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手稿为何剩半部？

　　揭秘缘由：《聊斋志异》问世200多年来深受人们喜爱，《画皮》、《聂小倩》等故事家喻户晓。

　　而《聊斋志异》这部手稿的流传和收藏更充满传奇色彩。蒲松龄是山东淄博人，他的手稿为何在辽宁西丰被发现？《聊斋志异》手稿为何只剩下半部？

　　谜团1 《聊斋志异》手稿是怎样被发现的？

　　时光回到1948年1月3日，当时西丰县土改运动全面铺开，时任西丰县政府政务秘书的刘伯涛作为西丰县土改运动的负责人来到了元宝沟检查工作，在农会办公室的炕头上他发现了一堆正准备焚烧的旧书，就是在这堆书籍中，刘伯涛发现了两册破旧残缺的线装手稿。刘伯涛征得农会干部的同意，将书带回县城。刘伯涛发现了《聊斋志异》手稿。

　　1951年春天，《聊斋志异》手稿被秘密转移到东北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图书馆,保存至今。现存的《聊斋志异》手稿是用竹纸抄写，在原书页上衬上宣纸，加衬，然后装裱成金镶玉装，装订后又分为八册。

　　手稿虽然仅有半部，但蒲家后人为保护它所遭受的苦难却一言难尽。

　　谜团2 《聊斋志异》手稿为何来到辽宁？

　　蒲松龄是山东淄博人，他的手稿何以现身辽宁？西丰县志中记载了这样的内容：蒲步瀛,字仙洲,原名英灏。公常谓：淄川留仙为其所自出。留仙是蒲松龄的字号，那么这个自称祖上为淄川留仙先生的蒲英灏会不会就是蒲松龄的后人呢?

　　记者为了探寻究竟，来到山东省淄博市的蒲家庄寻找线索。在蒲家庄至今仍居住着众多蒲松龄的后人，在他们的口中广为流传着蒲松龄这位文学大师的故事。

　　据说蒲松龄小时候十分聪明，书读得很好，但是参加了几次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正是因为几次考试都没能考中，蒲松龄开始独辟蹊径搞起文学创作，他天性耿直，愤世嫉俗，写书时借助谈狐说鬼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揭露社会黑暗面。

　　蒲松龄纪念馆馆长、蒲松龄后人蒲章俊在解释蒲松龄老先生为何没有考中时说出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因为蒲松龄长得丑没考中。不知有何根据。不过，从蒲松龄晚年的画像看，蒲松龄确实不英俊。据说蒲松龄当时对这幅画十分满意，因为它逼真。

　　如今的蒲家庄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处旅游胜地，蒲松龄当年居住的面积狭小的房屋院落也被扩建成了几进几出、庭院错落的纪念馆，而他的后人们也做起了名目繁多的生意。

　　以聊斋命名的饭店老板蒲海啸为了证明自己是正宗的蒲氏后人，特意搬出了很少给人观看的家谱。“这就是我家祖传的祖谱，这是比较珍贵的，一般来说是不会让看的，一共是十卷，第九卷，第十卷，第七卷，我们兄弟几个都在上面，我是老三，章秀，蒲章秀，现在已改名儿了，叫蒲海啸。”

　　记者在家谱的第五卷中发现了蒲英灏的名字:蒲英灏,官印步瀛。这与西丰县志中记载的蒲步瀛,原名英灏正好吻合。那么,蒲英灏和手稿又是怎么来到西丰的呢?

　　史料记载清朝同治年间，山东曾经遭遇大旱，大批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闯关东。就在这滚滚人流中，蒲松龄的七世孙蒲价人携带家属离开家乡来到沈阳。

　　当时的沈阳占卜业比较兴旺，而蒲价人又粗通一些占卜之道，他便在沈阳城里摆了个卦摊儿，以此为生。临终前，蒲价人按照祖上的规矩，把《聊斋志异》手稿传给了大儿子蒲英灏。

    谜团3 《聊斋志异》手稿为何只剩半部？

　　中国古典名著中留下手稿的非常罕见，所以《聊斋志异》手稿非常珍贵。清代著名学士王士祯就曾出重金要收购手稿，结果被蒲松龄断然拒绝。他为此还特意立下了一个苛刻的家规：坚决不准把书转卖给他人。

　　蒲松龄家境很贫困，只留下了小说《聊斋志异》和一卷《聊斋行乐图》的画，他去世后，他的后人也立下了“长支传书，次支传画”的誓约。就这样，书稿一直由长子这一支世代相传。

　　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时蒲英灏正在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的手下担任镶蓝旗统领，依克唐阿知道蒲英灏是蒲松龄的后裔，便向他借阅《聊斋志异》的手稿，蒲英灏无奈之下先借出了半部手稿，在依克唐阿归还后又借出了另一半手稿。没想到的是依克唐阿进京参战，得病死在了北京，紧接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掠夺了大量的财物，依克唐阿所借的半部手稿也从此杳无音讯，它的下落至今还是个没有解开的谜。

　　后来蒲英灏来到西丰县，一直到老。临终前，他斟酌再三，决定把《聊斋志异》的半部手稿传给喜爱诗文书画的小儿子蒲文珊。

　　依据蒲家的誓约，蒲英灏应该将手稿传给长子，但为什么却传给了小儿子蒲文珊呢？这其中还有一段故事：蒲英灏有4个儿子，晚年时，一个儿子趁他外出时将仅存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偷偷卖给了商务印书局，蒲老先生气得浑身哆嗦，他立即带上书款，备些礼物，赶到商务印书局。好话说尽，印书局总算松了口，最终以赔偿损失为名索要了一笔钱了事。正是有了这样一次经历，蒲英灏老先生在选择传人时是煞费苦心，最终不惜违背誓约将手稿传给了喜欢诗文书画，为人聪颖正派的小儿子蒲文珊。

　　谜团4 蒲松龄后人为了守护手稿遭受了怎样的磨难？

　　手稿传到蒲文珊手里的同时，也是这部手稿经历更多磨难的开始。

　　蒲文珊当时是西丰县图书馆馆长，时任奉天图书馆馆长的袁金铠，与蒲文珊商量要借手稿选印。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选印一事暂时搁置下来。直到1933年夏，袁金铠才让人选出《孤谐》、《仇大娘》等24篇胶版影印。

　　袁金铠希望蒲文珊把手稿卖给他，蒲文珊不愿出卖祖上遗墨，一口回绝。他在给袁金铠的信说：“先祖遗墨，仅此稿幸存，虽有欲购者，但贫不卖书，古训昭然，又何忍负先世保存之苦心也……”以此向袁金铠表明了自己决不出卖手稿的态度，蒲文珊也辞去了图书馆馆长的职务，在西丰县医院谋了一份差事。不久后发生的麻醉药丢失案件让蒲文珊经历了牢狱之灾,袁金铠也趁此机会再次向蒲文珊提出了索要手稿的要求。

　　得知蒲文珊入狱的消息，时任西丰县县长的袁庆泽即袁金铠的儿子到监狱看望蒲文珊，委婉地提出只要答应出卖手稿，就可以为蒲文珊早日出狱走动。蒲文珊没有点头。

　　蒲文珊一共有四个孩子，今年已经75岁的大女儿蒲延章至今仍生活在沈阳市万柳塘公园附近的一处普通的居民楼里。对于当年那段历史，老人至今仍是记忆犹新。

　　蒲延章回忆说，“当时父亲盖了一个耳房，把聊斋手稿放在里边，小时候，就觉得那里面有点秘密，不过什么也没找着，我想一定是在那里，既隐蔽而且又适合保存手稿。”