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的开端。

早在“五四”以前几年，中国知识界中就出现了一个思想启蒙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内忧外患交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新的阶级力量有所增强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未能改变从鸦片战争以来逐步形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了国家政权，对内实行独裁统治，阴谋恢复帝制；对外迎合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不断出卖国家主权，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继续进行着他们长期以来已在进行的革命活动，但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联合压制下，屡遭挫折。国内政治局面极为混乱，连“民国”的招牌也有岌岌不可保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逐渐活跃，资产阶级力量有显著增长，无产阶级也随着壮大起来，自发性的罢工不断发生。中国各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起着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变化。在这个形势推动下，接受了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眼看到封建军阀日益倒行逆施，帝国主义又乘间加紧对中国的掠夺，内忧外患，交相煎逼，而旧文化和旧思想又严重地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奔走呼号，致力于新的思想启蒙工作，以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的局面。这个启蒙运动后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传播的条件下，转化成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便是适应这一启蒙运动要求而诞生的一个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当时袁世凯正扮演帝制丑剧，提倡尊孔读经，利用孔子学说作为麻醉人民、拥护帝制的工具。《新青年》一开始就高举反对封建文化的旗帜。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这些主张虽还不够鲜明，但实际上包含了后来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两方面的要求，是号召思想革新的宣言。刊物的主编陈独秀当时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曾陆续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我之爱国主义》等文，攻击专制主义和封建道德，宣传民主政治和“人格独立”。袁世凯称帝的阴谋破产后，代之而起的军阀继续推行祸国殃民的反动政策。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旧派人物大肆鼓吹孔教，甚至主张奉为“国教”，列入“宪法”。这股思想逆流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严重障碍，因而《新青年》在一个时期内猛烈攻击孔子学说，掀起了后来称之为“打倒孔家店”的浪潮。陈独秀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中，认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分离之因缘，三纲五常违背平等人权学说，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定孔教为“国教”违反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原则，主张输入西洋平等人权学说代替孔子之道，也就是说要以资产阶级民主代替封建专制，以资产阶级新道德代替封建旧道德。吴虞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注：两文分别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第3卷第4号。)等文，批判“孝为百行之本”的旧礼教，认为封建的家族制度乃是专制制度的社会根基。当时同样是急进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也加入了这场斗争，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反对把孔教列入“宪法”，指出孔子学说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专制政治之灵魂”，并把反对尊孔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观的批判，说明道德必然随时代而进化。这些抨击封建伦理道德、批判孔子学说的文章，尽管理论上尚有不确切之处，但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打击了长期以来被作为封建制度思想支柱的旧礼教，反映了新起的急进民主派知识分子反对封建旧道德的决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