治”有关（37）。当然，阿伦特更进一步认为，现代革命的更为核心的因素是自由，所以，“解放和自由并非一回事；解放也许是自由的条件，但绝不会自动带来自由”，因此，相较于 “解放”这一具体的社会运动的形态而言，自由的观念可能更为重要。（38）在中国，这一“解放政治”将个人从传统的束缚性关系中解放出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是将个人还原为原子式的个体存在。而在这原子式的个体之间，所重新建立起来的关系，在最直观的层面上，往往是两性关系。正是在这新的性别关系中，爱情被重新发现，并被视为个人自由和社会解放的象征。这一爱情的发现，波及各个领域，不仅表现在文学领域，也表现在政治领域，（39）甚至表现在对古代文学中的“爱情”的重新解释。因此，从一开始，现代的爱情叙述就不曾是“纯粹”的爱情本身，而是被纳入社会/政治的意义象征系统。同时，在中国现代的历史语境中，个人从一开始就指向国家，因此，作为社会象征符号的爱情也同时包含了国家的意味。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郁达夫在《沉沦》中，要将个人情欲的苦闷和国家的富强生硬地纠结在一起。
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中，作为私人情感领域中的爱情，也同时被革命动员起来，用陈清侨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把“爱情看成一种情感驱力，内化了社会改革的动劲；那么爱欲或可视为一种生命能量，足以推动终极的革命之轮”（40）。陈清侨的这一表述，即使在1949—— 1966年的中国的当代文学中，也能依稀见到。
尽管，个人性一直存在于中国的革命政治之中，并且成为革命重要的动员对象，但是，阶级政治的进入，毕竟改变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格局。在这一新的政治/文化格局中，个人的原子式的存在就必须得到重新叙述，也就是说，必须重新讲述一个“个人/阶级/革命” 的故事，因此，“恋爱/革命”的故事也必须重新编码。在这样的背景下，茅盾视“革命加恋爱”为社会的病症或可被部分地接受，而蒋光慈视“革命加恋爱”为治愈社会种种疑难杂症的良药则自然遭遇被批判的命运。很多年后，陈立德的《前驱》重新讲述了“五四”青年李剑和姚玉慧这一现代的爱情故事（41）。对于李剑和姚玉慧来说，文学是他们的爱情媒介，而在“纯洁的爱情”中，使姚玉慧“感到自己就像个樊笼中的小鸟，感到家庭是如此阴暗和窒闷；她要冲出，她要高飞，她要向那辽阔的天际升腾”。而后来，李剑和姚玉慧也在齐渊的帮助下，冲出这一“樊笼”，走向“广大的世界”。我们看到，“五四”新文学中的爱情故事在当代文学中得到了部分的还原，但是，这一“爱情故事”迅速被革命中断。正是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李剑和姚玉慧开始走进“别人的故事”，而在这一“别人的故事”中，他们开始为自己“过去那一切的颓废的思想、衰弱的神经、无名的悲哀、消极的精神感到羞愧”，而要求把生命“交给了终生信仰的党和主义，我们的鲜红的血液都时刻地预备着为千百万痛苦的民众而流尽”。在这一“爱情故事”的重新编码的背后，正是“小我/大我”的理论支持。尽管，所谓“小我/大我”是一个略嫌通俗的概念，但我认为对于解读当代文学中的“爱情故事”仍然有着一定的理论意义。
详细讨论现代的“爱情故事”并不是我在此要做的工作，我的兴趣仍然在于这一爱情故事是怎样被当代文学重新讲述。但是，在爱情，主要是文学叙述中的“爱情”问题上，我基本倾向于王德威的观点：“‘革命加恋爱’一方面可视为一种文学隐喻，用以挑动、促成社会自我改革的欲望，另一方面也可看成是一种政治诉求，呼吁社会在公共与个人的领域里重新分配身体资源”。（42）在这一意义上，“爱情故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故事”。
在某种意义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另一种爱情的写作模式。尽管在后续的解读中， “二诸葛”和“三仙姑”曾经引起众多研究者的注意，但是作为小说主要的叙述对象——小二黑和小芹仍然是我主要的兴趣所在。正是通过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的故事，赵树理表达了他的爱情和婚姻观念。可是，坦白地说，这一观念并无新颖之处，在众多的“五四”文学中，我们都可以读到这一爱情观念的不同的故事诠释。小说的引人入胜之处，或许在于小二黑和小芹的形象塑造，按照周扬的说法是：一个特等射手的年轻漂亮的农民，和一位美丽的农家姑娘相好（43）。可是，这样一个“郎才女貌”的故事，和旧小说中的“才子佳人”的情爱模式又究竟有何本质的区别？或许，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五四”精神和市民文化如何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关联。然而问题仍然存在，这一“五四”精神的通俗化，正是鸳鸯蝴蝶派小说所致力形成的一种叙述模式，无论是张恨水的《啼笑姻缘》，还是刘云若的《红杏出墙》，都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通俗化的叙事经验。市民文化的存在，在中国，因了城市的关系，而源远流长。1950年代，张庚在讨论《白蛇传》的时候，曾经认为：“我们有些更古一些的传说，如牛郎织女、董永等等，那是真正贫苦农民所创造的。他们既无身家性命的顾虑，‘仙女’就成了唯一的幸福来源，在这样的人中间，才产生了爱情坚决的丈夫，至于白蛇故事，产生得晚，是市民阶级已经发达起来时城市中所产生城市的传说。许仙正是一个商人。时代不同，阶级不同，如果一定要把许仙的性格写成那样坚决勇敢，那恐怕是不现实的，至少是不典型的吧”。（44）尽管现代通俗文学对传统的市民故事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写，但是张庚的相关论述对于我们理解此一文学中的市民传统仍然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现代通俗文学的存在，不仅对形成现代的市民阶级，即使对现代国民的形成，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李欧梵在讨论晚清小说的时候，曾经针对安德森的理论提出“读者群”的问题，也即“都市小说读者的世界，他们的世界也正是小说文本试图展示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都市人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营造出一种想象，最后在1930年代的上海集其大成，形成了中国通俗文化中的现代性”（45）。我想指出的是，1940年代，这一“中国通俗文化中的现代性”事实上在朝两个方向转移，一是朝张爱玲等人的创作转移，而另一种转移则主要体现在赵树理等解放区作家身上。显然，在赵树理的阅读谱系（比如“文摊作家”）中，包含了一定的“通俗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赵树理利用了这一“中国通俗文化中的现代性”，改写了乡村的爱情故事，“才子佳人”的叙述模式被替换成“郎才女貌”的农家爱情故事。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乡村的“贫苦农民”也同时改写了这一“中国通俗文化中的现代性”，那种传统的市民阶级的爱情上的患得患失在《小二黑结婚》中已不再见，替之的却是“爱情坚决的”小二黑和小芹。实际上，所谓“解放区文学”大都和这一“通俗文化中的现代性”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不仅是赵树理的创作，即使《白毛女》也仍然含有一定的“通俗文化”的因素。这一通俗文化，是市民的，也是现代的。
但是，我以为，《小二黑结婚》的真正意义却在于它的“大团圆”结局，或者说，在于小说中“区长”的出场。当然，这一人物是政治化的，也是符号化的，这毫无问题。可是，如果离开这一政治化，或者符号化的人物，不仅“大团圆”的结局不可能，同时，小说也最多不过是现代通俗文学的乡村版，尽管它的意义仍然重大。但是，“区长”的出现，却整个地改写了这一通俗的爱情故事，而将其纳入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谱系之中。在此，革命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同时，也是情感的，而且直接进入私人生活的情感领域。革命不仅支持着贫苦农民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翻身”，同时还坚决地解放了贫苦农民的爱情。这一叙事模式普遍地进入了当代文学的写作之中，比如，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经过“土改”，同时得到解放的，还有郭全海和刘桂兰的“爱情”。显然，赵树理将“爱情”这一现代性的概念，经由通俗化的形式，使其从都市转移到乡村，从市民阶级转移到农民阶级，从精英社会转移到下层社会，然而，这仍然只是第一步。而其真正重要的，却是通过这一爱情故事的书写，使革命政治成为私人情感的支持者和解放者，而在这一支持和解放的过程中，革命政治也同时在情感上获得了合法性地位。显然，在此，政治被自然化，革命被转换为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要求。而在爱情和政治的关联中， “郎才女貌”的政治含义也被凸现出来，中国革命同时被叙述成为美的坚决的支持者。在此，政治亦同时获得美学的支持。
赵树理写于1950年的《登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之为《小二黑结婚》的改编本。尽管这篇小说具有浓厚的宣传因素（新婚姻法），但是有《小二黑结婚》作为改写基础，仍然显得生动活泼。但是亦因为其与具体政策结合过紧，小说的政治张力反而不如《小二黑结婚》。我感兴趣的，倒反而是小说讽刺的现象：在区公所的结婚登记处，青年男女千篇一律地重复：“你们是自愿吗？”“自愿！”“为什么愿意和她结婚？” “因为她能劳动！”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一模式化了的登记仪式，又恰恰昭示了“反封建”的现代性主题如何通过法律的形式而被国家制度化。许多年后，一位人类学家在他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中国农村的青年在恋爱中重视“有话说”，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前三十年国家在婚姻关系上推动变革的结果。在新的意识形态里，‘共同语言’是择偶的重要标准之一。”尽管，什么是“共同语言”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中形态各异，但是，有“共同语言”却解释了为什么恋人之间总是有说不完的话（46）。显然，从想象、叙述再到国家制度，革命政治曾经在乡村掀起了一场“浪漫革命”，并且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乡村的情感生活，这一点，已经不同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相关叙述（47）。
但是，我以为，更重要的，仍然是通过这一“爱情故事”的讲述，政治被自然化，它不再是权力的外在的指令，而是内化为个人的情感要求，这一要求又被叙述为是一自然个体的内在期待。因此，在个人被塑造成为政治主体的时候，同时亦被叙述为一种情感主体。而在这一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政治故事”同时也被讲述为一个 “爱情故事”，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